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规模化与集约化是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中国经济越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中国农村的小农户经济正在发生嬗变。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股份公司等新型农业组织越来越多，逐步取代小农户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农业机械、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等新型技术越来越多。新型组织的采用、新兴技术的应用体现了农户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通过规模扩大以寻求利益最大化，是农户在既有约束条件下所作的理性选择，是在传统农业组织的边际上所作的创新行为。由此可见，农户企业家行为是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农户的企业家行为的选择是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后所作的理性选择，而其行为约束包括了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金融。　　那么在我国农村，金融的约束性抑制是否会降低农户的企业家行为，从而阻碍农业规模化发展？本文通过修正的E-Q-J模型，推导出“金融发展—农户企业家行为活跃——农业规模化发展”的传导机制。如果金融体系的运行成本较高，农户获取资金的成本高于其通过融资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所获得的利益，则农户将放弃扩大生产规模的行为选择。此时，存在的金融约束抑制了农户的企业家行为，也阻碍了农业规模化发展。一旦农户企业家行为的融资成本降低，金融约束的抑制效应得以缓解，则将激活农户的企业家行为，从而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发展。　　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湖南七县的调研数据与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在Prboit模型中，湖南七县整体样本中农户的企业家行为的出现与自有财富呈显著关系。这说明农户企业家行为受到了自有财富的约束，金融约束抑制了农户的企业家行为。将七个县样本分别讨论的Probit模型中，在金融约束较轻的地区，农户的企业家行为发生频率较低；在金融约束较重的地区，农户的企业家行为发生频率较低。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湖南七县进行农业规模化排名后发现：在金融约束较轻的地区，农户的企业家行为发生频率较低，农业规模化程度较低；在金融约束较重的地区，农户的企业家行为发生频率较高，农业规模化程度较高。由此，证明了“金融发展—农户企业家行为活跃——农业规模化发展”的传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