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出口一直没能得出一致结论。通过引入二元边际的分析视角,结合中国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影响机理,本文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影响的国别效应。为了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本文构建了2008-2015年涵盖144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通过K均值聚类法将整体样本分为发达经济体、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三个子样本。为了解决OFDI和出口、出口和东道国GDP的双向因果关系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内生解释变量的合理的滞后期为工具变量,使用两步系统动态GMM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以下结论:其一,从整体样本而言,在2008-2015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初始投资的方式既能够带动中国出口沿单一方向量的增长,也能够带动中国出口产品种类增长引致的出口额增长,对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多元化具有促进作用;而中国企业对海外子公司的继续投资虽然能够带动中国出口沿单一方向量的增长,但对于出口产品多元化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其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具有显著的国别差异。首先,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初始投资既能够单一的促进出口量的增长,又能够带动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有利于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多元化,与总样本回归结论相同;但对发达经济体的继续投资虽然能够促进中国出口单一的量的增长,却对出口产品的多元化具有抑制效应。其次,中国向资源丰裕类国家的初始投资能够通过带动母国生产设备等产品的出口而带动出口二元边际的增长;而向资源丰裕类国家的继续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效应甚微。再次,中国向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通过初始投资还是继续投资的方式进行投资扩张,均能够带动向这些国家出口的增长,不仅能够带动出口沿单一量上的增长,而且有利于出口产品种类的扩张。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四方面的政策建议为中国制定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别政策提供可能的参考。其一,整体加强OFDI政策引导,继续鼓励对外投资;其二,注重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结构调整,提升出口增长稳定性;其三,加大对资源丰裕类国家投资力度,提高资源类产品研发能力;其四,积极发展对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改善外部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