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与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现代性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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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自其在西方诞生之日起,就云遮雾绕,歧义纷呈,特别是在文学和社会学领域更是百般纷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根源,莫不在于现代社会的多元发展和现代生活的多样变化,给人们提供了驰骋己见的好材料罢了。而文学和社会学沉于其表象,将现代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性状作为自己的表现符号,自是精彩异常,难以自己。然推本溯源,现代之所以区别前现代成为现代,却不在于现代杂多的性状,而在于人的改变以及由之而引起的社会调整。
  西方人的人的改变和社会的调整源于近代的两次大的运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解放了人和人性,开启了人的自觉之门。自我觉醒的人,自然想努力挣脱上帝神的羁跸,走向了独立和自由。结果致使人们不再关注终极关怀,专注形下的世界。这种倾向不断地发展,终至现代性内在的灵肉之间矛盾丛生。启蒙运动则是理性的世界和主宰。文艺复兴运动人们还只是现实的要求和追逐着物质世界的欲望满足,而启蒙运动更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并在实践中证明了物质的能量。科学技术及其现实化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却使过分化的科学和资本成为人的异化之本,人们自己创造的科学和资本反过来统治了人。这一现代性悖论却是启蒙思想家万万没有想到的。西方这两次大的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发现和发展。第一次是古希腊艺术和思想的发现冲击了久已麻木的人和人性,是自然的人性及欲望得以复活和呈现。第二次是科学技术的新的发现和发明,如哥白尼和牛顿的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社会生活。从此以后,科学技术及其在现实中所显示出来的巨大经济力量,推动着西方世界走向现代。
  具体来说,人的觉醒表现在知、行、欲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中的知即人的知性,又表现出主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科学主义的行为方法;行即人的行为,又表现出个人行为的自由和社会行为的民主;欲即人的欲望,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如此,整个西方近代发展史就是主体主义、科学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资本经济这五大方面的发展、壮大,其特出者,终至走向了人的反面,从而带来了人的价值世界、信仰世界、心灵世界、道德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危机。关于它们发展和变化,在第一章的开始有相当详细的解说和图示。因此,整个现代性就是这五个方面的发展反动和内在的分合离间,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状和特征,是价值世界和工具世界的失衡和后者的一枝独秀说造成的。现代性还在其初显乖谬之时,就已经引起了西方先进思想家们的警惕和批判。其中卢梭和浪漫主义者就是反现代性的面目出现,他们揭示出科学的发展所导致的人和社会道德的下降。然而他们的批评并没有改变科学的单向发展,反而随着它的发展而更加恶劣。于是,西方思想们分成两派:其中一派从理性的角度反思现代性的问题,它们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大流派。自由主义在坚持理性的前提下,也同时肯定宗教信仰的价值意义;社会主义者则主张将理性贯彻到底,以科学的信仰来替代宗教的信仰;保守主义重视传统价值和宗教的作用,主张以宗教和传统的价值观念来约束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另一派则溢出理性而走向非理性,对科学理性的批判一以贯之。他们认为科学理性是对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伤害。因此,他们一方面高举生命意志来对抗理性的强权,重写生命的尊严;一方面又向东方思想寻求智慧,希望以东方古老的道德价值来救治西方现代的病症。
  由于现代性的根源主要体现在主体主义、科学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资本经济这五个方面,因此,对于这五个方面的探讨就是论文的一个重点。主体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将主体和非主体进行区分,这是近代个体觉醒后的一个显著标志。人随着个体将自己外在的非自己性加以分离,个体的逐渐发展成为超越他者而享有特殊地位的主体。主体形成后,启蒙思想家及其其后的思想家对于它进一步加强,主体便无孔不入,将这个世界看成了它的产物,因它而存在,于是主体就转化为主体主义。主体主义的唯我独尊式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彻底破坏了主体和非主体、存在者与主体性之间的联系,这种破坏对于强调自然、社会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性的文化是致命的打击。科学从中世纪的宗教中挣脱出来以后,在其现实化和具体化中,随着其给社会和人类所带来的巨大物质利益,日趋强大,因而它就试图僭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代替宗教成为新的信仰,成为科学主义。然而因其固有的理性偏执、此岸的追求和自身的明证性,使其难以承担起心灵守护的重任,终于没法成为全知全能的上帝神,成为新的信仰。尽管如此,对于信仰世界的破坏却是有目共睹的。自由一直都是人类的渴求,然而由于人是社会的人,社会的存在规约着人不可能成为完全自由的人,可以说,彻底自由的人在人类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近代以来随着主体发展成为主体主义,个体也随之发展成为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必然会对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道德传统产生极大的冲击,引起人类心灵和社会的紧张和扭曲,从而给个体和社会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那么彻底的自由有没有呢?说:有。它在人类的心灵和精神世界是存在的,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有过大量的资源和论述。但是,科学主义却又使它在现代成为不可能的奢望,这就是现代性的理论和表征。民主的大发展是个人对于社会生活的反应,由于个体的壮大和自由的发展,必然希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拥有更大的权益,于是,古老的民主被人们重新想起。然而现代民主不同于古代的两大表现在于:为了适应现代国家的形式,直接民主被间接性的代议制民主所取代,平民式的参与式的民主被知识化的精英式的民主取代。这样,代议制必然带来制度规范的刚性化,人性化遭到破坏,产生制度异化;知识化的民主必然带来知识的权威及其所导致的人的人的隔阂和陌生,产生知识的异化。制度和知识的权威于是乎彻底代替了传统的家庭权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被割断,情感世界再次被遗弃。资本经济的作用更是现代社会的决定性的力量,他的发展所导致的劳动异化,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结构模式。“经济人”的越位,是整个现代社会变化的决定力量,彻底打破了文化的决定性,将文化无安全边缘化。
  现代性的这些表征,是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优势的一面,亦是其缺陷的一面。他们的内在矛盾性,发展到激烈之时,便是对现代社会破坏最大之日,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现代新儒家正诞生在现代性百弊丛生和中国社会艰难的现代转型时期,因此他们显然不会接受西方的现代性的转化之路,但是,他们亦不能拒斥现代化之路,因为它是中国现代和强盛之路。现代新儒家对于西方的现代性反应方式,是将儒家的传统价值和西方现代优势的工具理性结合起来,建构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来。
  现代新儒家首先对于西方现代性和儒家传统的价值作了深入地研究,他们提出了儒家理性主义的理想,认为儒家的理性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而是包含了情感因素,是理智和情感的统一。他们批判了科学主义的危害,认为用儒家的理性主义来替代科学主义既能避免科学的工具偏执,又能弥补传统儒家的道德固执,而关键就在于在坚持儒家道德价值的前提下大力借鉴西方现代化的工具理性。为此,现代新儒家不仅扩大了传统儒家的范围,大力提倡儒墨道法的传统价值,并在这些传统文化中找寻现代科学民主自由的元素,使之与现代西方的科学经济民主自由接轨。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从两方学习而来的科学经济民主自由在中国有生产的土壤,我们传统中自有的元素加上现代元素,自然而然,中国便能够生长出现代文明出来,从而达到理论上的体用合一。这也是现代新儒家自认的与“中体西用”不同之所在,前者是融合之后的舒展,后者是调和之后的内在紧张。同时,有鉴于现代性的信仰缺失,现代新儒家注重信仰元素,强调信仰对于人生和社会的价值。在这方面他们也受到西方现代非理性的影响。
  在对现代性和传统都有了深刻的认识并构思出因应之道之后,现代新儒家身体力行,力图培育出中国式的现代性来。他们中有的沉入理论上的玄思和建构,有的则是思想着的行动者,理论和行动并重,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产生极大的影响。现代的转化首先是人的转化,因此,现代新儒家非常注重现代新人的培育。新人的培育主要注重在个体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在这方面,现代新儒家认为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所缺乏的,因而他们认为应全力借鉴了西方主体性和自由思想,因为这两种思想是个体独立人格的基础。在中国现代性培育的指导思想上,他们则主张将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价值结合起来,表现在方法的结合上,即分析的演绎和直观的把握相结合;在现代教育和学术研究相结合。在社会制度的安排上,分为两派:思想着的行动派和学院派。前者以梁漱溟为代表,主张以乡村建设来培育民主的精神和社会氛围,他们不但有了理论,而且直接下乡从事乡村的建设,后来又参与宪政运动;后者则以冯友兰、熊十力和贺麟为代表,重在民主理论的建构和民主精神的宣扬上。对于现代社会经济建设,他们都主张发展现代的工业和商业经济,但在具体施行道路和方法上,现代新儒家的主张则各有不同。他们有的希望以农业的发展促进工业的进步,有的以为工业化是中国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有的主张儒工、儒商、儒农协调发展。更为主要的是,现代新儒家非常重视信仰的护持和培养。他们从儒家理性主义出发,希望在现代社会中以建立起非宗教的信仰。如梁漱溟就主张以道德代替宗教,冯友兰以哲学代宗教,贺麟更是主张自然的信仰观。总之,现代新儒家以自己对于现代的理解,来着手培育中国的现代性,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当时乃至现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有着可资参考的养素。
  在文章的结构上,主要以中国现代性的培育为中心,以现代性的主要表征来串联起论文的主要章节,在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及社会活动中展开。导言部分主要是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提出,对于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特别是对研究对象的群体做出划分。第一章探讨现代性的由来,提出现代性的五大基本精神。第二章探讨这五大精神在西方现代性的发展中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形态,以及它们的辩证的多元发展历程。第三章探讨现代新儒家对于现代性这五大基本精神的新儒家式认识,包括它们的优缺点,从而创造性的发展出中国式的现代性过程,该章主要讨论的是现代新儒家对于现代性的认知和儒家式的创造。接下来的第四章就是讨论现代新儒家的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努力用儒家资源培育出中国的现代性出来,即他们在认知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精神之后,培育出中国的现代性出来,使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全文基本上是以现代性的五大基本精神为中心来串联全文,从而探索现代新儒家对于中国现代性培育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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