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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抓住其精气神。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气神是什么？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智慧、善规良范和民族精神。智慧包括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方法、谋略等，善规良范包括美德、良法、气节、公平正义等，中华民族精神表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文化精气神与文化现象不同，文化现象指的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器物、社会制度、行为习惯、文化符号等;而文化精气神是文化现象中所蕴含的基本理念、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基本价值、基本精神等。文化精气神是文化现象的内涵，文化现象是文化精气神的表现。
下面我们本着“见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旨趣，谈谈中华传统文化系统中的精气神。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动态稳定的整体统一观，这种观念使中国人能够以变化的眼光、中和的态度，较全面地看待周围事物，并善于处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视域中，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种整体思维模式之下，中华文化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恢宏广大、生生不息、不断流变的宇宙图景，中国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宇宙图景下健动不已。惠施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庄子·天下》）陆九渊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陆九渊集》卷二十二）宇宙广大无边，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宇宙万物变动不居，生生不息。中国古代哲学曾用“道”“一”“太极”来表征宇宙的整体性存在状态。在这样的宇宙观念之下，局部性的存在都与整体宇宙相联结，也只有放在天地宇宙的整体视域中把握才能透显其真相。同理，局部性的问题也必须具有整体性的思维才能真正解决。所以，中国哲学强调，要培养从局部洞悉整体的能力和从整体鸟瞰局部的能力，只有达到“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的状态，才能真正地切入整体世界。这就是中国智慧的特征。
在整体统一的思维模式下，中华传统文化既强调以人为本，又追求天人和谐。中华文化以人本主义为特征，这与西方文化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西方文化以“二希文化”为源头，所谓“二希文化”指的是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给西方带来了宗教信仰的神学维度，它强调神的存在和神的创化作用，认为经由虔诚的信仰能够触摸世界的真相。古希腊罗马文化给西方带来了科学理性主义传统，它重视对自然世界的探究，经由人类的理性，把握外部世界的规律。中华文化既不单纯关注外部客观世界，也与西方文化的神本主义传统相区分，它以人为中心建立自己的理论。中华文化的人本主义确立了人在天地自然之间的中心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為贵，“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东汉·仲长统《昌言》），强调人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对和谐状态的追求是中华文化的另一特色，这同样与西方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西方文化注重对立与斗争，而中华文化更注重协调与统一。中华传统文化对和谐的追求总的来说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既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又追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前者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命题之中，讲求天与人之间、天的运行规则与人的行为规范之间、主观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契合与沟通。而后者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则是在“中庸”理念的指导下，以“礼”为规范性要求，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的理想和谐境界为追求目标。
在整体统一的思维模式下，中华传统文化强调效法天地之德，提倡人们学习上天健动不已的精神，即便遭遇困苦挫折，也要不屈不挠;学习大地厚重广阔的胸怀，孜孜于修身立德，这样才能承载万物。正如《周易》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理想人格塑造方面，中华传统文化既倡导自强不息，又注重厚德载物。明清之际的大学问家王夫之指出，“不懈于动”是社会的基本运行准则和个人的基本行动准则。颜元也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明确指出刚健进取是成就个人、强大家国的重要方式，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惰怠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刚健进取并不是提倡盲动，也不是提倡行为上走极端，不偏不倚、中正之道仍然是刚健行为的基本原则。《易传》提醒我们：“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刚健进取的目标是实现“仁道”，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君子以仁道精神在个人生命与社会有机体中的现实呈现为己任，持之以恒，终身以之。刚健进取的人生状态体现在不间断地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说，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论语·述而》），只不过“学而不厌”（《论语·述而》）而已。他还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在学习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道德实践，最终积善成圣。刚健进取的社会人生呈现的状态是日新不已，就如《礼记·大学》所描述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在健动不已的文化生态氛围中，传统的历史观虽然有复古的喧嚣，但历史进化论仍然占据主流，主张今胜于古，并认为历史的进步不是自动生成的，而要通过革旧布新来完成。在所有流派中，法家最看重变革在推动历史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商鞅明确指出治国以变革为本，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的治国理念。变革的基本原则是因时因事制宜，“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防止固执僵化、因循守旧。凡是打着“先王之政”的旗号拒绝革新的，都是惰政，如韩非所言：“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五蠹》）变革没有任何禁区，无论是法律制度、礼乐规范，还是衣服器械，均可因时制宜。《淮南子》中就提到过类似的观点：“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论训》）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 中华传统文化强调道德人格的建构与完善，特别是儒家文化以崇德为精要。儒家对理想人格的所谓“内圣”设定，即以广义的仁爱精神为内容，具体的道德规范有很多，包括仁、义、礼、智、信、恭、宽、敏、惠、孝、悌等。这些道德规范成为为人处事的重要准则、人格评判的主要依据、政权兴衰的关键因素。中华传统文化虽然也有人性本恶或者人性不善不恶的论点，但对人性善的坚持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要求人们通过“忠恕之道”“克己复礼”等方式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也主要体现在道德人本主义观念之中，这种思想认为，人的价值建立在道德境界的提升以及和谐的社会家庭关系之中。儒家认为社会家庭关系的基本方面可概括为“五伦”，指的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夫妻关系，《礼记·礼运》中说，“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慈、孝、良、悌、义、仁、忠等构成五伦关系的道德准则，是做人的根本。
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以德治国一直是治国理政的主流观念，即便是法家也并不提倡单纯地实行法治。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商鞅明确指出，圣君“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心之续也”（《商君书·靳令》），认为通过法律鼓励或者惩治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推動社会实现仁德的理想。西汉董仲舒将这种治国之道精确地概括为“德主刑辅”，这个思想延续到清朝而从未断绝。但是，换一个角度，传统中国也从来没有实行过单纯的以德治国，还要通过治世的良法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给予调整，以此维护统治，完成国家职能，整顿社会秩序，实现良好的社会控制。北宋政治家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王安石《周公》，《宋文鉴》卷九六）
长期以来，中国提倡良法善治，所谓良法应当具备以下特征：一是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这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立法传统。古代“法”字写作“灋”，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解释说，“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体现了立法者对社会公正的维护。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有着深厚宗法特质的中国古代社会不可能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法律对公平的呼吁与追求仍然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意义。二是要与社会现实状况相符合。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说“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心度》），明确指出法律是规范社会关系、调节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如果法律与现实国情、社情、民情不相吻合，就很难有治世之功。当然，法律条文并非多多益善。春秋时期的老子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法律过多往往会导致无法执行到位，这样反而会削弱统治者的威望，最终导致人们蔑视、反感法律，从而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甚至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
不论怎么说，中华文化的“魂”和精气神都体现在每个中国人鲜活的生命中，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智慧人格，有通天地变化之道、明人事成败之要的姜子牙，有审时度势、韬光养晦的西伯姬昌，有明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周公，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张良，有胸怀天下、多谋善断的诸葛亮……以上诸公秉大仁之心，为大义之行，表现出了经天纬地的创造才能！
中国历史上也从来不缺道德人格。文天祥在《正气歌》中一一列举，予以盛赞：“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有正气凛然、秉笔直书的齐晋两国太史，有赤胆忠心的苏武，有宁死不降、拼死抵抗的严将军和嵇侍中，有品格高洁的管宁，有壮怀激烈的张睢阳、颜常山、祖逖、段秀实，有鞠躬尽瘁的诸葛孔明……这博大刚正的浩然正气千古永存！
中国历史上也从来不缺自然人格，把自然人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魏晋士人，有雪夜访戴、“造门不前而返”，“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世说新语·任诞》）的王子猷;有面对强敌泰然自若的风流宰相谢安;有痴迷书法、醉心山水、坦腹东床的王羲之;有在山川田园间安顿身心、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他们均呈现出潇洒飘逸、风流倜傥的壮美人格！
总之，不论时空如何运转，岁月如何更迭，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气神都永远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
（选自《传统文化与治国理政》，中华书局、齐鲁书社）
文化精气神与文化现象不同，文化现象指的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器物、社会制度、行为习惯、文化符号等;而文化精气神是文化现象中所蕴含的基本理念、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基本价值、基本精神等。文化精气神是文化现象的内涵，文化现象是文化精气神的表现。
下面我们本着“见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旨趣，谈谈中华传统文化系统中的精气神。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动态稳定的整体统一观，这种观念使中国人能够以变化的眼光、中和的态度，较全面地看待周围事物，并善于处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视域中，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种整体思维模式之下，中华文化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恢宏广大、生生不息、不断流变的宇宙图景，中国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宇宙图景下健动不已。惠施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庄子·天下》）陆九渊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陆九渊集》卷二十二）宇宙广大无边，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宇宙万物变动不居，生生不息。中国古代哲学曾用“道”“一”“太极”来表征宇宙的整体性存在状态。在这样的宇宙观念之下，局部性的存在都与整体宇宙相联结，也只有放在天地宇宙的整体视域中把握才能透显其真相。同理，局部性的问题也必须具有整体性的思维才能真正解决。所以，中国哲学强调，要培养从局部洞悉整体的能力和从整体鸟瞰局部的能力，只有达到“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陆九渊集》卷三十五）的状态，才能真正地切入整体世界。这就是中国智慧的特征。
在整体统一的思维模式下，中华传统文化既强调以人为本，又追求天人和谐。中华文化以人本主义为特征，这与西方文化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西方文化以“二希文化”为源头，所谓“二希文化”指的是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给西方带来了宗教信仰的神学维度，它强调神的存在和神的创化作用，认为经由虔诚的信仰能够触摸世界的真相。古希腊罗马文化给西方带来了科学理性主义传统，它重视对自然世界的探究，经由人类的理性，把握外部世界的规律。中华文化既不单纯关注外部客观世界，也与西方文化的神本主义传统相区分，它以人为中心建立自己的理论。中华文化的人本主义确立了人在天地自然之间的中心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為贵，“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东汉·仲长统《昌言》），强调人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对和谐状态的追求是中华文化的另一特色，这同样与西方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西方文化注重对立与斗争，而中华文化更注重协调与统一。中华传统文化对和谐的追求总的来说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既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又追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前者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命题之中，讲求天与人之间、天的运行规则与人的行为规范之间、主观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契合与沟通。而后者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则是在“中庸”理念的指导下，以“礼”为规范性要求，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的理想和谐境界为追求目标。
在整体统一的思维模式下，中华传统文化强调效法天地之德，提倡人们学习上天健动不已的精神，即便遭遇困苦挫折，也要不屈不挠;学习大地厚重广阔的胸怀，孜孜于修身立德，这样才能承载万物。正如《周易》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理想人格塑造方面，中华传统文化既倡导自强不息，又注重厚德载物。明清之际的大学问家王夫之指出，“不懈于动”是社会的基本运行准则和个人的基本行动准则。颜元也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明确指出刚健进取是成就个人、强大家国的重要方式，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惰怠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刚健进取并不是提倡盲动，也不是提倡行为上走极端，不偏不倚、中正之道仍然是刚健行为的基本原则。《易传》提醒我们：“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刚健进取的目标是实现“仁道”，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君子以仁道精神在个人生命与社会有机体中的现实呈现为己任，持之以恒，终身以之。刚健进取的人生状态体现在不间断地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说，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论语·述而》），只不过“学而不厌”（《论语·述而》）而已。他还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在学习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道德实践，最终积善成圣。刚健进取的社会人生呈现的状态是日新不已，就如《礼记·大学》所描述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在健动不已的文化生态氛围中，传统的历史观虽然有复古的喧嚣，但历史进化论仍然占据主流，主张今胜于古，并认为历史的进步不是自动生成的，而要通过革旧布新来完成。在所有流派中，法家最看重变革在推动历史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商鞅明确指出治国以变革为本，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的治国理念。变革的基本原则是因时因事制宜，“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防止固执僵化、因循守旧。凡是打着“先王之政”的旗号拒绝革新的，都是惰政，如韩非所言：“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五蠹》）变革没有任何禁区，无论是法律制度、礼乐规范，还是衣服器械，均可因时制宜。《淮南子》中就提到过类似的观点：“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论训》）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 中华传统文化强调道德人格的建构与完善，特别是儒家文化以崇德为精要。儒家对理想人格的所谓“内圣”设定，即以广义的仁爱精神为内容，具体的道德规范有很多，包括仁、义、礼、智、信、恭、宽、敏、惠、孝、悌等。这些道德规范成为为人处事的重要准则、人格评判的主要依据、政权兴衰的关键因素。中华传统文化虽然也有人性本恶或者人性不善不恶的论点，但对人性善的坚持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要求人们通过“忠恕之道”“克己复礼”等方式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也主要体现在道德人本主义观念之中，这种思想认为，人的价值建立在道德境界的提升以及和谐的社会家庭关系之中。儒家认为社会家庭关系的基本方面可概括为“五伦”，指的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夫妻关系，《礼记·礼运》中说，“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慈、孝、良、悌、义、仁、忠等构成五伦关系的道德准则，是做人的根本。
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以德治国一直是治国理政的主流观念，即便是法家也并不提倡单纯地实行法治。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商鞅明确指出，圣君“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心之续也”（《商君书·靳令》），认为通过法律鼓励或者惩治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推動社会实现仁德的理想。西汉董仲舒将这种治国之道精确地概括为“德主刑辅”，这个思想延续到清朝而从未断绝。但是，换一个角度，传统中国也从来没有实行过单纯的以德治国，还要通过治世的良法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给予调整，以此维护统治，完成国家职能，整顿社会秩序，实现良好的社会控制。北宋政治家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王安石《周公》，《宋文鉴》卷九六）
长期以来，中国提倡良法善治，所谓良法应当具备以下特征：一是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这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立法传统。古代“法”字写作“灋”，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解释说，“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体现了立法者对社会公正的维护。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有着深厚宗法特质的中国古代社会不可能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法律对公平的呼吁与追求仍然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意义。二是要与社会现实状况相符合。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说“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心度》），明确指出法律是规范社会关系、调节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如果法律与现实国情、社情、民情不相吻合，就很难有治世之功。当然，法律条文并非多多益善。春秋时期的老子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法律过多往往会导致无法执行到位，这样反而会削弱统治者的威望，最终导致人们蔑视、反感法律，从而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甚至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
不论怎么说，中华文化的“魂”和精气神都体现在每个中国人鲜活的生命中，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智慧人格，有通天地变化之道、明人事成败之要的姜子牙，有审时度势、韬光养晦的西伯姬昌，有明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周公，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张良，有胸怀天下、多谋善断的诸葛亮……以上诸公秉大仁之心，为大义之行，表现出了经天纬地的创造才能！
中国历史上也从来不缺道德人格。文天祥在《正气歌》中一一列举，予以盛赞：“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有正气凛然、秉笔直书的齐晋两国太史，有赤胆忠心的苏武，有宁死不降、拼死抵抗的严将军和嵇侍中，有品格高洁的管宁，有壮怀激烈的张睢阳、颜常山、祖逖、段秀实，有鞠躬尽瘁的诸葛孔明……这博大刚正的浩然正气千古永存！
中国历史上也从来不缺自然人格，把自然人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魏晋士人，有雪夜访戴、“造门不前而返”，“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世说新语·任诞》）的王子猷;有面对强敌泰然自若的风流宰相谢安;有痴迷书法、醉心山水、坦腹东床的王羲之;有在山川田园间安顿身心、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他们均呈现出潇洒飘逸、风流倜傥的壮美人格！
总之，不论时空如何运转，岁月如何更迭，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气神都永远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
（选自《传统文化与治国理政》，中华书局、齐鲁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