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procrastination）是指尽管个体能够预料到有害结果的情况下,仍然自愿将计划做的事情向后推迟的一种行为（Steel,2007）。拖延是一种广泛存在的问题行为,它对人们的学习成绩、工作效率、主观幸福感和身心健康等方面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Balkis&Erdin（?）,2017）。因此,系统探究拖延行为的产生机制并进行拖延干预研究,对于个体生活改善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认为,拖延是一个涉及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不对称决策,且正性结果效用和负性过程效用的斗争决定了个体是否拖延（Shunmin Zhang&Feng,2020）。值得关注的是,个体对拖延任务的正性结果效用和负性过程效用的评估都要依赖于预期想象（Berns et al.,2006）。然而,预期想象如何影响拖延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还不清楚。本研究根据预期想象在任务评估的指向性（任务过程VS.任务结果）和情绪效价（正性VS.负性）的不同,试图建立预期想象的2（情绪效价:正性VS.负性）×2（指向性:任务过程VS.任务结果）模型（简称:预期想象的2×2模型）来系统探究预期想象影响拖延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具体而言,研究一首先从理论角度提出了预期想象的2×2模型,并通过自由建构方法对预期想象的2×2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验证,探究预期想象影响拖延行为的认知机制。研究二则进一步借助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和静息态功能连接（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RSFC）的研究方法,探究预期想象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在研究一中,为探究预期想象影响拖延行为的认知机制,本研究首先提出了预期想象的2（指向性:过程vs结果）×2（情绪效价:正性vs负性）模型来考察预期想象如何影响拖延行为。研究一采用自由建构法（free construction）（Frankort et al.,2012）获取了92名被试关于各自真实拖延任务的预期想象内容,并将这些预期想象内容根据预期想象的2×2模型（包括:正性过程、正性结果、负性过程、负性结果）进行编码,得到预期想象各维度的得分,同时收集了被试对各任务的执行意愿的评分作为拖延行为的指标;然后,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探究各维度与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最后,将预期想象各维度的编码得分作为自变量,执行意愿作为因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和混合线性模型的方法探究了预期想象影响拖延行为的认知机制。结果显示:（1）相关分析表明,“正性过程”和“正性结果”的预期想象得分与执行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而“负性过程”和“负性结果”的预期想象得分则与执行意愿呈负相关;（2）进一步的逐步回归分析和混合线性模型均表明,在控制年龄、性别、预期想象能力得分以及预期想象总数量之后,只有“正性结果”和“负性过程”的预期想象两个维度能预测执行意愿,而且两者结合能够对于拖延行为（执行意愿）进行最优的预测。这些说明,预期想象的2×2模型能够较为完善描述拖延行为中预期想象的种类,而且主要是通过“正性结果”和“负性过程”的两类预期想象来影响拖延行为。在研究一的基础上,研究二重点探究了“正性结果”和“负性过程”两种预期想象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首先采用VBM的方法考察了“正性结果”和“负性过程”两种预期想象的大脑结构基础;然后,基于“正性结果”和“负性过程”两种预期想象的大脑结构基础（相关脑区作为种子点）,采用RSFC的方法构建这两类预期想象密切相关的大脑静息态功能连接;最后,通过结构方程建模探究“正性结果”和“负性过程”两种预期想象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通路。结果显示:（1）VBM分析发现,“正性结果”预期想象与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的灰质体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负性过程”预期想象则与右侧海马（right hippocampus）的灰质体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RSFC结果表明,DLPFC与右额下回（right inferior frontal gyrus,IFG）和左侧楔前叶（left precuneus）的功能连接分别与“正性结果”预期想象呈显著正相关,而海马与左侧脑岛（left insula）的功能连接与“负性过程”预期想象呈显著正相关。（3）整合RSFC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预期想象主要通过认知控制通路（DLPFC-IFG、DLPFC-Precuneus）和情绪加工通路（Hippocampus-Insula）两条神经通路交互共同对拖延行为产生影响。由此,研究二发现,预期想象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认知控制（DLPFC-IFG、DLPFC-Precuneus）和自下而上的情绪加工通路（Hippocampus-Insula）两条通路相互作用来影响拖延决策,揭示了预期想象影响拖延的认知神经机制。综合而言,本研究发现:（1）预期想象的2×2模型能够较为全面描述了预期想象种类,并且主要是通过“正性结果”和“负性过程”两种预期想象来影响拖延行为,结合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预期想象影响拖延行为的认知机制。（2）“正性结果”预期想象密切相关的脑区为左侧DLPFC,DLPFC-IFG、DLPFC-Precuneus的功能连接则从大脑静息态表征了“正性结果”预期想象;右侧海马是“负性过程”预期想象的核心大脑结构基础,Hippocampus-Insula的功能连接则是“负性过程”预期想象的静息态表征。（3）结构方程模型则从整合角度发现,预期想象主要通过认知控制通路（DLPFC-IFG、DLPFC-Precuneus）和情绪加工通路（Hippocampus-Insula）两条神经通路交互共同对拖延行为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预期想象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总之,本研究提出了预期想象的2×2模型并揭示了预期想象影响拖延行为的认知机制,并采用大脑结构态和静息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明了预期想象影响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这对于理解预期想象影响拖延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同时也为通过预期想象训练干预拖延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