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托南·阿尔托主动借鉴了东方戏剧的表演经验,提出了残酷戏剧理论。他尝试将“残酷”带向残废无力的生活,为人们提供了创作戏剧及认识生活的新视角。阿尔托提倡戏剧应当是“残酷”的,这种“残酷”指戏剧中的严酷性、直接性与纯粹性。残酷戏剧着力表现了生的欲望、宇宙的严峻以及无法改变的必然性,由此力证戏剧不再是对生活的摹仿,而是对生活世界的重建、对观演双方的精神状态的更新。残酷戏剧的戏剧理论及实践强调了丰富的身体语汇与全新的观演关系。阿尔托虽只接触过两次东方戏剧,却敏锐捕捉到其独特的表现力,对东方戏剧中内在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学”观念进行了全新解读。残酷戏剧提倡创造“诗意”空间,这一空间观念是身体在场、符号语言和戏剧同谋这三个舞台元素的极度凝聚,使戏剧成为一种自我精神解放的“仪式”。残酷戏剧的戏剧理论及实践显现了阿尔托所具有的划界意义,即“阿尔托之前”与“阿尔托之后”。“阿尔托之后”相关戏剧尝试的多样性恰恰表明:阿尔托其实是问题的提出者,西方戏剧在残酷戏剧理论的启示下进行着新探索。其中,荒诞剧与仪式剧作为“阿尔托之后”的代表性戏剧样式,分别在瓦解语言、借助符号等方面对残酷戏剧作出了发展,在加强演员身体训练等方面进行了更正。残酷戏剧的戏剧理论及实践内蕴着阿尔托与东方戏剧的对话性。其中,阿尔托虽未真正地借鉴巴厘戏剧身体表演技巧,但提出了“总体戏剧”的概念。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戏曲在“身”、“语”、“域”三个层面与残酷戏剧形成差异:戏曲表演充分发挥了基于演员行当童子功练就的唱、念、做、打之上的极其复杂化的审美表现性,要求演员与观众保持间离状态;而在残酷戏剧中,演员未经有效的身体训练,表演语言也较为贫乏,观演双方最终在残酷阴冷的“仪式”氛围中融为一体。总之,阿尔托的戏剧美学思想挑战了以摹仿说为基础的西方传统戏剧,颠覆了镜框式舞台营造的幻觉剧场模式。作为一种开创性的戏剧理论、一种革新性的文化观与生活观,残酷戏剧已经远远超越了戏剧演出的具体实践这一狭窄范畴。当然,残酷戏剧也有其局限性,即缺乏有效的演员身体训练,缺少丰富的戏剧主题,缺失观众的主动参与,以及尚未形成清晰的审美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