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成为了热点话题。习总书记指出,简政放权既要放,也要接,不能任其“自由落体”,需要政府管的事还是要管。转变政府职能才是简政放权的关键,不是政府管的事就放还给市场和社会,该是政府管的事依然要管好。简政放权能切实为企业带来绩效的改善是坚持推进简政放权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基础,政府放权意愿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简政放权的效果并进而影响企业绩效水平。因此研究政府放权意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影响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政府放权问题,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了政府干预的动机、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掠夺”效应和“扶持”效应,以及政府干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解决措施,也有文献认为政府干预会加剧企业的代理问题。同时大多文献认为代理问题会引起公司非效率投资并损害公司价值。但是将非效率投资作为中介研究政府干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文献较少,本文的研究完善了这一逻辑链条,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文使用的非效率投资水平指标是利用Richardson投资效率模型测算出来的,此外,本文还应用了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效率投资在政府放权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应用了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进一步研究了公司最终控制人的股权性质在上述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放权意愿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非效率投资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不完全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一方面,政府放权意愿的提高可以通过减轻企业承担的额外政策负担直接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另一方面,非效率投资可以作为一个中介参与到政府放权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影响过程中。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股权性质对上述过程有调节作用。公司为国有企业能够提高以非效率投资为中介的政府放权意愿对公司绩效的正向效应。区别于已有的对政府干预和公司绩效的研究,本文以非效率投资的研究视角,实证分析了非效率投资在政府放权意愿影响公司绩效水平过程中的中介作用,还分析了公司性质在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本文使关于政府干预或政府放权意愿、投资效率和公司业绩的研究文献更加丰富,且补充了前人研究的逻辑链条。在实践上,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改革、加强公司治理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