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形成了思想各异的儒学流派,他们之间互相论辩、争鸣,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和繁荣。事功学派就诞生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永康的陈亮和永嘉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尽管陈亮与三位永嘉学者又分属于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但他们都以倡导务实事、求实功的事功思想在南宋学术界独树一帜,因而统称其为事功学派。本文选择这一学派的伦理思想为研究对象,以理学一派的伦理思想为参照,透过他们之间的分歧、论争,来阐述事功伦理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特色、哲学基础、基本内容、实践诉求以及历史命运,最后通过与边沁功利主义的对比分析进一步彰显事功伦理的理论特质。本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事功学派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和理论特色。首先,南宋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商业的繁荣和儒学复兴的文化大环境直接刺激了事功学派的产生。政治方面,南宋朝廷为应对金人的侵扰,解决财政危机,不得不增加赋税,导致百姓负担过重,民生凋敝,农义起义不断,政权岌岌可危;经济上,由于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南沿海的商业和海上贸易发展迅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态势;文化上,儒学复兴运动中形成的理学将儒家的心性之学提高到了新水平,同时也遮蔽了儒学固有的务实精神,日益走向空疏。其次,事功学派不太注重师承授受,陈亮在学术上看似没有明确的师承,属于自学成才,但实际上在陈亮求学道路上受到当时许多学者的提携和指点。永嘉事功派的师承比较明晰,薛季宣将永嘉之学从理学的传播者转向事功之学,对永嘉事功派有开创之功,陈傅良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叶适则集其大成;在理论渊源上,事功学者立足现实,不仅从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中寻找理论根据,对于隋代大儒王通和北宋诸儒的思想也多有汲取。再次,事功学派的理论特色主要表现为现实品性、批判精神和学理的料豪。立事求功的思想宗旨和事功学者的政治实践使事功之学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对于理学空疏之风的批评,特别是陈亮与朱熹的论战体现了事功之学的批判精神,也正是在理学的映照下,显现出事功学派在学理上较为粗豪的特点,这在陈亮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当然,所谓“粗豪”只是相对于理学而言的。
　　第二章剖析了事功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在道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上,事功学者都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道在事中,不能于事物之外求道,道不远人,不能离开人而空谈道,道常不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道;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事功学派批判了理学的历史退步论,认为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向前发展、前后相继的过程,后代必定胜过前代。在品评历史时,事功学派也不赞成理学以三代的道德标准来裁制历史的道德本位论,提倡以历史为本位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无疑是合理的,但是,事功学者过于推崇贤君明相的历史作用,从而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在人性论问题上,事功学派肯定人的自然情欲的合理性,反对抑情灭欲,主张将自然之人性与社会之人性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人性。叶适反对以善恶论人性,特别强调后天之“习”的重要性,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孔子“性近习远”说的回归。
　　第三章选择了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辨”为切入点,阐述了事功伦理的基本观点及其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伦理思想之间的分歧。陈亮与朱熹的论辩主要围绕着王霸、义利、理想人格等问题展开,在王道与霸道的关系上,朱熹继承孟子的“尊王抑霸”论,强化了王道与霸道的对立,推崇三代的王道,批评汉唐为霸道。陈亮同样尊崇王道,但并不完全否定霸道,对汉高祖、唐太宗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力图将王道与霸道统一起来。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辨与王霸之辨是结合在一起的,陈亮、叶适等人倡导崇义养利、以利合义的义利观,将利纳入到道德评价中来,实现义利统一、动机与效果统一;朱熹继承孟子的重义轻利论,强调以义制利,坚持一切行为必须从“义”的动机出发的唯动机论。陈亮与朱熹在王霸、义利问题上的论争体现了道德与事功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两派的思想都没有超出儒家思想的范围,其分歧的实质是致思路向的差异,朱熹由道论事,陈亮则主张以事求道。这种分歧体现在实践层面上,便转化为“成人”还是“成儒”的问题,陈亮以能够建功立业的“英雄”为理想人格,朱熹则希望他在心性修养方面多用力,以“醇儒”的标准自律。事功学派与理学的理论分歧还体现在对待经学与史学的态度上,这两派都重视经学,叶适在系统研究儒家经书的基础上批判了理学的道统说。对史学的态度,两家有所不同:朱熹重经轻史,事功学派则主张经即史、经史并重。当然,事功学者在经学与史学研究,上用力也有所不同,陈亮偏重于以史事言事功,永嘉事功派则注重以经制言事功。
　　第四章透过事功学派在发展经济、抗金复土和培养人才等方面的一些具体主张,进一步阐明事功学派的伦理思想。在农商关系上,事功学派批评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主张农商并重。受浙东地区浓厚的商业氛围影响,事功学者对商业尤为重视,他们不仅呼吁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享有参政入仕的平等机会,还反对财富分配的平均主义,要求对富人给予保护。在抗金问题上,基于“夏尊夷卑”的夷夏观,事功学派都力主抗金,反对与金议和。至于策略选择,他们都反对盲目对金用兵,主张解决冗兵问题,积蓄力量,备定而后战。陈亮还主张充分利用“中国”所受之天地“正气”来驱逐夷狄之“邪气”,争取抗金斗争的胜利。然而,由于主战派官员、将领长期受打压,能承担起抗金重任的人才少之又少,于是,事功学派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人才培养和选拔问题上,主张以仁、智、勇并重作为人才标准,遵循“内外交相成”的人才培养之道,同时改革科举制中的不合理之处,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第五章通过事功学派的兴衰,探寻事功伦理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其衰落的原因,并进一步思考事功伦理的现代转化问题。永康和永嘉事功派在各自的代表人物陈亮、叶适之后便走向衰落,永康学派与吕祖谦的婺学合流,永嘉学派则分为三支:一支转向朱熹的性命之学,一支继承了永嘉经制之学,一支发展了文字之学,蜕变为永嘉文派。分析其衰落的原因,既与朱熹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和政治气候改变有关,也有事功学派传承乏力、内部不团结、思想不统一等方面的原因。虽然事功学派衰落了,但事功伦理并未销声匿迹,明清之际和清木民初经世思想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事功伦理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这两个时期的经世思想家大都对陈亮、叶适等事功学者表示赞赏,对其事功伦理思想也有许多肯定和阐发。事功伦理虽然兴于南宋,命运坎坷,却无法磨灭这一理论的光辉,在现实条件下,分析事功伦理的兴衰得失,仍然可以为提供有益的启示。首先,事功学派的事功伦理与朱熹的德性伦理同属于儒家伦理范畴,代表了儒家精神的两个方面,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其次,从整体上看,事功学派主要活跃于浙东地区,是一个地域性较强的学派。它所倡导的唯实求变精神和重利富民思想对浙东文化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今日温州商人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再次,马克斯·韦伯曾有儒家伦理阻抑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断,但是,事功伦理与商品经济之间的契合关系似乎证伪了韦伯的这一观点,也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考如何实现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化,使之服务于现实经济建设提供了思想启迪。
　　第六章考察了中国语境中的“事功”和“功利”概念的源流,并对事功与功利、事功伦理与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区分了“事功”、“功利”和“utility”三个概念的不同内涵,进而凸显出事功伦理的理论特质。“事功”和“功利”概念分别由“事”、“功”、“利”三个语词组合而成,其伦理内涵差别不大,经常可以互用。但如果详加比较,二者也存在细微的差别,事功学派对“事功”概念的理解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立功立事”,以务实事,求实功为要务,偏重于强调“事”;“功利”概念则更为重视“利”的获取。从感情色彩上看,日常语境中的“功利”一词往往带有贬义,“事功”则更为中性一些。这一差别可以从朱熹对陈亮的批评中察见,朱熹批评陈亮的学说为“功利之说”,没有使用“事功”这一语词。本文最后分析了“utility”的涵义和译法,并对事功伦理和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对比,指出了二者在理论渊源、思想旨趣和历史命运等方面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