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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因素，世界上什么事都是人干出来的。但是，人是有差别的，不同品质的人干事的结果就不一样。一般而言，好人干好事，坏人干坏事，尤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大事，必须由好人来负责。儒家认为，这样的好人就是圣人和君子。圣人的要求很高，一般人很难做到，儒家理想而现实的人格实际是君子。《中庸》论及天之道、地之道、至诚之道和圣人之道，而谈得最多的却是君子之道。实施中庸之道所依托的主体是君子，治国、平天下所承载的主体也是君子。
《中庸》最后一章不吝篇幅地赞誉君子;《中庸》一书很少引用《诗经》，而最后一章几乎都在引用《诗经》来夸奖君子，从而描绘了一副完美的君子形象。这就是君子内敛低调，“《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诗经》说，身穿锦绣衣服，外面再穿一件麻布罩衫，这是厌恶锦衣的花纹过于显著。因而“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意指君子之道，表面暗淡而日益彰明;小人之道，外表鲜明而日益消亡。具体是“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君子内省不疚，“《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诗经》说，虽然潜伏在水底，但也被看得清清楚楚。因而“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君子慎独诚信，“《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诗经》说，看你独自在室内的时候，是不是能做到无愧于心。因而“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君子庄重肃穆，“《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诗经》说，祭祀时心中默默祈祷，此时肃穆无言没有争执。因而“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钺”。君子治平天下，“《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诗经》说，大大弘扬天子的德行，诸侯们都会来效法。因而“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君子温和亲切，“《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诗经》说，我怀念文王的美德，他从不厉声厉色。因而孔子强调“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君子德行臻于化境，润物无声，“《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诗经》说，德行犹如鸿毛。犹如鸿毛，还是有行迹可比。《诗经》又说，上天化生万物，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这才是最高的境界啊！
在《中庸》看来，君子之道是修身。这是因为君子品格是通过修身塑造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如果生来就具备君子品格，那就是圣人了。《中庸》反复提及性、道与教的差异，意味着圣人得性得道，是生而知之;一般人是学而知之，教化而成，“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意思是，由真诚而自然明白道理，这叫做天性;由明白道理而后做到真诚，这叫人为的教育。真诚就会自然明白道理，明白道理后，也就会做到真诚。一般人通过修身，也能发挥像圣人一样的作用。“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意思是，一般人致力于某一个善端，也就能做到真诚。做到真诚就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会逐渐显著，显著了就会发扬光大，发扬光大就会感动他人，感动他人就会引起转变，引起转变就能化育万物。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能化育万物。《中庸》认为，修身要从家庭开始，进而知人、知天，“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所谓知人、知天，“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如何质诸鬼神、以俟圣人呢？“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意思是，君子治理天下应该以自身的德行为根本，并从民众那里得到论证，考查夏、商、周三代先王的制度，而没有违背的地方;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自然;质证于鬼神，而没有疑问;等到百世以后，圣人出现也不会产生疑惑。《中庸》指出，修身的本质是道德修养，是践行仁义礼智信，“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修身还要践行忠恕，“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在《中庸》看来，君子之道是坚守中庸，这是君子与小人的差异所在，“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坚守中庸，无论明理还是践行，都要无过无不及。“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坚守中庸，就要向圣贤学习，学圣是学习虞舜，执两用中，“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意思是，舜可以说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吧！他喜欢向人请教问题，又善于从人们浅近平常的话语中分析其含义，不宣扬别人的恶言恶行，只表彰别人的嘉言善行，根据过与不及两端的情况，采纳中庸之道来治理百姓，这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吧。学贤是学习颜回，绝不放弃中庸之道，“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坚守中庸，就要做真正的强者。《中庸》记载，子路问什么是坚强。孔子回答，有南方之强，“宽柔以教，不报无道”，意指用宽厚柔和的精神去教育人，人家对我蛮横无礼我也不报复;有北方之强，“衽金革，死而不厌”，意指枕着兵器铠甲睡觉，即使死也在所不惜。在孔子看来，南方之强似有不及，北方之强似已过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意思是，真正的强者是和顺而不随波逐流;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国家政治清明，不改变志向;国家政治黑暗，能坚持操守至死不变。坚守中庸，就是不做怪诞之事，“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不半途而废，“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不为名利所困扰，“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意思是，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隐遁在世间，一生不被人知道，也绝不后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
在《中庸》看来，君子之道是安贫乐道，这是孔子赞赏的人格，“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孔子并不反对富贵，只是要求取之有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对于那些用非正当手段取得的财富和尊贵，孔子掷地有声地宣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庸》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素位而行”的观点，“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意思是，君子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的事，不羡慕这以外的任何事情。任何人来到世上，都会遇到许多既定的前提和先天的条件，或高贵或贫贱，或生于中原或生于夷狄，或顺境或逆境，这是个人无法改变的存在。君子的选择是先承认现状，适应现状，然后等待机遇去改变现状，主要改变不利和不顺的现状，“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中庸》认为，君子安于现状，要严于律己，不怨天尤人，“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是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意思是，君子安于现状来等待天命，小人却铤而走险以图获得非分的东西。《中庸》引用孔子的言论强调，君子对于自己的处境尤其是困境，不会从外部寻找原因，而是从自身寻找原因，“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君子立身处世就像射箭一样，如果没有射中靶子，就要回过头来寻找自身技艺的缺陷问题。
（选自《国学要义》，中华书局）
《中庸》最后一章不吝篇幅地赞誉君子;《中庸》一书很少引用《诗经》，而最后一章几乎都在引用《诗经》来夸奖君子，从而描绘了一副完美的君子形象。这就是君子内敛低调，“《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诗经》说，身穿锦绣衣服，外面再穿一件麻布罩衫，这是厌恶锦衣的花纹过于显著。因而“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意指君子之道，表面暗淡而日益彰明;小人之道，外表鲜明而日益消亡。具体是“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君子内省不疚，“《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诗经》说，虽然潜伏在水底，但也被看得清清楚楚。因而“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君子慎独诚信，“《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诗经》说，看你独自在室内的时候，是不是能做到无愧于心。因而“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君子庄重肃穆，“《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诗经》说，祭祀时心中默默祈祷，此时肃穆无言没有争执。因而“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钺”。君子治平天下，“《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诗经》说，大大弘扬天子的德行，诸侯们都会来效法。因而“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君子温和亲切，“《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诗经》说，我怀念文王的美德，他从不厉声厉色。因而孔子强调“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君子德行臻于化境，润物无声，“《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诗经》说，德行犹如鸿毛。犹如鸿毛，还是有行迹可比。《诗经》又说，上天化生万物，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这才是最高的境界啊！
在《中庸》看来，君子之道是修身。这是因为君子品格是通过修身塑造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如果生来就具备君子品格，那就是圣人了。《中庸》反复提及性、道与教的差异，意味着圣人得性得道，是生而知之;一般人是学而知之，教化而成，“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意思是，由真诚而自然明白道理，这叫做天性;由明白道理而后做到真诚，这叫人为的教育。真诚就会自然明白道理，明白道理后，也就会做到真诚。一般人通过修身，也能发挥像圣人一样的作用。“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意思是，一般人致力于某一个善端，也就能做到真诚。做到真诚就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会逐渐显著，显著了就会发扬光大，发扬光大就会感动他人，感动他人就会引起转变，引起转变就能化育万物。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能化育万物。《中庸》认为，修身要从家庭开始，进而知人、知天，“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所谓知人、知天，“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如何质诸鬼神、以俟圣人呢？“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意思是，君子治理天下应该以自身的德行为根本，并从民众那里得到论证，考查夏、商、周三代先王的制度，而没有违背的地方;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自然;质证于鬼神，而没有疑问;等到百世以后，圣人出现也不会产生疑惑。《中庸》指出，修身的本质是道德修养，是践行仁义礼智信，“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修身还要践行忠恕，“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在《中庸》看来，君子之道是坚守中庸，这是君子与小人的差异所在，“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坚守中庸，无论明理还是践行，都要无过无不及。“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坚守中庸，就要向圣贤学习，学圣是学习虞舜，执两用中，“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意思是，舜可以说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吧！他喜欢向人请教问题，又善于从人们浅近平常的话语中分析其含义，不宣扬别人的恶言恶行，只表彰别人的嘉言善行，根据过与不及两端的情况，采纳中庸之道来治理百姓，这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吧。学贤是学习颜回，绝不放弃中庸之道，“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坚守中庸，就要做真正的强者。《中庸》记载，子路问什么是坚强。孔子回答，有南方之强，“宽柔以教，不报无道”，意指用宽厚柔和的精神去教育人，人家对我蛮横无礼我也不报复;有北方之强，“衽金革，死而不厌”，意指枕着兵器铠甲睡觉，即使死也在所不惜。在孔子看来，南方之强似有不及，北方之强似已过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意思是，真正的强者是和顺而不随波逐流;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国家政治清明，不改变志向;国家政治黑暗，能坚持操守至死不变。坚守中庸，就是不做怪诞之事，“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不半途而废，“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不为名利所困扰，“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意思是，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隐遁在世间，一生不被人知道，也绝不后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
在《中庸》看来，君子之道是安贫乐道，这是孔子赞赏的人格，“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孔子并不反对富贵，只是要求取之有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对于那些用非正当手段取得的财富和尊贵，孔子掷地有声地宣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庸》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素位而行”的观点，“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意思是，君子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的事，不羡慕这以外的任何事情。任何人来到世上，都会遇到许多既定的前提和先天的条件，或高贵或贫贱，或生于中原或生于夷狄，或顺境或逆境，这是个人无法改变的存在。君子的选择是先承认现状，适应现状，然后等待机遇去改变现状，主要改变不利和不顺的现状，“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中庸》认为，君子安于现状，要严于律己，不怨天尤人，“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是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意思是，君子安于现状来等待天命，小人却铤而走险以图获得非分的东西。《中庸》引用孔子的言论强调，君子对于自己的处境尤其是困境，不会从外部寻找原因，而是从自身寻找原因，“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君子立身处世就像射箭一样，如果没有射中靶子，就要回过头来寻找自身技艺的缺陷问题。
（选自《国学要义》，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