停止侵害是常见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主要适用于保护权利人的财产权、人格权,知识产权作为准物权,停止侵害这一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是权利人遭受侵权后最主要的救济措施之一。知识产权法中所涉及的利益,主要是指围绕知识产品创造者通过智力活动所创造的智力活动成果,即知识产品的生产、传播和使用而产生的利益。由于知识产品的公开性、社会性,这种利益既涉及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私权利益,也涉及国家通过知识产权法而需要实现的社会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法不仅要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私权益,也要契合知识产权法的宗旨,即不只是简单地促进知识的创作,更重要的是促进知识的利用与发展。由于知识产权本身的特性区别于传统物权,若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就适用停止侵害的救济方式,可能会形成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甚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据此,有必要对知识产权领域停止侵害请求权进行限制。学界从各个角度阐述了知识产权限制停止侵害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构建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限制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大体可以归纳为,引入责任规则以强调知识产权遭受侵害后,以停止侵害为一般原则,限制停止侵害为例外;在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时,以保护公共利益和禁止权利滥用为基本原则;各方利益对比通过比例原则的手段加以协调。除理论研究外,国外已有的相关制度可以为构建知识产权停止侵害限制制度提供现实依据。美国禁令否决制度在衡平法的基础上确立了“四要素”检测原则,e Bay案后美国司法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原被告损害对比、替代性补偿措施等考量因素。日本差止请求权与我国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限制制度在性质、作用等方面类似,虽然日本并未直接明确规定差止请求权的限制,但通过在知识产权各专门法中详细规定损害赔偿数额和损害救济手段,从另一角度规范了停止侵害责任的承担。受“停止侵害当然论”的影响,我国大多数司法裁判中,只要认为被告已经构成侵权,就会判决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尽管越来越多人认同对知识产权领域停止侵害请求权有必要进行限制,也出现了少数案例在认定构成侵权时不判决停止侵害,却因缺乏法律依据而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尽管立法和司法上有所突破,但我国目前仍存在法条之间衔接不畅、对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适用条件不明、公共利益概念模糊可能导致滥用、替代性补偿金标准不一的问题。通过研习目前理论学说、我国现行法依据、国外相关制度等内容,可以明确,当知识产权遭到侵害时,以停止侵害为原则,限制停止侵害为例外。另外,在认定构成侵权后,可以通过对当事人之间利益是否失衡、停止侵害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及对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害程度大小、执行可能性及成本,来判断是否需要停止侵害;在不判决停止侵害后确定替代性补偿金时,应当优先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其次可以参照使用许可费以明确替代性补偿金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