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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企业家、慈善家们不再把自己看作传统的捐赠者，而是社会投资者。他们正在推动一股用商业和资本的方法来解决人类重大难题的社会变革—埃利奥特显然也已加入其中
当初拒绝加入家族企业管理的埃利奥特·当纳利（Elliott II Donnelley）改变了主意。他如今周游列国，指点慈善，都可追溯到他决心参与家族投资事业那一天。
北京，北京
埃利奥特决定到北京去。
这个想法一经植入，就好似藤蔓生长，紧紧纠缠着他。
“我决定放弃在国会山的工作，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位。我把它让给了一个朋友，对他说，我想去中国。”
那是1989年，埃利奥特刚从耶鲁大学毕业不久。
“我曾和一个当时来自中国的学生聊天。我问她，我能做什么？她说，如果你不去，说再多也没用，但是如果你去了，或许还能帮上那个国家一些。”
大学期间，埃利奥特是校赛艇队的主力，1986年一次受伤休养期间，他学习了中文。1987年夏天，他去了一趟台湾。1988年，他又随校赛艇队来了一趟中国大陆。回到美国投入国会山的工作之后，他开始想更多关于中国的事情。
“领导叫我别去，其他人也认为不安全。”
埃利奥特的父亲大卫·当纳利（David E. Donnelley）则对他说，21岁之前你是我的儿子，21岁之后你依然是我的儿子，可你已经成年了，你来问我的意见，我会像对另一个大人那样告诉你我的意见是什么，但是再也不会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你自己做决定，决定错了就吸取教训。
这其实是当纳利家族的传统之一。多年以前，埃利奥特的祖父埃利奥特一世（Elliott I Donnelley）也曾对大卫说过同样一番话。1988年，大卫卖掉了成功经营13年的公司，到旧金山北部县城索诺马的一所公立高中当老师，食用从简，租房而居。时至今日，他已执教二十多年，但是鲜有学生知道他来自芝加哥豪门当纳利家族—该家族第一代开创的印刷事业，传承已经150年，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印刷集团，至今仍在世界500强之列。
埃利奥特是当纳利家族的第五代成员。1989年8月，他买了一张单程机票，从美国飞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中国大陆。他决定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大一的英语老师。这一年，他不过23岁。
“飞机很空，机场也很空，那个时候很少人来，大多数人选择离开。”一位耶鲁大学的同学从机场接了埃利奥特后，带他去北京大学买了一辆二手“飞鸽”自行车。他们沿着海淀大街骑行而下，埃利奥特发现，“几乎每个街角都站着士兵，四处的气氛仍然很紧张。”
在学校，他和一些学生聊天，尽管这些学生的年纪并不比他小多少，但却都表现得“非常受伤和失落”。“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我当时就想，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振作起来、开心起来，对世界怀抱积极的心态。”
在家族回馈社会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埃利奥特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就一直给贫困人家的孩子义务补习功课，积累了不少“和学生打交道的经验”。上课时，为了活跃气氛，身高一米九四的他甚至会出人意料地一跃跳到讲台上。他带学生们看电影、野餐、打篮球、过情人节、万圣节、圣诞节，给他们讲所有美国的、英国的文化，为他们从美国募捐来一大批英语原版书……
就在他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书的同时，当纳利集团也正在中国拓展业务。有一天，他的伯父找到他，让他参与到家族企业中国业务的管理中。他拒绝了。“当时我确实想要在家族之外做一番事业，哪怕日后还得回去打理家族企业，我也想在那之前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别样的经历。”
25年过去，北京的四环路修好了，外面还多了五环路、六环路，满大街鲫鱼似的自行车变成了汽车长龙，当年青春年少的埃利奥特也已年过不惑。然而，2015年9月25日，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他回忆起1989年圣诞节裹着军大衣骑车去美国大使馆的情形时，依然仿如昨日。
1991年，埃利奥特结束了两年的异国教师生涯，离开北京，回到旧金山。十多年以后，他将重返中国，那时，他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抱负也已非往昔可比。
旧金山枪击案
才回到旧金山不久，埃利奥特就目睹了一起枪击案。
“就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3个年轻人飞跑向门阶，（想找地方躲起来），后面有人向他们开枪。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死。”
当时，埃利奥特正在做一个草根非营利组织项目，帮助刑满出狱人员融入社会。在该项目的基础上，他和朋友一起创立了两个社会企业：一个鼓励社区里生活艰难的刑满出狱人员和他们的家人种植有机蔬菜，并帮助他们卖给餐馆；另一个组织他们承包街道绿化树的种植项目。
“坐过牢的人出来之后很难改变处境，这会导致他们丧失希望，再次走向犯罪。我们想创造一个理解和接纳他们的环境，教他们谋生之道，给予他们信心，尽量减少发生这种情况的机会。”
埃利奥特从小就跟母亲去贫民窟帮助穷人，听祖母教导要尊重、平等待人。所以，虽然出身豪门，他的朋友圈却并不局限于少爷、千金、音乐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科学家。他喜欢音乐和舞蹈，每年夏天都会去参加旧金山的一个舞蹈节。期间，他不住酒店，而是铺一张小床垫在地板上，和12个陌生人挤在一间廉价房里，分享各自的故事直到困倦入睡。他想了解那些并非生于富贵人家的人的生活，他说，那使他活得更真实，也更好地认识自己。
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坐拥亿万身家却生活低调、简朴，行李箱的拉杆断了、边角磨破了，但他仍然带着满世界飞。他也不歧视那些刑满出狱的人，愿意和他们交朋友。“他们会打电话给我，有些还会特意来找我，告诉我，嘿，埃利奥特，我刚刚买了一所房子。”
然而，亲眼目睹的枪击案让他意识到，哪怕是在美国这样全球最富裕的国家里，也存在盘根错节、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有难以计数的人在挣扎、堕落与死亡，长年累月，触目惊心，而这些社会问题并不是凭着几个人、几个非营利组织的善行就能有效解决的。 在这种意识的照明下，他开始反思：怎样才可以更有效地运作非营利组织，然后使之规模化，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对于慈善来说，怎么做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纳利家族在1952年就成立了家族基金会，并且有家族信托的资金持续支持，但是，他还是决定去易择难，写信去其他基金会请求资助。“（慈善资助或投资）也和商业投资基金一样，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运营一个企业，其实你是很难做出好的投资的。你必须既了解投资是怎么回事，又了解运营企业是怎么回事。”他那时还没有加入家族的投资事业，也还没有接触到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但是似乎已经有所预感。
1994年，埃利奥特的祖母决定成立一个家族办公室，逐步把家族财产转交下一代。为此，她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宣布要用一部分资产来成立一个投资基金，投资一个家族印刷企业之外的平台持续家业，因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印刷业的寒冬也在降临。
埃利奥特向来认为祖母是一个有远见的女人。从小在坐落于硅谷的加州伯克利大学长大，他知道祖母的决定是明智的，他相信未来将是数字化的时代，印刷业在一定的程度上会继续存在，可它的重要性将急剧下降。
此时，他的伯父再次提议他参与家族事业，加入家族办公室，一起打理新设立的投资基金。这一次，他没有拒绝。在独自发展了几年之后，他决定回到家族中，在资产投资这个新平台上探寻新的可能性。
于是，他暂时放下了之前在非营利组织领域的尝试，跨进了商业和投资界，边学习边实践，成为了当纳利家族第五代成员投资企业白沙投资公司的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
苏黎世午餐
2006年，经一位朋友介绍，埃利奥特加入了美国西部慈善工作坊（The Philanthropy Workshop West）。200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惠普公司联合创始人设立的休利特基金会共同发起了这个工作坊，旨在做全球领先的现代慈善教育。
“这个工作坊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埃利奥特语速极快，尤其在说得兴起的时候，振动舌头简直像蜜蜂鼓动翅膀。
在为期一年的学习中，他接触到了影响力投资等前沿的慈善理念和方法，学习了如何在做慈善的过程中撬动政府和商业的资源，怎么在国际上开展工作，还去到非洲考察那里的最佳实践案例。在课程的最后，所有学员都要提交一份项目计划，并在全班同学和相关专家的面前公开答辩。
“我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也看到了中国这些年的巨大变化，当时就想或许可以趁这个机会把这些好的理念和实践分享给中国正在涌现的慈善家们。”时隔15年，他的“中国情结”依然浓烈。
埃利奥特记得，当年他也曾向一位自己尊称为“伯父”的中国高官讲起这一计划，可那位高官却对他说：“别浪费时间了，只管赚钱吧，那才是你应该做的。”
他没有照做，反而自那以后几乎每个月都漂洋过海来中国。“在中国，哪里都可以看到埃利奥特！”在第二届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上，韩国现代集团家族成员郑京淳（Kyungsun Chung）曾开玩笑说，“我的意思是说，他以在中国传播现代慈善理念和实践为己任。”
久而久之，埃利奥特得了一个“中国通”的名号。2008年春天，LGT公益创投基金（LGT Venture Philanthropy）的一位执行董事慕名找到他，向他咨询在中国的发展策略，并请他引荐一些中国的合作机构。一年前，列支敦士登王室成员马克斯王子倡议成立了LGT公益创投基金，致力于通过公益创投的方式提升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的生活能力。
埃利奥特说：“好。但是，合作之前，我必须详细了解你的机构，除了和你谈，我还要和你们的负责人谈。”为此，他专程飞了一趟苏黎世，和马克斯王子一起共进午餐。“王子的视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其他机构都把眼光投放在非洲或其他地区和国家，但是，他很早就意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
2008年夏天，埃利奥特加入了LGT公益创投基金的董事会。在他的推动下，LGT公益创投基金在中国先后投资了基金会中心网、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香格里拉农场和滴灌公司（Driptech）等多家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
除了LGT公益创投基金，埃利奥特如今还是希奈戈研究所（Synergos Institute）、全球家族公益协会（Globle Philanthropists Circle）等其他多家全球战略性慈善组织的理事，并且是美国西部慈善工作坊的名誉主席。
在管理家族投资事业时，他的视角也更加全球化和注重社会影响力。在他的推动下，当纳利家族投资基金分设了一个子投资基金，专门投资于新兴而又具有成长潜力的高科技公司。在谈投资的时候，他会提出并使用资本杠杆来引导这些公司在商业化发展业务的同时，把其技术应用于某个社会问题的解决。
“全世界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大问题，包括气候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传统的慈善是建学校、建医院等单纯的捐资的做法，既乏力于撬动政府、商业等更多社会资源的投入，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埃利奥特说，“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如何更高效地利用慈善资本。如果我们能够创建一些新的投资和慈善机制，把提升慈善资本效率的意识和方法推广出去，那么我们才能找到一条解决影响人类发展的社会问题的更快、更好的道路。”
《经济学人》杂志作者马修·比索普（Mattew Bishop）和美国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间的沟通专家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在他们合著的《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Philanthrocapitalism）中宣称：慈善资本主义已经到来。
受《财富的福音》的影响，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新一代企业家、慈善家接过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的衣钵，但是，他们不再把自己看作传统的捐赠者，而是社会投资者，正在推动一股用商业和资本的方法来解决人类重大难题的社会变革—埃利奥特显然也已加入其中。
当初拒绝加入家族企业管理的埃利奥特·当纳利（Elliott II Donnelley）改变了主意。他如今周游列国，指点慈善，都可追溯到他决心参与家族投资事业那一天。
北京，北京
埃利奥特决定到北京去。
这个想法一经植入，就好似藤蔓生长，紧紧纠缠着他。
“我决定放弃在国会山的工作，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位。我把它让给了一个朋友，对他说，我想去中国。”
那是1989年，埃利奥特刚从耶鲁大学毕业不久。
“我曾和一个当时来自中国的学生聊天。我问她，我能做什么？她说，如果你不去，说再多也没用，但是如果你去了，或许还能帮上那个国家一些。”
大学期间，埃利奥特是校赛艇队的主力，1986年一次受伤休养期间，他学习了中文。1987年夏天，他去了一趟台湾。1988年，他又随校赛艇队来了一趟中国大陆。回到美国投入国会山的工作之后，他开始想更多关于中国的事情。
“领导叫我别去，其他人也认为不安全。”
埃利奥特的父亲大卫·当纳利（David E. Donnelley）则对他说，21岁之前你是我的儿子，21岁之后你依然是我的儿子，可你已经成年了，你来问我的意见，我会像对另一个大人那样告诉你我的意见是什么，但是再也不会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你自己做决定，决定错了就吸取教训。
这其实是当纳利家族的传统之一。多年以前，埃利奥特的祖父埃利奥特一世（Elliott I Donnelley）也曾对大卫说过同样一番话。1988年，大卫卖掉了成功经营13年的公司，到旧金山北部县城索诺马的一所公立高中当老师，食用从简，租房而居。时至今日，他已执教二十多年，但是鲜有学生知道他来自芝加哥豪门当纳利家族—该家族第一代开创的印刷事业，传承已经150年，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印刷集团，至今仍在世界500强之列。
埃利奥特是当纳利家族的第五代成员。1989年8月，他买了一张单程机票，从美国飞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中国大陆。他决定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大一的英语老师。这一年，他不过23岁。
“飞机很空，机场也很空，那个时候很少人来，大多数人选择离开。”一位耶鲁大学的同学从机场接了埃利奥特后，带他去北京大学买了一辆二手“飞鸽”自行车。他们沿着海淀大街骑行而下，埃利奥特发现，“几乎每个街角都站着士兵，四处的气氛仍然很紧张。”
在学校，他和一些学生聊天，尽管这些学生的年纪并不比他小多少，但却都表现得“非常受伤和失落”。“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我当时就想，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振作起来、开心起来，对世界怀抱积极的心态。”
在家族回馈社会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埃利奥特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就一直给贫困人家的孩子义务补习功课，积累了不少“和学生打交道的经验”。上课时，为了活跃气氛，身高一米九四的他甚至会出人意料地一跃跳到讲台上。他带学生们看电影、野餐、打篮球、过情人节、万圣节、圣诞节，给他们讲所有美国的、英国的文化，为他们从美国募捐来一大批英语原版书……
就在他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书的同时，当纳利集团也正在中国拓展业务。有一天，他的伯父找到他，让他参与到家族企业中国业务的管理中。他拒绝了。“当时我确实想要在家族之外做一番事业，哪怕日后还得回去打理家族企业，我也想在那之前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别样的经历。”
25年过去，北京的四环路修好了，外面还多了五环路、六环路，满大街鲫鱼似的自行车变成了汽车长龙，当年青春年少的埃利奥特也已年过不惑。然而，2015年9月25日，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他回忆起1989年圣诞节裹着军大衣骑车去美国大使馆的情形时，依然仿如昨日。
1991年，埃利奥特结束了两年的异国教师生涯，离开北京，回到旧金山。十多年以后，他将重返中国，那时，他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抱负也已非往昔可比。
旧金山枪击案
才回到旧金山不久，埃利奥特就目睹了一起枪击案。
“就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3个年轻人飞跑向门阶，（想找地方躲起来），后面有人向他们开枪。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死。”
当时，埃利奥特正在做一个草根非营利组织项目，帮助刑满出狱人员融入社会。在该项目的基础上，他和朋友一起创立了两个社会企业：一个鼓励社区里生活艰难的刑满出狱人员和他们的家人种植有机蔬菜，并帮助他们卖给餐馆；另一个组织他们承包街道绿化树的种植项目。
“坐过牢的人出来之后很难改变处境，这会导致他们丧失希望，再次走向犯罪。我们想创造一个理解和接纳他们的环境，教他们谋生之道，给予他们信心，尽量减少发生这种情况的机会。”
埃利奥特从小就跟母亲去贫民窟帮助穷人，听祖母教导要尊重、平等待人。所以，虽然出身豪门，他的朋友圈却并不局限于少爷、千金、音乐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科学家。他喜欢音乐和舞蹈，每年夏天都会去参加旧金山的一个舞蹈节。期间，他不住酒店，而是铺一张小床垫在地板上，和12个陌生人挤在一间廉价房里，分享各自的故事直到困倦入睡。他想了解那些并非生于富贵人家的人的生活，他说，那使他活得更真实，也更好地认识自己。
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坐拥亿万身家却生活低调、简朴，行李箱的拉杆断了、边角磨破了，但他仍然带着满世界飞。他也不歧视那些刑满出狱的人，愿意和他们交朋友。“他们会打电话给我，有些还会特意来找我，告诉我，嘿，埃利奥特，我刚刚买了一所房子。”
然而，亲眼目睹的枪击案让他意识到，哪怕是在美国这样全球最富裕的国家里，也存在盘根错节、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有难以计数的人在挣扎、堕落与死亡，长年累月，触目惊心，而这些社会问题并不是凭着几个人、几个非营利组织的善行就能有效解决的。 在这种意识的照明下，他开始反思：怎样才可以更有效地运作非营利组织，然后使之规模化，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对于慈善来说，怎么做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纳利家族在1952年就成立了家族基金会，并且有家族信托的资金持续支持，但是，他还是决定去易择难，写信去其他基金会请求资助。“（慈善资助或投资）也和商业投资基金一样，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运营一个企业，其实你是很难做出好的投资的。你必须既了解投资是怎么回事，又了解运营企业是怎么回事。”他那时还没有加入家族的投资事业，也还没有接触到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但是似乎已经有所预感。
1994年，埃利奥特的祖母决定成立一个家族办公室，逐步把家族财产转交下一代。为此，她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宣布要用一部分资产来成立一个投资基金，投资一个家族印刷企业之外的平台持续家业，因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印刷业的寒冬也在降临。
埃利奥特向来认为祖母是一个有远见的女人。从小在坐落于硅谷的加州伯克利大学长大，他知道祖母的决定是明智的，他相信未来将是数字化的时代，印刷业在一定的程度上会继续存在，可它的重要性将急剧下降。
此时，他的伯父再次提议他参与家族事业，加入家族办公室，一起打理新设立的投资基金。这一次，他没有拒绝。在独自发展了几年之后，他决定回到家族中，在资产投资这个新平台上探寻新的可能性。
于是，他暂时放下了之前在非营利组织领域的尝试，跨进了商业和投资界，边学习边实践，成为了当纳利家族第五代成员投资企业白沙投资公司的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
苏黎世午餐
2006年，经一位朋友介绍，埃利奥特加入了美国西部慈善工作坊（The Philanthropy Workshop West）。200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惠普公司联合创始人设立的休利特基金会共同发起了这个工作坊，旨在做全球领先的现代慈善教育。
“这个工作坊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埃利奥特语速极快，尤其在说得兴起的时候，振动舌头简直像蜜蜂鼓动翅膀。
在为期一年的学习中，他接触到了影响力投资等前沿的慈善理念和方法，学习了如何在做慈善的过程中撬动政府和商业的资源，怎么在国际上开展工作，还去到非洲考察那里的最佳实践案例。在课程的最后，所有学员都要提交一份项目计划，并在全班同学和相关专家的面前公开答辩。
“我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也看到了中国这些年的巨大变化，当时就想或许可以趁这个机会把这些好的理念和实践分享给中国正在涌现的慈善家们。”时隔15年，他的“中国情结”依然浓烈。
埃利奥特记得，当年他也曾向一位自己尊称为“伯父”的中国高官讲起这一计划，可那位高官却对他说：“别浪费时间了，只管赚钱吧，那才是你应该做的。”
他没有照做，反而自那以后几乎每个月都漂洋过海来中国。“在中国，哪里都可以看到埃利奥特！”在第二届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上，韩国现代集团家族成员郑京淳（Kyungsun Chung）曾开玩笑说，“我的意思是说，他以在中国传播现代慈善理念和实践为己任。”
久而久之，埃利奥特得了一个“中国通”的名号。2008年春天，LGT公益创投基金（LGT Venture Philanthropy）的一位执行董事慕名找到他，向他咨询在中国的发展策略，并请他引荐一些中国的合作机构。一年前，列支敦士登王室成员马克斯王子倡议成立了LGT公益创投基金，致力于通过公益创投的方式提升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的生活能力。
埃利奥特说：“好。但是，合作之前，我必须详细了解你的机构，除了和你谈，我还要和你们的负责人谈。”为此，他专程飞了一趟苏黎世，和马克斯王子一起共进午餐。“王子的视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其他机构都把眼光投放在非洲或其他地区和国家，但是，他很早就意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
2008年夏天，埃利奥特加入了LGT公益创投基金的董事会。在他的推动下，LGT公益创投基金在中国先后投资了基金会中心网、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香格里拉农场和滴灌公司（Driptech）等多家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
除了LGT公益创投基金，埃利奥特如今还是希奈戈研究所（Synergos Institute）、全球家族公益协会（Globle Philanthropists Circle）等其他多家全球战略性慈善组织的理事，并且是美国西部慈善工作坊的名誉主席。
在管理家族投资事业时，他的视角也更加全球化和注重社会影响力。在他的推动下，当纳利家族投资基金分设了一个子投资基金，专门投资于新兴而又具有成长潜力的高科技公司。在谈投资的时候，他会提出并使用资本杠杆来引导这些公司在商业化发展业务的同时，把其技术应用于某个社会问题的解决。
“全世界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大问题，包括气候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传统的慈善是建学校、建医院等单纯的捐资的做法，既乏力于撬动政府、商业等更多社会资源的投入，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埃利奥特说，“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如何更高效地利用慈善资本。如果我们能够创建一些新的投资和慈善机制，把提升慈善资本效率的意识和方法推广出去，那么我们才能找到一条解决影响人类发展的社会问题的更快、更好的道路。”
《经济学人》杂志作者马修·比索普（Mattew Bishop）和美国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间的沟通专家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在他们合著的《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Philanthrocapitalism）中宣称：慈善资本主义已经到来。
受《财富的福音》的影响，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新一代企业家、慈善家接过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的衣钵，但是，他们不再把自己看作传统的捐赠者，而是社会投资者，正在推动一股用商业和资本的方法来解决人类重大难题的社会变革—埃利奥特显然也已加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