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基于稳定社会秩序和实施“仁政”的需要,宋代统治者对于济贫纾困的“居养”相关制度较为重视,该制度在宋代有了较大发展。但“居养”制度实施中官吏贪墨、监督失位、奉行不力、资金缺乏等问题突出并导致该制度落实不足、惠及有限。而为了保障制度的落实,宋廷采取了诸多法律监督举措。本文认为基于君主赋予具体主体法律监督权而实施法律监督是宋廷行之有效且成本较低的监督方式。而在制度层面,宋代“居养”制度的法律监督依赖宋朝庞大的官僚系统,构建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体系。该法律监督体系有效惩治了部分贪官污吏,维护了“居养”制度的实施。但具有该法律监督权的主体常为制度实施主体,且违法责任的严厉程度不高,导致法律监督威慑力不强、实效有限。将宋代“居养”制度相关的法律监督与当今我国的法律监督对比则得出二者在内涵、主体、程序方面有所不同,并获得相应启示,即明确社会救济保障制度实施问题纳入法律监督体系的路径;加强对落后地区和第三方社会机构的法律监督;加快完善社会救济保障制度的法律监督体系建设。具体结构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宋代“居养”制度的变迁,然后分析了宋廷对该制度实施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居养”制度实施的实效有限以及法律监督是有效且经济的举措。第二章从两个角度出发,重构了“居养”制度的法律监督内容,然后总结了“居养”制度实施的违法责任。就法律监督来说,层级监督分为:中央管理监督、路级监司监督、州县长官监督、政治核心向外监督;环节监督分为事前核验监督、事中落实监督、事后质量监督。就违法责任来说,居养制度的实施官吏和法律监督官吏都有对应的降黜、徒刑等法律责任。第三章对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进行总结并评价。该法律监督具有三个特点:（一）实施和监督职责合于一体;（二）监督主体广泛、监督体系纵横交错;（三）规范性与人治性并存。第四章将宋朝“居养”制度的法律监督与我国当今的情况进行了古今对比并从中总结了相关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