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选取美国印第安裔作家詹姆斯·韦尔奇、路易斯·厄德里克和杰拉德·维兹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小说中塑造的恶作剧者人物形象，探讨他们对当代印第安人生存现状和生存策略的关注和思考。这几位小说家将印第安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恶作剧者原型移植到当代美国社会语境中，在灵活借鉴恶作剧者传统的过程中，展现了不同的写作风格以及各自的文化立场。他们笔下的恶作剧者人物或坚持传统，或善于应对变化和穿越边界，启发双重文化背景下的当代印第安人，利用自己的中介者身份，以恶作剧者的变形、伪装、幽默等策略实现传统的延续，维护部落文化的存续。　　论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绪论首先回顾美国印第安恶作剧者传统，并针对文学创作领域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借鉴，综合论述有关韦尔奇、厄德里克和维兹诺研究现状。最后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以及主要内容。　　第一章将韦尔奇的《血中冬季》和《愚弄克劳人》放置在成长小说和印第安归家叙事双层框架内，分析恶作剧者人物的成长轨迹与部落传统的趋同或背离之间的关系。韦尔奇将黑脚族部落神话人物移植到十九、二十世纪的印第安部落文化生活中。在这两部时代背景完全不同的小说里，主人公、指引其回归传统、实现精神成长的“引路人”和主人公成长路上的伙伴均体现恶作剧者的特征和身份：孤独的流浪者、社群边缘人、喜欢逗笑的小丑和实现部族延续的“文化英雄”等。小说中，恶作剧者人物的精神成长过程取决于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当他们远离部落社群，忽视祖先的文化传统时，他们的成长之路必然受阻；当他们最终回归部落家园、认同族裔传统时，则顺利完成从混沌走向明晰，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韦尔奇对这些恶作剧者人物命运的安排表达了小说家坚守部落传统和价值观念的文化立场。　　第二章以厄德里克的恶作剧者回归小说《痕迹》和《四灵魂》为研究对象，阐释当代印第安人守护部落传统，以玩笑和恶作剧方式生存的策略。厄德里克作品中的恶作剧者人物大多以家庭、社区为依托，以群体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其中主要恶作剧者人物纳纳普什和弗勒，由于时代背景和生存环境的变化，均体现出相应的变化：纳纳普什继续以讲故事方式维系传统文化、讽刺政府虚伪的同化政策。同时，这个倡导保护部落权益的文化英雄也表现出恶作剧者滑稽可笑、愚蠢自负的一面。弗勒则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白人世界，获得了更具优势的双重视角和抵抗策略。她采用恶作剧者的伪装术和变形术颠覆主流话语构建的权力关系结构。小说家以恶作剧者人物的经历表明，部落文化传统依然是当代印第安人生存之根。即使他们获得了在土著世界和白人世界跨界与斡旋的能力，传统、社群与土地仍然是他们获取力量的根本源泉，也是他们回归的方向。　　第三章分析维兹诺的恶作剧者跨界小说：《死寂之声》、《格瑞佛：美国猴王在中国》和《哥伦布后裔》。维兹诺从后现代视角出发，重写穿越时空界限、文化边界和殖民者话语边界的现代印第安恶作剧者的故事。他把恶作剧者放置在现代都市或异国他乡，以戏谑、幽默的手法再现美国土著被殖民的历史，讽刺殖民者虚伪的“昭昭天命”和政府的同化政策。维兹诺塑造的恶作剧者人物颠覆了主流话语为印第安人臆造的悲情受害者形象，逆转所谓印第安人即将消失的悲剧命运。维兹诺对部落历史的喜剧式改写和对文学文本的戏仿，体现作家乐观、开放的文化态度：印第安人不能将自己的身份和传统限定在僵化、静止的过去，也不应止步于文化边界或地域边界之内，而是要借鉴恶作剧者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坚持流动的、非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和文化观。作家倡导面对两个世界的融合能力——坚持传统，但不囿于传统，在主流话语与族裔传统之间寻求平衡，并创造性地转化有可能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韦尔奇、厄德里克和维兹诺三位印第安作家以小说为载体，结合口头叙事传统，如讲故事、部落仪式等，以及神话传说、历史叙事、异质文化中的文学经典文本，共同构建了一个恶作剧者穿行其间的想象空间。他们在塑造恶作剧者人物的过程中展现出部落文化传统与主流文化的双重影响。这些作家在构筑自我身份时处在与白人文化既冲突又依存的关系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具有杂糅身份的恶作剧者。与小说中的恶作剧者人物一样，印第安族裔作家在部落传统文化和现代主流社会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完成创造性的转变，表达了或回归传统、或倡导融合和兼容互补的文化立场与文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