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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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3月2日,当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尚未完全停息,李鸿章即将以清政府全权代表的身分赴日议和的前夕,一位名叫钟德祥的御史上了这样一个奏折:“顷闻奉天锦州一带地方,上年荒歉异常,加以倭贼所至搜掠,土匪继之,劫食一空,村聚穷民,菜色满路。自冬腊两月以来,四野已多饿殍。地方官吏为兵事所困,无力议及赈救。若更至三、四月青黄不接之时,必立见屯空村尽,言之痛心。”这个奏折谈到了灾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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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5月9日,清政府外务部突然发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一个札文,内称:"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奉上谕:户部尚书铁良著派充督办税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著派充会办税务大臣.所有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节制.钦此.相应札行总税务司查照钦遵,并转饬各关税务司一体遵照可也."这是个晴天霹雳.根据这个文件,四十多年来一向由总理衙门大臣统辖的海关改归税务大臣统辖了.这个变化引起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波动,各国商人以及与海关洋税有关的债券持有者都极度不安,而海关洋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显然,海关隶属关
在西汉中央官制中,"尊右卑左"似乎已成定说,一直为谈及这一问题的史家所承认.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二十一,"尚左尚右"条中说:"两汉尊右卑左,久为定制".但事实却不尽如此.东汉姑且不论,尊右尊左的问题,在西汉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帝王的更迭,封建王朝中权力的再分配等诸多因素,而有着或"尊右"或"尊左"的差异.简言之,西汉二百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朝臣班次的尊卑情况,从时间的前后看,是前朝尊右,后期尊左.一、西汉官制中前期尊右卑左这一现象,主要反映在丞相一职的变化上.
一美国加州大学教授R·布伦纳在七十年代发表的题为《前工业时期欧洲农村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将四、五十年代即已开始的关于西欧自然经济瓦解及其向现代化过渡动因的大辩论,再次推向高潮,至今尚未终结.关于西欧自然经济向近代经济发展的原因,西方史学界有两种传统的理论,布伦纳称之为.人口学模式"(即"人口根源说")和"商业化模式"(即"贸易根源说").布伦纳对二者皆持批评态度.他用历史比较方法反驳了自三十年代以来流行于西方的"人口根源说",指出,同样的人口趋势,在不同的时间和欧洲不同的地区,实际
1848年初,当整个环太平洋地区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时,在太平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并由此而引起了震动世界的"淘金狂".这一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淘金狂"对美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意义何在?马克思曾把它和同年于法国发生的"二月革命"相比,认为它是当时世界上发生的两大历史性事件之一,并预言它所带来的成果"将会比美洲大陆的发现所带来的要大得多".这一有关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论断虽为人们所熟知,但在我国史学界却至今无专文论及,故在此作一初步的探讨.
西周王朝建立前后,一些曾在商王朝长期典掌文化事业的异姓家族相继进入姬周政权,并凭依其特有的文化优势世代担任大史、内史等官职。大批异姓史官的存在改变了周邦的文化结构,推动了商文化吸收融汇夏商文化的历史进程,为周代文化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考察周王朝中异姓史官的文化活动与世官状况,追踪异姓史官家族迁徙演变的历史轨迹,揭示异姓史官在周代文化建设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将有助于我们对周代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变作更全面的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与《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记唐代赋役制度云:“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关于唐朝租、调、役的征敛对象与数额,《唐六典》与《唐会要》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唯独对于杂徭,却只是一笔带过,未作进一步阐述。两唐书《食货志》与《通典·食货》记唐代前期赋役制度,更是仅及租、庸、调、户税、地税,而不及杂徭。由于上述史籍对唐代的杂徭制度语焉不详或略而不提,故今人对唐代杂徭的认识也就颇多分歧。多数学者认为,唐代杂徭的法定役期比正役长,杂徭的服役对象也比正役广泛。笔者以为,
将近300年的唐朝历史中,出现过几次民户大规模逃离本土的现象。唐后期出现的两次民户大规模逃离本土现象,其范围之广和影响之深,都是唐前期的逃户所不能比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后期出现的是民户大迁徒活动。这两次民户大迁徙都与两税法密切相关,本文拟就唐后期民户迁徙与两税法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一、安史乱后民户的大迁徙 开元、天宝年间的逃户,由于官府的大力搜括,至天宝八载(749年)终于告一段落。而这时期国家的编户增至9069154户,创唐代国家编户数量的最高纪录。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国家编户急
400年前,英国人尚不知茶为何物;200年前,饮茶却已风行全国,至今常盛不衰。马夏尔尼使华,与茶亦有密切关系。抚今思昔,探讨一下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将是饶有情趣的。 一、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产茶的母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即已发明饮茶。至于英国,饮茶则只有300多年的历史。直到公元17世纪初,英国人才听说中国有茶,却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作为这个问题的延伸,中共随之提出与国民党联合组团参加旧金山会议。从当时与后来的实际意义看,此事都不具有显赫的历史效果,但是为当时中国政治的背景,留下了一个印记。 针对联合政府主张,1945年1月,蒋介石提出一项反建议,即在行政院内设立一种“战时内阁”,容纳中共和他党参加,但周恩来表示,中共不愿参加国民党统治下的战时内阁。正当谈判往复折冲之际,雅尔塔会议于2月12日发表公报,决定同年4月25日,由美、苏、英、中、法5国共同召集旧金山会议,制订联合国宪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四川大学王庭科教授经过10余年的潜心研究,写出了颇具特色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专著——《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该书已由成都出版社出版。 我认为此书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该书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复杂矛盾入手,突破了以往论著按历史时期一一论述的框架,拓宽了研究领域,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过去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论著,都是按中共的创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不同历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