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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4年进入孙玉文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上古至中古主之谓结构研究》。
对这个题目的兴趣可追溯到本科時。当时受陆俭明老师的影响，我很崇拜朱德熙先生，读了很多他的论著，尤其喜欢他讨论名物化和关于自指与转指的文章，他对各种不同意义上的“名物化”概念的离析，逻辑清晰，立论明快；他用自指、转指、句法提取等理论对汉语相关现象的梳理，贯穿今古，严谨周密，令我大开眼界。这建立起我对指称化问题的初步印象。
读硕士时，确定将汉语语法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系里很多老师对指称化问题都有进一步的探讨，很多在这一时期发表出来。郭锐老师的博士论文《现代汉语词类研究》2002年出版，里面为指称化现象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后出转精，胜义纷呈；宋绍年老师对古汉语的指称化现象用力甚深，有很精辟的意见，在“《马氏文通》研读”课上曾充分地讨论，这都加深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硕导邵永海师当时刚完成博士论文，文中对《韩非子》主之谓结构的描写细腻周到，个别例句的推敲细致入微，并往往由此引出新颖的见解，让我见识到细节的力量；文章对主之谓结构的话题功能的讨论，也让我认识到需要从语用语篇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
进入博士阶段，孙老师并未急着让我确定论文选题。他要求我全面地打好基本功，音韵方面要自己动手制作《广韵》韵图，系联《诗经》韵脚字；训诂方面要标点《十三经注疏》，要读《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这些是大家常说的“笨功夫”，相对于学一点时髦的理论而言，既枯燥，又见效慢。我有时向孙老师抱怨，他并不多做解释，回应就是简单的两个字：“要看。”且常常叫我去聊天，耳提面命，令我不敢懈怠。不过时间一长，也渐渐体会到了其中的乐趣，知道了笨功夫得来的东西更切实。这对后来博士论文写作时的例句推敲工作大有裨益。
在博士一年级的“汉语语法史专题”课上，我做了一次关于主之谓结构的课堂报告，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前人的意见，发现争议很大；且初步地接触了一下语言事实，有了一些模糊的想法，觉得这个题目似乎可以做出些东西来，也许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但也有些担心，因为这是一个老题目了，很多前辈学者都曾花费心力，自己能有多少创新，不太有把握。二年级下学期要确定论文题目了，我去跟孙老师商量，他意外地非常支持。他说，做的人多，争议大，说明值得做；当然也说明这是块硬骨头，但是做研究就是要敢扎硬寨打硬仗，这才锻炼人；不要迷信前辈学者，只要更全面更细致地分析材料，提炼出规律，文章必有价值。有了他的鼓励我就下定了决心，并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通过后，开始搜集分析语料的工作。我本着“更全面更细致”的原则，选取了二十几部上古中古文献，将其中疑似主之谓结构的例句全部提取出来，逐个分析其功能、语义，确定其性质；对于比较特殊的例句，将其全部排列出来，核对版本，查阅注释，从句法、语义和语用诸角度反复推敲其特点，归纳类别，说明性质；按时间先后将所考察的文献排队，观察不同时期的变化，细大不捐，梳理变化脉络；对分析有争议的例句，更强调放到上古汉语语法系统中观察，强调分析的可验证性。由此果然发现了很多前人忽略或言之不详的现象，渐渐地将一些看似一团乱麻的现象理出了头绪，在主之谓结构的界定、性质和历时演变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材料的初步分析大概做了大半年的时间，2007年6月开始了论文的正式撰写。到10月，开始每周修改出一章请孙老师审阅。孙老师几乎都是第二天就给出意见，从文章的结构到具体例句的分析、个别字句的表达都有确切的指导。还着重指出两个问题：一是看前人的著作不够仔细，有忽略误解处；二是阐述自己观点不够耐心，常常行文过简，让人不易看懂。有些观点他不完全同意，但若我坚持己见，且言之成理，他也就尊重我的意见。这样到11月底完成了初稿。12月预答辩顺利通过，之后又稍作修改，2008年6月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并没有多少夺人眼球的地方，若说有点可取之处，主要得益于长期以来老师们的熏陶，得益于孙老师下笨功夫细功夫的教诲。
写作过程中还有几件事至今印象深刻，值得说说。
论文开题后，我曾随孙老师、邵老师到何乐士先生家拜访，并留下开题报告请她指教。何先生当时大病初愈，身体很虚弱，但很快看完打电话给我，详细地谈了她的看法，对文中的一些新的角度非常赞赏，也直言指出了文中的几处疏漏。之后又两次打电话关心我的写作状况，给我热情的鼓励，欢迎我有问题时与她讨论。但论文初稿完成时，何先生已不幸病逝，再欲请益已无门，思之不禁泫然。
论文对我的很多老师的观点都有所质疑，包括宋绍年老师、刘子瑜老师和邵永海师，他们前后参加了我的论文开题、预答辩、答辩，对此完全不以为忤，对有创见的地方真诚地称赞，对不能同意的地方也只是平和的讨论，展现了真正的学者风度。
那段时间我常去孙老师家跟他交流，孙老师当时已经完成了他的《变调构词考辨》初稿，正在录入电脑，案头摆着《考辨》的手稿，近200万字，写在八开的稿纸上，字体工工整整，一笔不苟。论文写作时语料的搜集、分析和统计大多是很枯燥的工作，常常让人有偷点懒糊弄一下的想法，这时想到孙老师的手稿，顿觉惭愧，就咬咬牙继续做下去。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对这个题目的兴趣可追溯到本科時。当时受陆俭明老师的影响，我很崇拜朱德熙先生，读了很多他的论著，尤其喜欢他讨论名物化和关于自指与转指的文章，他对各种不同意义上的“名物化”概念的离析，逻辑清晰，立论明快；他用自指、转指、句法提取等理论对汉语相关现象的梳理，贯穿今古，严谨周密，令我大开眼界。这建立起我对指称化问题的初步印象。
读硕士时，确定将汉语语法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系里很多老师对指称化问题都有进一步的探讨，很多在这一时期发表出来。郭锐老师的博士论文《现代汉语词类研究》2002年出版，里面为指称化现象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后出转精，胜义纷呈；宋绍年老师对古汉语的指称化现象用力甚深，有很精辟的意见，在“《马氏文通》研读”课上曾充分地讨论，这都加深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硕导邵永海师当时刚完成博士论文，文中对《韩非子》主之谓结构的描写细腻周到，个别例句的推敲细致入微，并往往由此引出新颖的见解，让我见识到细节的力量；文章对主之谓结构的话题功能的讨论，也让我认识到需要从语用语篇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
进入博士阶段，孙老师并未急着让我确定论文选题。他要求我全面地打好基本功，音韵方面要自己动手制作《广韵》韵图，系联《诗经》韵脚字；训诂方面要标点《十三经注疏》，要读《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这些是大家常说的“笨功夫”，相对于学一点时髦的理论而言，既枯燥，又见效慢。我有时向孙老师抱怨，他并不多做解释，回应就是简单的两个字：“要看。”且常常叫我去聊天，耳提面命，令我不敢懈怠。不过时间一长，也渐渐体会到了其中的乐趣，知道了笨功夫得来的东西更切实。这对后来博士论文写作时的例句推敲工作大有裨益。
在博士一年级的“汉语语法史专题”课上，我做了一次关于主之谓结构的课堂报告，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前人的意见，发现争议很大；且初步地接触了一下语言事实，有了一些模糊的想法，觉得这个题目似乎可以做出些东西来，也许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但也有些担心，因为这是一个老题目了，很多前辈学者都曾花费心力，自己能有多少创新，不太有把握。二年级下学期要确定论文题目了，我去跟孙老师商量，他意外地非常支持。他说，做的人多，争议大，说明值得做；当然也说明这是块硬骨头，但是做研究就是要敢扎硬寨打硬仗，这才锻炼人；不要迷信前辈学者，只要更全面更细致地分析材料，提炼出规律，文章必有价值。有了他的鼓励我就下定了决心，并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通过后，开始搜集分析语料的工作。我本着“更全面更细致”的原则，选取了二十几部上古中古文献，将其中疑似主之谓结构的例句全部提取出来，逐个分析其功能、语义，确定其性质；对于比较特殊的例句，将其全部排列出来，核对版本，查阅注释，从句法、语义和语用诸角度反复推敲其特点，归纳类别，说明性质；按时间先后将所考察的文献排队，观察不同时期的变化，细大不捐，梳理变化脉络；对分析有争议的例句，更强调放到上古汉语语法系统中观察，强调分析的可验证性。由此果然发现了很多前人忽略或言之不详的现象，渐渐地将一些看似一团乱麻的现象理出了头绪，在主之谓结构的界定、性质和历时演变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材料的初步分析大概做了大半年的时间，2007年6月开始了论文的正式撰写。到10月，开始每周修改出一章请孙老师审阅。孙老师几乎都是第二天就给出意见，从文章的结构到具体例句的分析、个别字句的表达都有确切的指导。还着重指出两个问题：一是看前人的著作不够仔细，有忽略误解处；二是阐述自己观点不够耐心，常常行文过简，让人不易看懂。有些观点他不完全同意，但若我坚持己见，且言之成理，他也就尊重我的意见。这样到11月底完成了初稿。12月预答辩顺利通过，之后又稍作修改，2008年6月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并没有多少夺人眼球的地方，若说有点可取之处，主要得益于长期以来老师们的熏陶，得益于孙老师下笨功夫细功夫的教诲。
写作过程中还有几件事至今印象深刻，值得说说。
论文开题后，我曾随孙老师、邵老师到何乐士先生家拜访，并留下开题报告请她指教。何先生当时大病初愈，身体很虚弱，但很快看完打电话给我，详细地谈了她的看法，对文中的一些新的角度非常赞赏，也直言指出了文中的几处疏漏。之后又两次打电话关心我的写作状况，给我热情的鼓励，欢迎我有问题时与她讨论。但论文初稿完成时，何先生已不幸病逝，再欲请益已无门，思之不禁泫然。
论文对我的很多老师的观点都有所质疑，包括宋绍年老师、刘子瑜老师和邵永海师，他们前后参加了我的论文开题、预答辩、答辩，对此完全不以为忤，对有创见的地方真诚地称赞，对不能同意的地方也只是平和的讨论，展现了真正的学者风度。
那段时间我常去孙老师家跟他交流，孙老师当时已经完成了他的《变调构词考辨》初稿，正在录入电脑，案头摆着《考辨》的手稿，近200万字，写在八开的稿纸上，字体工工整整，一笔不苟。论文写作时语料的搜集、分析和统计大多是很枯燥的工作，常常让人有偷点懒糊弄一下的想法，这时想到孙老师的手稿，顿觉惭愧，就咬咬牙继续做下去。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