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自2018年4月27日《人民陪审员法》正式颁布之后,人民陪审员制度发生了四个重大转变,其中之一的转变即为: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职权由之前的全面参审向只参与审理事实方面转变。我国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的改革,是根据不同合议庭组成类型,在三人合议庭和七人合议庭中将人民陪审员的职权进行区分,其中在三人庭中人民陪审员享有对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权力,他们可以独立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在七人庭中人民陪审员仅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享有表决权,对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不参与表决。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改革使得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的职权配置模式由之前的“同职同权”转变为“同职同权”加“分职分权”的二元混合模式,从此人民陪审员按照不同的合议庭类型行使自己的职权。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职权在合并状态时,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同坐审判席,一起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行使表决权,人民陪审员是民意的代表,他们参与庭审是公民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的体现。但是尽管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可是其陪审价值却显现甚微,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民陪审员都是“陪而不审”,“合而不议”,法庭上仍是法官居强势地位,人民陪审员制度近似虚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实现人民陪审员实质性的参与庭审,我国立法机关将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职权进行改革,通过将其职权进行分离,使得人民陪审员在事实认定方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而促进司法民主的实现。本篇论文主要围绕我国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改革这一主题进行研究,文章主要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选题的意义和国内外的文献综述等等。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职权变化是此次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最显著的一部分,此次改革是在人民陪审员职权改革的试点基础上做出的,因此通过分析国内外学者针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文献,了解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改革的意义和改革的不足。第二部分为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职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在我国西周时期就出现类似陪审制度的“三刺制度”;清末时期英国的陪审制度移植到我国,英美法系中的陪审团职权也被清末时期司法制度中陪审员职权所效仿,但是清末时期效仿西方司法制度的一系列法律草案大都未实施,我国的陪审员职权仅出现在法律草案中;到了大革命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各个根据地大多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健全和发展,人民陪审员的职权包括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也包括对案件的法律适用;建国以后,各项司法制度均得以健全和发展,其中人民陪审员制度也慢慢在司法实践中总结经验一步步发展,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职权包括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发表意见,参与表决。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民陪审员的职权运用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立法机关不得不对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职权进行改革。第三部分为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改革的背景,改革中取得的突破和改革的意义。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给社会各行各业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新的矛盾形式,这些新矛盾形式加快了司法制度改革的步伐。另外人民陪审员职权合并使得陪审员在庭审中往往以法官的意见为准则,自己不愿或不敢发表意见,行使职权。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和改变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的窘境,人民陪审员参审职权的改革迫在眉睫。此次改革将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职权进行分离,即“事实审”和“法律审”分离,在大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仅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对案件的法律适用不享有表决权。第四章为改革后人民陪审员的职权在司法实践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在七人合议庭中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难以区分;在三人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同权不同责”,陪审员的责任追究不明确;法官的指引提示义务加重了审判的负担,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不仅未解决法院“案多人少”的问题,反而加重了法官审判案件的负担。文章的第五章为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的建议,包括合理界定“事实审”与“法律审”,建立人民陪审员责任追究制度和细化各参审程序中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职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