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视听类内容的不断涌现,学界对其“作品”或“制品”属性的判断存在严重分歧。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过程中的学术争议及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也提供了继续探讨视听作品和录像制品二分模式的契机。在二分立法模式之下,独创性不仅是著作权与邻接权的分水岭,亦是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的核心区别所在。随着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的完成,我国继续坚持视听作品-录像制品二分立法模式已成定局。但该模式也面临一系列难题,包括视听作品制度难以实现逻辑自洽,录像制品制度独立价值极易被忽略。视听作品-录像制品二分立法模式在司法适用中也遇到难题,实践中大量出现“同案不同判”问题,主要原因在于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独创性区分标准不统一。需要深入考察并分析我国视听作品著作权立法的发展历程,并结合视听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实践问题,以此为基础提出完善我国视听作品-录像制品二分立法模式的制度方案。视听作品-录像制品二分立法模式以著作权-邻接权二元体制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著作权-邻接权二元体制的诞生极具偶然性与妥协性。传统邻接权制度虽在著作权法中有明确定位,却始终难以在作者权体系下与狭义著作权融为一体。在二元体制之下,著作权与邻接权的价值取向及制度本质截然不同,二者的关系认定也存在不同意见,包括冲突关系、等级关系、平等关系、互补关系等多种观点。二元体制下的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经历了不同的保护历程,明确了各自的定位。二者指向的客体与权利均不相同,核心区别在于独创性。考察域外立法,版权体系国家通常将录像制品统一纳入视听作品予以保护,作者权体系国家则对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加以区分,分别纳入著作权与邻接权进行保护。这是因为版权体系国家立法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侧重对财产利益的保护,其版权体系中通常不设置专门的邻接权。而作者权体系国家重视作者的精神因素和人格属性,作品被视为作者人格的外化。其著作权制度的构建以人身权作为核心内容,邻接权制度则侧重对相关权人经济利益的保护,因此录像制品等内容被排除出著作权的保护范畴。总结域外立法,可以归纳三点有益经验,即在既有立法传统上完善相关法律规定,以明确概念为基础完善视听作品制度及基于立法模式的选择完善独创性标准。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借鉴域外有益经验,或可从三方面对我国视听作品-录像制品二分立法模式的完善提出针对性建议。一是应当完善现有的视听作品制度。明确视听作品的内涵及外延,厘清其他视听作品与其他作品的关系。通过完善现有的视听作品制度,有助于区分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避免司法实践中随意将新型视听类内容认定为“其他视听作品”或“录像制品”的情形。二是突出录像制品邻接权保护的独立价值。在体系化思维下确立录像制品之属性,明确录像制品邻接权保护的内在制约和外在限制。三是完善著作权体系下的独创性标准。坚持独创性标准的逻辑统一原则,细化独创性认定的衡量因素。完善独创性认定切入点的选取,通过拍摄镜头、镜头剪辑和视听特效等对涉案影像进行整体考察。同时需要深化画面与内容二分研究思路,基于连续画面本身判断是否提供保护,对于画面涉及的其他内容,若可从视听类内容中分离,可以考虑给予独立保护。上述方案或可有效回应实践中各类新型视听类内容属性认定困难的问题,从而促进视听作品制度与录像制品制度在各自的领域内充分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