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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代真州（今仪征）作为漕运咽喉，是朝廷江淮荆浙发运司治所。许元在任江淮荆浙发运判官十三年，为庆历名臣。1993年许元墓被发现，从墓中清理出一批精美的文房、茶具等随葬器物，有端砚、印盒、伊斯兰玻璃瓶、茶罐、茶匙、渣斗、鎏金铜带扣等。为我们了解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风雅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
【关键词】许元 出土器物 士大夫 生活
1993年10月，江苏仪征化纤公司在建设白沙二村工程中，发现一座宋代土坑木椁墓[1]，墓葬被毁严重。文物部门从墓中清理出一批随葬器物，有端砚、印盒、伊斯兰玻璃瓶、茶叶盖罐、茶匙、渣斗、鎏金铜带扣等。经考证，墓主人为北宋名臣许元[2]。从这些精美的茶具、文房等文物中，我们可以一窥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风雅生活。
一、北宋名臣许元与仪征
许元（989—1057年）[3]，字子春，原为宣州宣城人，徙居泰州海陵，后因任江淮荆浙发运使，迁居真州（今扬州仪征市）。在任江淮两浙荆湖发运判官十三年，为庆历名臣。
宋代真州作为漕运咽喉，是朝廷江淮荆浙发运司治所。“真当东南舟车之会，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之治所，岁漕米六百万石，供亿京师。”[4]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发运司“掌经度山泽财货之源，漕淮、浙、江、湖六路储廪以输中都，而兼制茶盐、泉宝之政及专举刺官吏之事”[5]。
宋仁宗庆历初年（1041年），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荐许元出任江浙荆淮制置发运判官。许元“为吏强敏，尤能商财利”，“其术长于治财”。在任达十三年，对漕运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考故事，明约信，令发敛转徙，至于风波远近迟速赏罚，皆有法”[6]。其创行的“籴买代发”漕粮购买法，为王安石变法实行的“均输法”创立了基础。因其在担任发运使期间的功绩，由判官为副使、发运使。后调到京城，为侍臣御史，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天章阁为宋皇室藏书机构。学士、直学士、待制均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官。天章阁待制官阶为从四品。
许元作为朝廷掌管漕运的重臣，在任职真州时，建造了一座官衙园林——东园。欧阳修在《真州东园记》中载：“真为州，当东南之水会，故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之治所。龙图阁直学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许君子春之为使也……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许元与欧阳修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在真州为发运判官，欧阳修在扬州任知州，从欧阳修所著文献中可发现欧阳修与许元的不少应和之作，二人惺惺相惜从而留下了历史佳话。
在许元墓发现之前，文物部门在该地域配合工程建设，先后抢救性发掘了许元儿子许宗孟之墓[7]、许元之兄许恢之墓，可见，许氏家族以扬子县甘露乡（今仪征市真州镇永庆村）为家族茔地。
二、许元墓出土器物及特征
1.荷叶钮青白釉茶罐
盖呈荷叶形，边缘微上翘，上有一弯曲状蒂形钮，盖内出一凸棱，卡在器口内。器身作子母口，圆唇，短颈，长弧腹，饼形足。内外施青白色釉，釉色莹润（见图1）。此罐造型精巧，做工精细，盖钮生动，其用途应为放置茶末之用。
2.桃形银茶匙
匙面呈桃形，身浅。柳叶形柄，扁方较长上起三棱，柄首向下斜折，呈圆形方孔铜钱形，正面穿下有半星。背面刻有“开元通宝”铭文（见图2）。造型质朴大方，体现了宋代内敛的审美情趣。
3.如意铲形银茶匙
匙面呈如意铲形，微凹，上有两个穿孔。柄细长，两端各有七个凸棱呈竹节状，中间弯曲呈弓形，上起脊，柄端镂雕五瓣莲花，花蕊上浅刻一龟，上有两环（见图3）。此件茶匙设计如意形，装饰莲叶卧龟纹，寓意喝茶养生，长寿不老。
4.青白釉刻花牡丹纹渣斗
上部形状如盘，下部呈盒状，中部束腰。撇口、短直颈、折肩、鼓腹、饼形足（见图4）。口沿内刻缠枝牡丹花纹，刀法简练，线条自然流畅。造型端庄，胎质细腻坚硬，通体施青白釉，釉色莹润。
5.“高阳子春”铭紫端砚
砚呈长方委角形，砚池为斜坡面，前窄后宽，前低后高，四周内敛（见图5）。砚面有金黄石眼两颗，位于砚池之上。砚背内凹，上刻铭文三行十二字：“圣宋庚寅岁高阳子春书府记。”行草书，字体流畅，用笔洒脱。石色青紫，质地细腻温润。
6.雕花石印盒、铜印
盒分三层，长方体，子母扣。盖呈盝顶。盖面上以斜格纹为底，高浮雕莲花、莲叶纹。第一层四侧面以菱形开光，内刻四朵对称的莲花。第二层中间有一长方形穿，边栏有墨书题记：“明道二祀岁次癸酉上春□□□阳。”四外侧面刻孔雀穿牡丹纹。第三层四外侧面刻鱼戏水藻纹。圈足外撇，上刻莲瓣纹（见图6）。石质呈紫褐色。雕花石印盒造型精巧，纹饰精美繁丽，层次分明，线条流畅刚劲，技法娴熟，延续了唐代华丽丰满的工艺风格。
印盒内置两枚铜印。一件印面长方形，直柄，印文阳刻篆书“高阳许子春私印”，长4厘米，宽2.4厘米，通高4.5厘米。另一件印面方形，直柄，印文阳刻篆书“许”一字，边长2.8厘米，通高3.5厘米。
7.刻花蓝玻璃天球瓶
方唇，平沿，口微侈，直颈，球腹，圜底。颈部刻有两道凹弦纹，器身及底部刻有不规则纹饰，间以两周弦纹。通体呈蓝色，半透明（见图7）。
8.鎏金铜带扣
由两件长方形铜片铆制而成，通体鎏金（见图8）。带扣平面呈长方形，一端弧边，上有铜钉固定，一端为椭圆形铜环，两侧有轴。一件素面。一件四周边沿刻卷草纹，中间依外廓开光，以鱼子纹为地，中心是三狮戏球纹。正中一狮头向左侧，直立，毛发飞扬，脚下踩一绣球，威风凛凛；左右两只狮子四足腾空，围绕其作争抢状。狮身上錾刻有细小花纹。三只狮子神态刻画细腻，栩栩如生，极其传神。背面刻有“贾家造”三字。铜环上刻有精细花纹，中为卷草纹，上下为连珠S形纹。此带扣应为带板上饰件，虽然带板不存，但带扣制作精美，构图生动，体现了宋代金银器制作工藝的精湛水平。 三、出土文物折射出宋代士大夫的风雅生活
宋代，文人尽得时代之幸。“学而优则仕”，朝廷“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他们有极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悠游在这样的“黄金时代”，文人士大夫既积极入世，又纵情山水，风雅是他们优雅精神的集中体现。
许元墓葬虽被毁严重，出土的文物不多，但极为珍贵。有用途为茶具的茶罐、渣斗、茶匙，有用途为文房的端砚、印盒，有用途为插花的伊斯兰玻璃瓶，有象征身份地位的鎏金铜带扣等。这些精致考究的生活用具，为了解研究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品位、身份品位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让人们看到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情态和书香门第的文人气息。
1.文人士大夫的标志
宋代，不同官品的官员穿着不同的服饰，腰间所系銙带和所佩之鱼符袋是表明身份品级的重要标志。唐代借鉴蹀躞带设计出等级有别的服带制度，用玉、金、银带板装饰腰带，名为“銙带”，以区别官阶等级。北宋建立后，确立了新的官员服带制度。《宋史·舆服志》与《文献通考》记载，带板“有玉、有金、有银、有犀，其下铜、铁、角、石、墨玉之类，各有等差”，纹饰有毬路、御仙花、师蛮、海捷、宝藏等。按照宋制，四品以上高级官员束金带，四品以下官员只能系银、通犀带。“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是当时士大夫的所求。许元为天章阁待制，官阶从四品，按制只能系黑色犀带。因该墓被毁严重，所佩戴的带銙已不存，只余鎏金铜带扣，从带扣上的狮球纹判断，带上的主题纹饰应为师蛮纹，与其身份相符。
2.金石书画的推崇
宋代是书法、绘画的鼎盛时期，很多文人士大夫不仅擅长诗词歌赋，而且精通绘画、书法。因书法绘画上的需要，文房四宝成为士大夫日常生活用品。
从欧阳修与许元两人的的诗词唱和中可见许元在文学上亦有造诣，许元有“芍药琼花应有恨，维扬新什独无君”的诗句给欧阳修，欧阳修有《答许发运见寄》《寄子春发运待制》等有影响的作品。作为文人雅士，其所珍藏的端砚与石印盒彰显了其对金石书画的爱好。
宋代视端砚为名贵之物，“琢为时样供翰林，十袭包藏百金贵”，可见其价值之高。端砚以带有石眼者为佳。许元墓随葬的端砚，为宋代端溪老坑上品，带有石眼，造型厚重，衬手而润，弥足珍贵。端砚上的铭文“圣宋庚寅”为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此时许元已是六十一岁，砚上铭文为其书法手迹，行书飘逸，功力深厚。而设计精巧、做工精美的石印盒专为放置其两方私印，与名贵端砚相得益彰，显示了主人极高的艺术品位。
3.饮茶文化的盛行
宋代是我国茶文化的鼎盛时期，茶与文人有着难解之缘。宋代的士大夫一方面是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家，一方面又是著名的茶客。宋代宫廷官吏、文人学士以品茶为雅，推动饮茶之风盛行全国。北宋著名书法家、政治家蔡襄著《茶录》，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一个官居宰相，一个贵为皇帝，他们也参与茶事，撰写茶书，这在中国饮茶史上是仅见的，为茶的盛行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宋代饮茶，特别是上层人士饮茶，对茶具的质地更为讲究，制作更加精细。茶文化由于士大夫的推崇更加繁荣，而宋代士大夫的人格也在品茗过程中得到升华。
许元墓出土的青白瓷茶罐、银茶匙、青白瓷渣斗就是极好的说明。茶匙，又名茶则，作为辅助性茶具，被誉为茶道六君子之一。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载：“则者，量也，准也，度也。”茶则在当时的实用功能为量茶入器。宋代有了茶匙之名，在宋代点茶盛行的年代，茶匙除了有量茶入器的功能外，还增加了击拂、搅拌茶汤的功用[8]。蔡襄《茶录》曰：“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轻，建茶不取。”宋诗中也有咏写茶匙的，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云：“石瓶煎汤银梗打，粟粒铺面人惊嗟。”其中的银梗即银制的茶匙。
渣斗，又名爹斗、唾壶，如置于餐桌，专用于盛载肉骨鱼刺等食物渣滓，小型者亦用于盛载茶渣，因而也列于茶具之中。2009年西安蓝田县五里头村北宋吕氏家族墓地[9]，出土了数十件主要用途为茶具的渣斗，有陶、瓷、石、铜等材质。其中一件铜质渣斗内发现了距今近千年的珍贵茶叶，可见渣斗作为盛茶渣的实证。
4.玻璃艺术的时尚
宋代与阿拉伯各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从阿拉伯地区输入了大量的玻璃器。作为一种精美的阿拉伯传统艺术，伊斯兰玻璃制品既有视觉造型之美，又有清心静性之功。因而伊斯兰玻璃瓶具有了双重意义，它既是伊斯兰诸国进献宋朝皇室的贡品，同时又是宋代士大夫收藏的高品位宝物[10]。据《宋史》载，三佛齐在开宝七年（974年）及大食在淳化四年（993年）所贡的方物中均有琉璃瓶。
許元墓所出土的刻花蓝玻璃瓶的器形和纹饰是10世纪伊斯兰玻璃的流行式样，与安徽无为县北宋塔基出土一件磨刻花敞口细颈折肩蓝色玻璃瓶纹饰相似[11]。在宋代，伊斯兰玻璃瓶的实际用途主要有三个方面[12]：一是专门用于盛装香水，这是其主要用途，按照佛典记载，僧徒须用香水供佛。二是用于保存部分食品、成药等，因伊斯兰玻璃瓶密封较好，故能有效延长所贮物品的保质期，非常适合于航海运输。三是用于室内养鱼、插花等，不仅能够美化环境，而且能怡情悦性，深得文人士大夫的青睐。根据宋代瓷花瓶的形状特征来判断，许元墓出土的伊斯兰玻璃瓶应为插花所用。
从许元墓出土的随葬品中可看出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风雅之一般。正如《梦粱录》所说，“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透过时空的隧道，我们仿佛看见。一盏茶，一缕香，如豆的灯光下，书香浸染，茶香缭绕，馨香氤氲。时光荏苒，岁月流转，多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唯有穿越时空的文物，仿佛在诉说着前世今生曾经的繁华……
注释：
[1]刘勤.江苏仪征胥浦宋墓出土文物[J].长江文化论丛，2006（4）：30-36.
[2]吴笠谷.名砚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56-60.
[3]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二九九，8059-8060.
[4]清·刘文淇纂，万仕国整理.道光重修仪征县志[M].扬州：广陵书社，2013.59.
[5]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一六七，2655-2656.
[6]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卷三十二，476-478.
[7]吴炜.介绍扬州发现的两合宋墓志[J].文物，1995（4）：78-82. [8]乐素娜.中国茶叶博物馆馆藏茶则鉴赏[J].收藏家，2016（3）：85-89.
[9]张蕴，卫峰，刘思哲，张小莉，王久钢.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N].中国文物报，2009-09-11（4）.
[10]吕变庭，周立志.伊斯兰玻璃制品对宋朝经济生活的影响[J].青海民族研究，2009（1）：68-73.
[11]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A].干福熹.中国古玻璃研究——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集[C].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86-104.
[12]吕变庭，周立志.伊斯兰玻璃制品对宋朝经济生活的影响[J].青海民族研究，2009（1）：68-73.
（作者单位：仪征市博物馆）
【关键词】许元 出土器物 士大夫 生活
1993年10月，江苏仪征化纤公司在建设白沙二村工程中，发现一座宋代土坑木椁墓[1]，墓葬被毁严重。文物部门从墓中清理出一批随葬器物，有端砚、印盒、伊斯兰玻璃瓶、茶叶盖罐、茶匙、渣斗、鎏金铜带扣等。经考证，墓主人为北宋名臣许元[2]。从这些精美的茶具、文房等文物中，我们可以一窥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风雅生活。
一、北宋名臣许元与仪征
许元（989—1057年）[3]，字子春，原为宣州宣城人，徙居泰州海陵，后因任江淮荆浙发运使，迁居真州（今扬州仪征市）。在任江淮两浙荆湖发运判官十三年，为庆历名臣。
宋代真州作为漕运咽喉，是朝廷江淮荆浙发运司治所。“真当东南舟车之会，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之治所，岁漕米六百万石，供亿京师。”[4]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发运司“掌经度山泽财货之源，漕淮、浙、江、湖六路储廪以输中都，而兼制茶盐、泉宝之政及专举刺官吏之事”[5]。
宋仁宗庆历初年（1041年），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荐许元出任江浙荆淮制置发运判官。许元“为吏强敏，尤能商财利”，“其术长于治财”。在任达十三年，对漕运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考故事，明约信，令发敛转徙，至于风波远近迟速赏罚，皆有法”[6]。其创行的“籴买代发”漕粮购买法，为王安石变法实行的“均输法”创立了基础。因其在担任发运使期间的功绩，由判官为副使、发运使。后调到京城，为侍臣御史，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天章阁为宋皇室藏书机构。学士、直学士、待制均为皇帝的文学侍从官。天章阁待制官阶为从四品。
许元作为朝廷掌管漕运的重臣，在任职真州时，建造了一座官衙园林——东园。欧阳修在《真州东园记》中载：“真为州，当东南之水会，故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之治所。龙图阁直学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许君子春之为使也……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许元与欧阳修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在真州为发运判官，欧阳修在扬州任知州，从欧阳修所著文献中可发现欧阳修与许元的不少应和之作，二人惺惺相惜从而留下了历史佳话。
在许元墓发现之前，文物部门在该地域配合工程建设，先后抢救性发掘了许元儿子许宗孟之墓[7]、许元之兄许恢之墓，可见，许氏家族以扬子县甘露乡（今仪征市真州镇永庆村）为家族茔地。
二、许元墓出土器物及特征
1.荷叶钮青白釉茶罐
盖呈荷叶形，边缘微上翘，上有一弯曲状蒂形钮，盖内出一凸棱，卡在器口内。器身作子母口，圆唇，短颈，长弧腹，饼形足。内外施青白色釉，釉色莹润（见图1）。此罐造型精巧，做工精细，盖钮生动，其用途应为放置茶末之用。
2.桃形银茶匙
匙面呈桃形，身浅。柳叶形柄，扁方较长上起三棱，柄首向下斜折，呈圆形方孔铜钱形，正面穿下有半星。背面刻有“开元通宝”铭文（见图2）。造型质朴大方，体现了宋代内敛的审美情趣。
3.如意铲形银茶匙
匙面呈如意铲形，微凹，上有两个穿孔。柄细长，两端各有七个凸棱呈竹节状，中间弯曲呈弓形，上起脊，柄端镂雕五瓣莲花，花蕊上浅刻一龟，上有两环（见图3）。此件茶匙设计如意形，装饰莲叶卧龟纹，寓意喝茶养生，长寿不老。
4.青白釉刻花牡丹纹渣斗
上部形状如盘，下部呈盒状，中部束腰。撇口、短直颈、折肩、鼓腹、饼形足（见图4）。口沿内刻缠枝牡丹花纹，刀法简练，线条自然流畅。造型端庄，胎质细腻坚硬，通体施青白釉，釉色莹润。
5.“高阳子春”铭紫端砚
砚呈长方委角形，砚池为斜坡面，前窄后宽，前低后高，四周内敛（见图5）。砚面有金黄石眼两颗，位于砚池之上。砚背内凹，上刻铭文三行十二字：“圣宋庚寅岁高阳子春书府记。”行草书，字体流畅，用笔洒脱。石色青紫，质地细腻温润。
6.雕花石印盒、铜印
盒分三层，长方体，子母扣。盖呈盝顶。盖面上以斜格纹为底，高浮雕莲花、莲叶纹。第一层四侧面以菱形开光，内刻四朵对称的莲花。第二层中间有一长方形穿，边栏有墨书题记：“明道二祀岁次癸酉上春□□□阳。”四外侧面刻孔雀穿牡丹纹。第三层四外侧面刻鱼戏水藻纹。圈足外撇，上刻莲瓣纹（见图6）。石质呈紫褐色。雕花石印盒造型精巧，纹饰精美繁丽，层次分明，线条流畅刚劲，技法娴熟，延续了唐代华丽丰满的工艺风格。
印盒内置两枚铜印。一件印面长方形，直柄，印文阳刻篆书“高阳许子春私印”，长4厘米，宽2.4厘米，通高4.5厘米。另一件印面方形，直柄，印文阳刻篆书“许”一字，边长2.8厘米，通高3.5厘米。
7.刻花蓝玻璃天球瓶
方唇，平沿，口微侈，直颈，球腹，圜底。颈部刻有两道凹弦纹，器身及底部刻有不规则纹饰，间以两周弦纹。通体呈蓝色，半透明（见图7）。
8.鎏金铜带扣
由两件长方形铜片铆制而成，通体鎏金（见图8）。带扣平面呈长方形，一端弧边，上有铜钉固定，一端为椭圆形铜环，两侧有轴。一件素面。一件四周边沿刻卷草纹，中间依外廓开光，以鱼子纹为地，中心是三狮戏球纹。正中一狮头向左侧，直立，毛发飞扬，脚下踩一绣球，威风凛凛；左右两只狮子四足腾空，围绕其作争抢状。狮身上錾刻有细小花纹。三只狮子神态刻画细腻，栩栩如生，极其传神。背面刻有“贾家造”三字。铜环上刻有精细花纹，中为卷草纹，上下为连珠S形纹。此带扣应为带板上饰件，虽然带板不存，但带扣制作精美，构图生动，体现了宋代金银器制作工藝的精湛水平。 三、出土文物折射出宋代士大夫的风雅生活
宋代，文人尽得时代之幸。“学而优则仕”，朝廷“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他们有极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悠游在这样的“黄金时代”，文人士大夫既积极入世，又纵情山水，风雅是他们优雅精神的集中体现。
许元墓葬虽被毁严重，出土的文物不多，但极为珍贵。有用途为茶具的茶罐、渣斗、茶匙，有用途为文房的端砚、印盒，有用途为插花的伊斯兰玻璃瓶，有象征身份地位的鎏金铜带扣等。这些精致考究的生活用具，为了解研究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品位、身份品位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让人们看到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情态和书香门第的文人气息。
1.文人士大夫的标志
宋代，不同官品的官员穿着不同的服饰，腰间所系銙带和所佩之鱼符袋是表明身份品级的重要标志。唐代借鉴蹀躞带设计出等级有别的服带制度，用玉、金、银带板装饰腰带，名为“銙带”，以区别官阶等级。北宋建立后，确立了新的官员服带制度。《宋史·舆服志》与《文献通考》记载，带板“有玉、有金、有银、有犀，其下铜、铁、角、石、墨玉之类，各有等差”，纹饰有毬路、御仙花、师蛮、海捷、宝藏等。按照宋制，四品以上高级官员束金带，四品以下官员只能系银、通犀带。“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是当时士大夫的所求。许元为天章阁待制，官阶从四品，按制只能系黑色犀带。因该墓被毁严重，所佩戴的带銙已不存，只余鎏金铜带扣，从带扣上的狮球纹判断，带上的主题纹饰应为师蛮纹，与其身份相符。
2.金石书画的推崇
宋代是书法、绘画的鼎盛时期，很多文人士大夫不仅擅长诗词歌赋，而且精通绘画、书法。因书法绘画上的需要，文房四宝成为士大夫日常生活用品。
从欧阳修与许元两人的的诗词唱和中可见许元在文学上亦有造诣，许元有“芍药琼花应有恨，维扬新什独无君”的诗句给欧阳修，欧阳修有《答许发运见寄》《寄子春发运待制》等有影响的作品。作为文人雅士，其所珍藏的端砚与石印盒彰显了其对金石书画的爱好。
宋代视端砚为名贵之物，“琢为时样供翰林，十袭包藏百金贵”，可见其价值之高。端砚以带有石眼者为佳。许元墓随葬的端砚，为宋代端溪老坑上品，带有石眼，造型厚重，衬手而润，弥足珍贵。端砚上的铭文“圣宋庚寅”为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此时许元已是六十一岁，砚上铭文为其书法手迹，行书飘逸，功力深厚。而设计精巧、做工精美的石印盒专为放置其两方私印，与名贵端砚相得益彰，显示了主人极高的艺术品位。
3.饮茶文化的盛行
宋代是我国茶文化的鼎盛时期，茶与文人有着难解之缘。宋代的士大夫一方面是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家，一方面又是著名的茶客。宋代宫廷官吏、文人学士以品茶为雅，推动饮茶之风盛行全国。北宋著名书法家、政治家蔡襄著《茶录》，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一个官居宰相，一个贵为皇帝，他们也参与茶事，撰写茶书，这在中国饮茶史上是仅见的，为茶的盛行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宋代饮茶，特别是上层人士饮茶，对茶具的质地更为讲究，制作更加精细。茶文化由于士大夫的推崇更加繁荣，而宋代士大夫的人格也在品茗过程中得到升华。
许元墓出土的青白瓷茶罐、银茶匙、青白瓷渣斗就是极好的说明。茶匙，又名茶则，作为辅助性茶具，被誉为茶道六君子之一。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载：“则者，量也，准也，度也。”茶则在当时的实用功能为量茶入器。宋代有了茶匙之名，在宋代点茶盛行的年代，茶匙除了有量茶入器的功能外，还增加了击拂、搅拌茶汤的功用[8]。蔡襄《茶录》曰：“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轻，建茶不取。”宋诗中也有咏写茶匙的，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云：“石瓶煎汤银梗打，粟粒铺面人惊嗟。”其中的银梗即银制的茶匙。
渣斗，又名爹斗、唾壶，如置于餐桌，专用于盛载肉骨鱼刺等食物渣滓，小型者亦用于盛载茶渣，因而也列于茶具之中。2009年西安蓝田县五里头村北宋吕氏家族墓地[9]，出土了数十件主要用途为茶具的渣斗，有陶、瓷、石、铜等材质。其中一件铜质渣斗内发现了距今近千年的珍贵茶叶，可见渣斗作为盛茶渣的实证。
4.玻璃艺术的时尚
宋代与阿拉伯各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从阿拉伯地区输入了大量的玻璃器。作为一种精美的阿拉伯传统艺术，伊斯兰玻璃制品既有视觉造型之美，又有清心静性之功。因而伊斯兰玻璃瓶具有了双重意义，它既是伊斯兰诸国进献宋朝皇室的贡品，同时又是宋代士大夫收藏的高品位宝物[10]。据《宋史》载，三佛齐在开宝七年（974年）及大食在淳化四年（993年）所贡的方物中均有琉璃瓶。
許元墓所出土的刻花蓝玻璃瓶的器形和纹饰是10世纪伊斯兰玻璃的流行式样，与安徽无为县北宋塔基出土一件磨刻花敞口细颈折肩蓝色玻璃瓶纹饰相似[11]。在宋代，伊斯兰玻璃瓶的实际用途主要有三个方面[12]：一是专门用于盛装香水，这是其主要用途，按照佛典记载，僧徒须用香水供佛。二是用于保存部分食品、成药等，因伊斯兰玻璃瓶密封较好，故能有效延长所贮物品的保质期，非常适合于航海运输。三是用于室内养鱼、插花等，不仅能够美化环境，而且能怡情悦性，深得文人士大夫的青睐。根据宋代瓷花瓶的形状特征来判断，许元墓出土的伊斯兰玻璃瓶应为插花所用。
从许元墓出土的随葬品中可看出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风雅之一般。正如《梦粱录》所说，“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透过时空的隧道，我们仿佛看见。一盏茶，一缕香，如豆的灯光下，书香浸染，茶香缭绕，馨香氤氲。时光荏苒，岁月流转，多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唯有穿越时空的文物，仿佛在诉说着前世今生曾经的繁华……
注释：
[1]刘勤.江苏仪征胥浦宋墓出土文物[J].长江文化论丛，2006（4）：30-36.
[2]吴笠谷.名砚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56-60.
[3]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二九九，8059-8060.
[4]清·刘文淇纂，万仕国整理.道光重修仪征县志[M].扬州：广陵书社，2013.59.
[5]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一六七，2655-2656.
[6]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卷三十二，476-478.
[7]吴炜.介绍扬州发现的两合宋墓志[J].文物，1995（4）：78-82. [8]乐素娜.中国茶叶博物馆馆藏茶则鉴赏[J].收藏家，2016（3）：85-89.
[9]张蕴，卫峰，刘思哲，张小莉，王久钢.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N].中国文物报，2009-09-11（4）.
[10]吕变庭，周立志.伊斯兰玻璃制品对宋朝经济生活的影响[J].青海民族研究，2009（1）：68-73.
[11]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A].干福熹.中国古玻璃研究——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集[C].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86-104.
[12]吕变庭，周立志.伊斯兰玻璃制品对宋朝经济生活的影响[J].青海民族研究，2009（1）：68-73.
（作者单位：仪征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