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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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柯其人及其史学著作 本世纪60年代,巴黎的思想界悄然崛起一个世界级怪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7—1984)。他的著述一经发表,就立即被译成几种甚至十几种文字。他带有强烈反主流文化色彩的思想,几乎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激进知识界奉为圭臬。在萨特后的法国,他是公认的“哲学王”。他于1984年6月25日去世,距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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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柯其人及其史学著作 本世纪60年代,巴黎的思想界悄然崛起一个世界级怪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7—1984)。他的著述一经发表,就立即被译成几种甚至十几种文字。他带有强烈反主流文化色彩的思想,几乎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激进知识界奉为圭臬。在萨特后的法国,他是公认的“哲学王”。他于1984年6月25日去世,距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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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300年的唐朝历史中,出现过几次民户大规模逃离本土的现象。唐后期出现的两次民户大规模逃离本土现象,其范围之广和影响之深,都是唐前期的逃户所不能比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后期出现的是民户大迁徒活动。这两次民户大迁徙都与两税法密切相关,本文拟就唐后期民户迁徙与两税法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一、安史乱后民户的大迁徙 开元、天宝年间的逃户,由于官府的大力搜括,至天宝八载(749年)终于告一段落。而这时期国家的编户增至9069154户,创唐代国家编户数量的最高纪录。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国家编户急
400年前,英国人尚不知茶为何物;200年前,饮茶却已风行全国,至今常盛不衰。马夏尔尼使华,与茶亦有密切关系。抚今思昔,探讨一下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将是饶有情趣的。 一、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产茶的母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即已发明饮茶。至于英国,饮茶则只有300多年的历史。直到公元17世纪初,英国人才听说中国有茶,却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作为这个问题的延伸,中共随之提出与国民党联合组团参加旧金山会议。从当时与后来的实际意义看,此事都不具有显赫的历史效果,但是为当时中国政治的背景,留下了一个印记。 针对联合政府主张,1945年1月,蒋介石提出一项反建议,即在行政院内设立一种“战时内阁”,容纳中共和他党参加,但周恩来表示,中共不愿参加国民党统治下的战时内阁。正当谈判往复折冲之际,雅尔塔会议于2月12日发表公报,决定同年4月25日,由美、苏、英、中、法5国共同召集旧金山会议,制订联合国宪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四川大学王庭科教授经过10余年的潜心研究,写出了颇具特色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专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该书已由成都出版社出版。 我认为此书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该书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复杂矛盾入手,突破了以往论著按历史时期一一论述的框架,拓宽了研究领域,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过去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论著,都是按中共的创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不同历史时
1895年3月2日,当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尚未完全停息,李鸿章即将以清政府全权代表的身分赴日议和的前夕,一位名叫钟德祥的御史上了这样一个奏折:“顷闻奉天锦州一带地方,上年荒歉异常,加以倭贼所至搜掠,土匪继之,劫食一空,村聚穷民,菜色满路。自冬腊两月以来,四野已多饿殍。地方官吏为兵事所困,无力议及赈救。若更至三、四月青黄不接之时,必立见屯空村尽,言之痛心。”这个奏折谈到了灾荒与
长期以来,人们论及孙中山晚年思想发展或政治转变,特别是在论述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时,往往都从他积极欢迎十月革命的态度谈起,而忽视了他对俄国二月革命的反应和态度。这种论证方法及相应的结论,不利于人们了解孙中山晚年思想发展的全过程。 随着俄国政情的发展变化,及自身斗争环境的不断改易与实际需要,孙中山在对俄关系问题上至少有过两次重大的认识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
婚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以人类自身生产为前提的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理所当然地有其本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婚姻人际关系所表现出的社会组织系统,属于社会构成的特定形式范畴,故其婚姻形态总是与相关的经济方式和社会生活的内约外规相适应。本文拟就商代婚规婚礼以及求生、冥婚、名子礼俗等,试作考察论析,尚冀读者赐以批评指教。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曾屡次要求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却一再遭到苏联方面的拒绝。本文拟就这一分歧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略作论述,以深化对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
18世纪90年代,美国第一届政府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与国务卿杰斐逊就政府的大政方针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对这场影响深远的争论,美国学者曾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这些研究虽然作出了不少有见地的解释,但是却不能令人信服。比如,以克劳德·鲍尔斯为代表的学者从政治角度将这场争论视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实际上这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由于历代统治者都程度不同地奉行抑商政策,加之社会风尚盛行贱商,商人一直处于四民之末的卑微地位。但是,进入近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和民族危机的日趋加深,“商”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商热潮,商人的地位显著提高。就表象而言,这一巨大变化似乎颇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