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是显生宙以来最大的一次生物大灭绝，导致约95%的海洋物种、70%陆地物种灭绝或消失，是古、中生代之交的重大地史转折时期以及各种稀有重大事件的集聚期，使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生态危机后的生物复苏的速度和机制成为地学界长期探讨的热点之一。在该时期，豫西地区发育了一套典型的陆相河流—湖泊沉积，其中发育了大量微生物成因构造和遗迹化石。对这套陆相地层及相关生物成因构造的研究，无论对二叠纪—三叠纪之交陆相生态环境演变及生物复苏，以及地球微生物—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的协同演化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微生物成因构造主要发育在前寒武纪及显生宙的一些特殊的时期或特殊的环境中。它是生物大灭绝后陆相生态系统崩溃和环境压力的主要生物沉积标志。豫西荥阳崔庙、济源方山、宜阳李沟、登封白坪和巩义窑岭5个典型剖面的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孙家沟组和刘家沟组发育了大量的微生物成因构造以及其他相关沉积构造，包括席生长构造、席破坏构造和席腐烂构造3大类和25小类微生物成因构造。微生物成因构造和紫红色岩层、多层砾岩和钙质结核等为基础的沉积构造，具有化石稀少单调、气候炎热和土壤系统严重退化等特征，反映了二叠纪末大灭绝后一种典型的陆相灾后生态系统。这些微生物成因构造在研究区陆相地层的大量发育主要受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事件、巨型季风、适宜的沉积环境和物源的供应等4个因素的影响，并且是一种特殊的灾后沉积构造，有重要的环境指示意义。
　　遗迹化石，不仅可以反映造迹生物的形态学、习性学和古生态学信息，对重建古生态、古环境和古地理，诠释生命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有重大意义。豫西地区孙家沟组未发现遗迹化石，刘家沟组有2属3种，和尚沟组发育6属13种，油坊庄组有8属15种。从早三叠世刘家沟组到中三叠世油房庄组，遗迹化石扰动指数、遗迹分异度、丰度逐渐增高，潜穴直径逐渐加大、阶层逐渐加深、习性类型渐趋复杂化。到中三叠世油房庄组，遗迹化石已经恢复到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前的状态。这些遗迹化石的发育整体上受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极端的气候、沉积物的供应和沉积环境等因素的控制，而沉积环境为最主要的控制因素。
　　研究区微生物成因构造和后生动物扰动构造（遗迹化石）在纵向剖面上有明显的变化规律。微生物成因构造从孙家沟组的出现，到刘家沟组的增多后开始减少，直至和尚沟组消失；而后生动物扰动构造从孙家沟组的缺失、到刘家沟组的出现，和尚沟组的增多，直至中三叠世油房庄组达到最多。二者的发育在剖面上呈现彼此消长的现象，表明豫西研究区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微生物成因构造与后生动物扰动构造（遗迹化石）在整体生态演替上具有耦合变化关系。
　　对扰动生物造迹行为的分析可以帮助理解底栖生物生态空间占据特征及演化规律。研究表明，研究区后生动物扰动构造在纵向的演化以及生态空间扩张可分为6个演化阶段：孙家沟期无扰动构造阶段、刘家沟期生态空间扩张萌芽阶段、和尚沟期早期生态空间扩张初期阶段、和尚沟期中期生态空间扩张早期阶段、和尚沟期晚期生态空间扩张中期阶段和油房庄期生态空间扩张稳定期阶段，反映了后生动物在二叠纪末灾变事件后的逐步增多和生态的复苏。
　　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后沉积底质的演变与微生物席与后生动物扰动构造的耦合变化密切相关。豫西研究区存在6种沉积底质：席底、零星生物扰动席底、零星生物扰动混合底、弱生物扰动混合底、中等生物扰动混合底和强生物扰动混合底。从席底逐步演化过渡到强生物扰动混合底，其演化发展与扰动动物导致的生态空间扩张基本同步，表明灾变事件后生态系统的逐渐复苏。根据登封白坪剖面遗迹化石与微生物席的共生关系以及其特殊的古遗迹学、古生态学和埋藏学特征，本文提出了2种灾后事件与微生物席底有关的底栖后生动物生活方式：滤食生活方式和席下矿工生活方式，反映了灾变事件之后陆相底栖生物复苏早期微生物与后生动物的相互作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