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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美国的硅谷，美国人浑身上下充满着自豪和骄傲。在他们看来，硅谷是美国乃至世界创新创意创造精神的象征。其实，八路军的创新创意创造精神比美国的硅谷精神早了几十年。八路军的这种创新精神诞生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条件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当中。
应当在“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首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中，加上一段“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的歌词。
之所以要加上这段歌词，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制造武器装备的兵工厂，在一无设备、二无电力、三无材料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制造出许多武器装备，其创新创意创造精神是现在的美国硅谷精神而无法比拟的。比如，在延安发明创造的世界第一支轻型化步枪——即中国第一支自制步枪“无名式马步枪”，它比德国的突击步枪早了4年，比美国的小口径步枪早了27年，一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支枪的某些性能仍然领先世界新潮流。
这支枪的主要设计制造者刘贵福由此获得了毛泽东主席的题词褒奖：“刘贵福同志，你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我是在2004年首次定义延安创新基地和延安创新精神并深入研究的。
2004年，我在“2004·北京国际军事环保研讨会”上作了《生物多样性营区》大会论文发言，引起了轰动，美国代表一面为我军拥有如此生物多样性营区而惊讶，一面告诉我如果在美国早就打造生物硅谷了。听了美国军事环保代表的一席话，我很想反驳他：打造生物硅谷，首先是一种敢于创新、敢于创意、敢于创造的打造和建立，而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实验设备和现代化的建筑设施的打造和建设，美国的硅谷，之所以成功、之所以出名、之所以前瞻，就是因为它是敢于创新创意创造的基地。因此，从硅谷创新创意创造的角度来说，美国的硅谷精神，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而我国的八路军创新精神早在30年代就在延安诞生了。但我忍住没有反驳他，因为，毕竟我没有去过现场实地考察。
随后，我去了延安，参观了“土得不能再土的”、但却制造出中国“第一枪”——即世界第一支轻型化步枪的“延安创新精神”所在地，亲身感觉、感受、感知了什么是“延安创新”精神。
八路军之所以能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制造出武器装备，一方面，是对日作战的迫切需要，当时，八路军许多部队是三人共用一支枪；一方面，由于国共合作，既不能打土豪，也不能剿劣绅，军饷开头主要靠国民党发放，但不久蒋介石就停发了八路军军饷，逼得八路军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造枪造炮。因此，八路军之所以能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发挥创造创新精神造武器装备，一定意义上可说是蒋介石不发军饷、不给军火逼出来的。以50小炮来说，仅在1940年下半年到1945年8月的5年里，八路军“硅谷”基地就生产了2500门之多。该炮既能曲射又能平射，令日本鬼子闻炮丧胆。当时，主力部队每一个战斗班都配备了一门，装备了近30个团，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高涨，不愿当亡国奴的产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批批投奔八路军、新四军。正如《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所唱的那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造枪造炮能手刘贵福等一大批优秀的“创新”人才就是这时来到了延安。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有海外华侨、有归国留学生、有国统区的大学生、大学老师，他们当中的人才包罗万象，有军事专家、有科学技术专家、有兵器火药专家，有技术工人，等等。八路军正是靠着这些“创新”人才和“创新”精神，才能在一穷二白、艰苦卓绝的环境里，实现了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也要打败鬼子的愿望和决心。
正如毛泽东所说：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國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为了发展国防工业，汇集这些八路军“创新”人才，是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战略决策，汇集的这些八路军“创新”人才，不仅在当时为八路军武器装备的军工生产作出了卓越贡献，更为新中国的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工业和中国制造奠定了基础。他们当中涌现了近千个从新中国的部长、将军到军工厂厂长、研究所所长、研究室主任等军工和其他工业制造骨干，他们领导着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和中国制造，在新中国开国和成立后的一系列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不朽功勋。
延安“创新基地”——茶坊村
在延安以东约8公里的一个山沟里，有个柳树店村，这里柳树成荫，一条小溪从山沟流入延河。后沟有个小庙，延安兵工厂就在小庙和附近的窑洞里。斯诺曾经到这里采访过，称赞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中国工作。
当时，窑洞里存放着许多直罗镇战役缴获的坏机枪，一直没有修理，刘贵福带领工人，不到两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达100多挺，刘贵福又制成了哈奇开斯机枪“装弹修正器”，保证了机枪的连发性能。由于贡献突出，1938年初，刘贵福被任命为枪炮科科长，并接到上级指示开始造枪，于是，刘贵福开始筹备自造步枪，这时兵工厂迁至茶坊村。
茶坊村位于延安西北约30公里的安塞县延河湾镇，杏子川中部，面积5.75平方公里。
茶坊村坐落在安塞县境内有山有川的最佳地段，是该县境内不多的川道村之一，杏子河绕村而过，向东注入延河，河流两岸有700余亩平展展的川地，成为天然的粮仓，养育着茶坊。在墩山顶上还有秦代烽火台一座，在新庄坪沟口还有宋代罗汉庙石窟一处，这些古迹处处彰显着茶坊自古以来的地势险要和地理的重要。
从1938年2月至1947年3月，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下辖许多厂）、八路军印刷厂就设在茶坊村。1939年4月中央军委军工局迁到茶坊村。因此，茶坊村是对中国革命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为数不多的村子之一，中国“第一枪”即世界第一支轻型化步枪就诞生在这个村子里。现在，一些老军工和当地的老百姓亲切地称其为八路军制造武器装备的“创新基地”。 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等厂就建在一排排连孔窑洞里和依山而凿的石洞里。这些窑洞、石洞和普通老百姓住的窑洞、石洞一模一样，然而，就是这些外表与老百姓住的窑洞、石洞相同的这些连孔窑洞、石洞中，有的是车间、有的是仓库、有的是办公室、有的是实验室、有的是试制室、有的是火药室、有的是资料室、有的是成品室……
在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窑洞里，先后成立了机械厂、枪厂、火药厂，又将边区农具厂扩建为手榴弹厂，形成了比较正规、互相配套的武器装备生产体系。
由延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塞县人民政府、延安市文物研究所，于2001年在茶坊村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旧址所写的简介标牌中，详细记载了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作为为八路军制造武器装备“创新基地”的许多发明创造：陕甘宁边区机器厂1938年3月迁至此地，先后制造出车床、铣床、刨床、钻床、螺旋压力机、弹簧锤、砂轮机等机器，并研制成功无名式马步枪、60毫米口径掷弹筒、氯酸钾等，改装成功高射机枪，为人民军队兵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连生产武器装备的机器都能造，茶坊——这个互相配套的武器装备生产体系货真价实，茶坊——这个发明武器装备、设计武器装备、制造武器装备的“创新创意创造武器装备基地”名副其实、功不可没。
正是陕甘宁边区机器厂里这一群不可想象的人才，可谓群英荟萃，他们不仅造枪造炮，还生产车床、铣床、刨床、钻床、螺旋压力机、弹簧锤、砂轮机等机器，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发明创造，时时刻刻都在创造，真是常人不敢想象。
的确如此，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在茶坊村直至撤离该村的9年里，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用现在的话说就像美国的硅谷那样，不停地创新、不停地创意、不停地创造。
正是这种延安的创造创新精神，支持著他们一直都是在不停的发展发明，中国“第一枪”即“无名式马步枪”造出来，之所以能比德国的突击步枪早了4年，比美国的小口径步枪早了27年轻型化，就是因为在设计之初、制造之中、设计之后不停的创新创意创造，而且，是团队合作的创新创意创造。
刘贵福作为枪械修造部的领导，负责领导“无名式马步枪”的设计构思、设计图纸、设计部署，他将研制“无名式马步枪”明确到每一个人具体负责：孙云龙、曹嘉仪主攻钳工，张庆森主攻机械加工，刘先惠专攻样板、量具，冉瑞峰负责枪托的制做……没有造枪的原材料怎么办？就扒日本鬼子的铁路道轨，因而，茶坊造枪造炮的主要原材料就是从日本鬼子那里扒来的铁路道轨，用其上部做枪管，中部做主要零部件，底部做刺刀，边料做小零件。用石油矿上废弃的钻杆代替优质钢，制造节套。开工之初，刘贵福首先和孙云龙一起制作模具，等马步枪的30多个主要零部件制作出来，再经过刘贵福复验通过后再组装。整个枪支的制造制作就是在刘贵福统一指挥下，团队合作、共同创新、科学发明、因陋就简、废材利用、土法上马研制成功的。刘贵福团队合作、共同创新、科学发明的创新创意创造的延安创新精神比美国的硅谷精神早了几十年，延安创新精神是硅谷精神的开山祖。
膛线（来复线）是枪管制造的一个关键环节。可是没有膛线机，怎样才能准确无误地加工出设计标准的膛线呢？
刘贵福带领研发小组，一边采用冷压法，一边反复研究、试验，尤其是在对中国“第一枪”的改进期间，研发小组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景绍彬想出个“土办法”，就是利用纺机的原理，让木工自制了一台纺车式土镟床，利用刀具拉伸配合枪管旋转的切削操作，成功地按照设计缠角完成了规定导程360度的旋转膛线。
刘贵福根据这个操作，后来设计制造出专用的拉线机和钻床，用机械一次旋镗，即能拉出四条标准膛线，完成一根枪管的膛线制造，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为后来“八一式”马步枪的制式化从手工制造到机械化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这个土造的膛线机比国民党从德国进口的都好用。
可以说，延安的发明创造自始至终贯穿着自力更生的精神。
比如，当年名扬各根据地的延安“赵占魁运动”中的赵占魁，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党中央、毛主席曾号召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工厂企业职工“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赵占魁出生贫苦农民家庭，12岁时就同两个哥哥一起当雇工，到十六七岁时他学会了打铁，在铜元厂当过壮工，近30岁时又到兵工厂当翻砂工，后来被工厂裁减，到车站当铁匠，艰苦的生活磨炼出他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意志和毅力。赵占魁1938年初来到延安参加革命，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在茶坊创新基地，他用心钻研技术，虚心向大学生、技术人员请教，并经常主动提出改进生产的建议。例如他曾建议用大飞轮带动鼓风机代替人力拉的大风箱，后来又改为用汽车发动机烧木炭来带动鼓风机，解决了当时生产上的大问题。1946年1月8日《解放日报》以《边区工业界新创造》为题，报道了赵占魁用麻钱提锌制造子弹皮的事迹，在全国解放区引起了轰动。
在那个一穷二白、艰苦卓绝的年代里，八路军正是靠着不怕苦、不怕死、自力更生的延安创新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动手造枪造炮打败了日本狗强盗的一次次进攻，继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正是这个延安创新精神和理念伴随着他们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转战解放战争，继而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太行“创新基地”——黄涯洞
随着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根据地。晋冀豫根据地煤铁资源丰富，尤其是周边的正太、平汉、同蒲、白晋铁路是八路军发展兵工厂、制造武器装备重要的钢铁材料的来源。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委派刘鹏成立第六科，不久改为军工部，刘鹏任部长。刘鹏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在一次战斗中，由于我军的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尤其是没有炮火支援，敌人的炮弹将他的肚子炸开，肠子摊了一地，他咬咬牙将肠子塞回肚子，又继续战斗。从此，他立志要为自己的军队造枪造炮。这次的任命正好随了他的心愿。刘鹏当部长不到一年，在太行山上就建立了七八个各有数百人的兵工厂，但是，当时生产技术管理人员短缺，为此，朱德、彭德怀向中央请调生产技术管理人员。不久大批的生产技术管理人员及熟练技术工人开赴晋东南支援八路军总部。刘贵福等茶坊“创新基地”的精英们也随调同去，在那里，他们又创建了一个个“创新基地”，为八路军制造武器装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9年夏，随着太行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八路军军工部为扩大八路军总部修械所的规模，同时，为避免日本鬼子对总部修械所的破坏，八路军军工部决定将总部修械所安置在安全隐蔽的地方，八路军左权副总参谋长亲自勘察，决定安置在山西省黎城县黄涯洞。
黄涯洞位于黎城县赤峪沟西部的水窑山内，这里群峰矗立，陡崖千仞，因水窑山北部悬崖峭壁上有一个高25米、宽20米、深40米的天然大石洞而得名。洞南有一片山谷，总部修械所安置在这里。在这里，总部修械所被更名为军工部一所，也称黄涯洞兵工厂或水窑兵工厂。
兵工厂建成后，一边组织技术人员继续研制新型武器装备，一边加大生产投入。兵工厂投入生产后，白天厂内机器声隆隆，运输队伍川流不息；晚上山谷内灯火通明，一片生机勃勃，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小天津”。兵工厂源源不断生产的武器装备有力地支援了前方。
与此同时，刘贵福等中国“第一枪”即“无名式马步枪”的制造者们在黄涯洞，在反复听取意见、反复进行试验、反复科学探索的基础上，对“无名氏马步枪”进行了取长补短地改造，于1940年4月基本完成，并成功进行了实弹射击。后取名为“八一式马步枪”。从此，“八一式马步枪”在全国抗日战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受我军战士喜爱。
以后，黄崖洞一所又发展扩大了其他三个所，在四个所的基础上又发展扩大了许多兵工厂，至1945年已经发展扩大为数十个大的兵工厂（不包括小型的），能大量生产八路军作战需要的枪支弹药，尤其是子弹。
当时，在八路军部队中，每支步枪，往往只能配备四五发子弹，最多时也只有十几发，因此，建立自己的子弹厂迫在眉睫。1940年3月，八路军军工部抽调有关技术人员组建子弹厂。在子弹厂的组建过程中，当地村民積极支持和帮助，用自己的毛驴为子弹厂运煤、运材料、运粮、运子弹，可以说子弹厂从始至终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是在军民融合中诞生的，是在创新创意中发展壮大的，是在不屈不挠地科研中成长的。
在当地村民的支持和帮助下，不到两个月的短短时间里，子弹厂就生产出第一批复装子弹。
创新精英王化南、沈丁祥、刘贵福先后任子弹厂厂长，将他们的聪明才智全部用在制造子弹上，在制造子弹支援前方的日日夜夜，他们不仅身先士卒，更善于发动技术人员、工人师傅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创新创意。
复装子弹，主要由弹壳、弹头、底火三部分组成，而当时八路军什么材料设备都没有，因此，生产制造复装子弹不亚于制造新的子弹。弹壳是从战场上回收的，其规格型号、破损程度千奇百怪，因此，要把旧弹壳复原，要经过20多道工序，其难度和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比如挖子弹壳取底火帽，在没有专用设备专用工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尖锥凿子挖，掌握不好就把底火台凿坏，新底火不易压进去。子弹厂的同志们一方面努力掌握用尖锥凿子挖的技能，一方面发明创造了水挤压法挖旧底火帽的设备和方法，把旧弹壳插进多孔木模内，再给子弹壳内注满水，用小于子弹壳直径的铳子猛铳，利用水的压力把旧底火帽挤出来，这种设备和方法最适合取封口圈特别深的旧子弹壳底火帽。
制造子弹头需要冲模，但是，当时八路军没有高碳钢和模具钢，他们就在敌人的钢轨上打主意，用热墩的办法将同浦路和石太路的小钢轨由细墩粗，墩粗后，顶轨用来做模具、中筋，底座用来制冲子。后来，又把底座切成方料，放在模内热压成模具料。
制底火帽里的灵药（发火药）需要雷汞，但是，由于敌人封锁严密根本搞不到，而制做雷汞用的水银可以搞到，于是技术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做雷汞，经过多次危险实验终于成功了。
以后，又进行冶铜、炼锌，自制黄铜压辗机、铜壳打凹打底专用机、弹壳烧口机等设施设备，终于做出了全新子弹。据不完全统计，从子弹厂建厂到1949年全国解放，共生产复装子弹778万发、全新子弹52万发，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所以，八路军“创新基地”生产枪支弹药的过程，既是自力更生，也是自主发明；既是艰苦奋斗，也是精打细算，既是不屈不挠，更是不怕牺牲。
勇于创新的精英们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随着毛泽东指示的贯彻落实，八路军实现了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的目标。从延安到晋冀鲁豫，从宝塔山下到太行山内山外，大大小小的八路军兵工厂星罗棋布，源源不断生产的武器装备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这在经济落后、文化落后、工业落后的根据地；这在根据地地处偏僻，不仅没有现代工业、连手工业也寥寥无几，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加上日伪蒋频繁“围剿”和经济封锁，要想生产以钢铁和化工原料为基础的现代兵器谈何容易！然而，英勇的创新精英们，在党的领导下，以坚韧不拔和自我牺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新创造的精神，依靠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创建了大大小小的八路军制造武器装备的“创新基地”，在这些基地里，不仅生产了大量各式枪支弹药和手榴弹，而且，能够生产制造小口径火炮和铸铁炮弹、无烟火药、黄色炸药，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个贡献延续至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前夕，可以生产中小口径火炮和钢质后膛炮弹，在创造了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的人间奇迹中，这些创新精英们功不可没，值得大书一笔！
陆达，留学德国，为了在八路军根据地造炮弹，解决根据地由于生产条件不能生产铸造炮弹壳所需的灰生铁，发明创造了将白生铁进行韧化处理的工艺方法。将白生铁铸件装在加热炉内，徐徐加热到950度，并长时间保温，促使碳化铁分解，随之生铁提高了韧性。采用这种工艺方法生产了各种炮弹弹壳。
谢宾元，华侨，在新加坡过着不愁吃不愁穿、略有积蓄的小康日子。谢宾元于1937年初加入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不久正式转为马共党员。1939年5月，谢宾元回国加入军工部，他所在梁沟兵工厂的设备，虽比其他工厂多，但仍很不齐全，没有砂轮机，车刀磨损后，就用磨盘改制的手摇砂轮机去磨，但因手摇转速太慢，磨不动车刀，谢宾元就动脑筋，想办法，摸索出一套土办法：先把磨损的车刀加热，趁车刀发红变软时迅速用挫刀挫磨，然后再用油石加工。就这样，他和战友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用简陋的设备，为前方生产了一批批性能良好的武器。 张浩，1937年天津河北工业学院化工系毕业，“七七”事变后即回原籍参加抗日活动。1940年8月在八路军总部野战卫生部、卫生材料厂任化学技师，试制玻璃等成功，受到卫生部钱信忠部长的奖励。1941年调军工部任化学技师，土法试制硫酸成功，对军工部火炸药的生产建设起了作用，被评为边区劳动英雄。
白英，1939年起，先后担任军工部炸弹厂厂长、枪弹厂厂长，化学厂技师，从事火药的研制工作，用土办法研制火药。开始，以生漆作原料试制炸药，谁知生漆遇硝酸、硫酸的混合酸发火燃烧起来，试验失败了。后来，又改用蜂蜜作原料，它和甘油都是甜的，两者相近，结果试验成功了。把这种炸药装入手榴弹起爆，爆炸声比黑药大得多，爆破碎片似黄豆大小。把拣回来的30余片弹片称量后，重量不到弹体的1/20，炸得粉碎！
潘光，1939年开始在军工部财务部门工作，先后任会计员、股长，在日伪蒋对八路军根据地大肆封锁的情况下，精打细算用好每一笔经费，正是由于八路军这些财会人员的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的工作精神，才能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使“创新基地”正常运转。
郭栋才，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机械系研究生，1939年7月到八路军军工部工作。1940年10月，彭德怀要求军工部研制、仿制日军的掷弹筒。郭栋才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研制、仿制。掷弹筒是由炮筒、文管、击针、方螺纹丝杆、花轮、底座板等组成，炮筒里有来复线，炮弹有紫铜弹带而无尾翼，被称为“光屁股”弹。由于太行军工既没有炮筒来复线加工设备，也没有紫铜，无法制作炮弹弹带，所以，单纯的复制、仿制日本掷弹筒不可行，只能重新设计和试制新的炮。
郭栋才等经过反复研究后，决定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研制没有来复线的滑膛炮。炮筒的长度400毫米（掷弹筒的长度是280毫米），炮管的内径为50毫米（俗称50小炮）。由于50小炮没有来复线，因此，必须使用带尾翼的炮弹。后来，郭栋才等又取消了螺丝杆改为扳机发火；再后来，郭栋才等将弹丸改成迫击炮弹式，可外加药包，使50小炮射程提高到近千米；再后来，郭栋才等又加装了特殊的发火装置，使50小炮可以平射。这就是八路军发明创造的50小炮，50小炮是一种既可以曲射，又可以平射的新式小炮，其威力大大超越日本的掷弹筒。
正是这些八路军创新精英，不仅造就了八路軍“创新基地”，而且，成就了、奠定了、开拓了新中国军事工业和新中国制造业，培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新创意、发明创造、无私奉献、与时俱进的八路军兵工精神。
应当在“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首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中，加上一段“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的歌词。
之所以要加上这段歌词，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制造武器装备的兵工厂，在一无设备、二无电力、三无材料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制造出许多武器装备，其创新创意创造精神是现在的美国硅谷精神而无法比拟的。比如，在延安发明创造的世界第一支轻型化步枪——即中国第一支自制步枪“无名式马步枪”，它比德国的突击步枪早了4年，比美国的小口径步枪早了27年，一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支枪的某些性能仍然领先世界新潮流。
这支枪的主要设计制造者刘贵福由此获得了毛泽东主席的题词褒奖：“刘贵福同志，你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我是在2004年首次定义延安创新基地和延安创新精神并深入研究的。
2004年，我在“2004·北京国际军事环保研讨会”上作了《生物多样性营区》大会论文发言，引起了轰动，美国代表一面为我军拥有如此生物多样性营区而惊讶，一面告诉我如果在美国早就打造生物硅谷了。听了美国军事环保代表的一席话，我很想反驳他：打造生物硅谷，首先是一种敢于创新、敢于创意、敢于创造的打造和建立，而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实验设备和现代化的建筑设施的打造和建设，美国的硅谷，之所以成功、之所以出名、之所以前瞻，就是因为它是敢于创新创意创造的基地。因此，从硅谷创新创意创造的角度来说，美国的硅谷精神，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而我国的八路军创新精神早在30年代就在延安诞生了。但我忍住没有反驳他，因为，毕竟我没有去过现场实地考察。
随后，我去了延安，参观了“土得不能再土的”、但却制造出中国“第一枪”——即世界第一支轻型化步枪的“延安创新精神”所在地，亲身感觉、感受、感知了什么是“延安创新”精神。
八路军之所以能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制造出武器装备，一方面，是对日作战的迫切需要，当时，八路军许多部队是三人共用一支枪；一方面，由于国共合作，既不能打土豪，也不能剿劣绅，军饷开头主要靠国民党发放，但不久蒋介石就停发了八路军军饷，逼得八路军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造枪造炮。因此，八路军之所以能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发挥创造创新精神造武器装备，一定意义上可说是蒋介石不发军饷、不给军火逼出来的。以50小炮来说，仅在1940年下半年到1945年8月的5年里，八路军“硅谷”基地就生产了2500门之多。该炮既能曲射又能平射，令日本鬼子闻炮丧胆。当时，主力部队每一个战斗班都配备了一门，装备了近30个团，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高涨，不愿当亡国奴的产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批批投奔八路军、新四军。正如《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所唱的那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造枪造炮能手刘贵福等一大批优秀的“创新”人才就是这时来到了延安。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有海外华侨、有归国留学生、有国统区的大学生、大学老师，他们当中的人才包罗万象，有军事专家、有科学技术专家、有兵器火药专家，有技术工人，等等。八路军正是靠着这些“创新”人才和“创新”精神，才能在一穷二白、艰苦卓绝的环境里，实现了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也要打败鬼子的愿望和决心。
正如毛泽东所说：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國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为了发展国防工业，汇集这些八路军“创新”人才，是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战略决策，汇集的这些八路军“创新”人才，不仅在当时为八路军武器装备的军工生产作出了卓越贡献，更为新中国的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工业和中国制造奠定了基础。他们当中涌现了近千个从新中国的部长、将军到军工厂厂长、研究所所长、研究室主任等军工和其他工业制造骨干，他们领导着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和中国制造，在新中国开国和成立后的一系列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不朽功勋。
延安“创新基地”——茶坊村
在延安以东约8公里的一个山沟里，有个柳树店村，这里柳树成荫，一条小溪从山沟流入延河。后沟有个小庙，延安兵工厂就在小庙和附近的窑洞里。斯诺曾经到这里采访过，称赞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中国工作。
当时，窑洞里存放着许多直罗镇战役缴获的坏机枪，一直没有修理，刘贵福带领工人，不到两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达100多挺，刘贵福又制成了哈奇开斯机枪“装弹修正器”，保证了机枪的连发性能。由于贡献突出，1938年初，刘贵福被任命为枪炮科科长，并接到上级指示开始造枪，于是，刘贵福开始筹备自造步枪，这时兵工厂迁至茶坊村。
茶坊村位于延安西北约30公里的安塞县延河湾镇，杏子川中部，面积5.75平方公里。
茶坊村坐落在安塞县境内有山有川的最佳地段，是该县境内不多的川道村之一，杏子河绕村而过，向东注入延河，河流两岸有700余亩平展展的川地，成为天然的粮仓，养育着茶坊。在墩山顶上还有秦代烽火台一座，在新庄坪沟口还有宋代罗汉庙石窟一处，这些古迹处处彰显着茶坊自古以来的地势险要和地理的重要。
从1938年2月至1947年3月，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下辖许多厂）、八路军印刷厂就设在茶坊村。1939年4月中央军委军工局迁到茶坊村。因此，茶坊村是对中国革命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为数不多的村子之一，中国“第一枪”即世界第一支轻型化步枪就诞生在这个村子里。现在，一些老军工和当地的老百姓亲切地称其为八路军制造武器装备的“创新基地”。 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等厂就建在一排排连孔窑洞里和依山而凿的石洞里。这些窑洞、石洞和普通老百姓住的窑洞、石洞一模一样，然而，就是这些外表与老百姓住的窑洞、石洞相同的这些连孔窑洞、石洞中，有的是车间、有的是仓库、有的是办公室、有的是实验室、有的是试制室、有的是火药室、有的是资料室、有的是成品室……
在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窑洞里，先后成立了机械厂、枪厂、火药厂，又将边区农具厂扩建为手榴弹厂，形成了比较正规、互相配套的武器装备生产体系。
由延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塞县人民政府、延安市文物研究所，于2001年在茶坊村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旧址所写的简介标牌中，详细记载了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作为为八路军制造武器装备“创新基地”的许多发明创造：陕甘宁边区机器厂1938年3月迁至此地，先后制造出车床、铣床、刨床、钻床、螺旋压力机、弹簧锤、砂轮机等机器，并研制成功无名式马步枪、60毫米口径掷弹筒、氯酸钾等，改装成功高射机枪，为人民军队兵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连生产武器装备的机器都能造，茶坊——这个互相配套的武器装备生产体系货真价实，茶坊——这个发明武器装备、设计武器装备、制造武器装备的“创新创意创造武器装备基地”名副其实、功不可没。
正是陕甘宁边区机器厂里这一群不可想象的人才，可谓群英荟萃，他们不仅造枪造炮，还生产车床、铣床、刨床、钻床、螺旋压力机、弹簧锤、砂轮机等机器，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发明创造，时时刻刻都在创造，真是常人不敢想象。
的确如此，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在茶坊村直至撤离该村的9年里，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用现在的话说就像美国的硅谷那样，不停地创新、不停地创意、不停地创造。
正是这种延安的创造创新精神，支持著他们一直都是在不停的发展发明，中国“第一枪”即“无名式马步枪”造出来，之所以能比德国的突击步枪早了4年，比美国的小口径步枪早了27年轻型化，就是因为在设计之初、制造之中、设计之后不停的创新创意创造，而且，是团队合作的创新创意创造。
刘贵福作为枪械修造部的领导，负责领导“无名式马步枪”的设计构思、设计图纸、设计部署，他将研制“无名式马步枪”明确到每一个人具体负责：孙云龙、曹嘉仪主攻钳工，张庆森主攻机械加工，刘先惠专攻样板、量具，冉瑞峰负责枪托的制做……没有造枪的原材料怎么办？就扒日本鬼子的铁路道轨，因而，茶坊造枪造炮的主要原材料就是从日本鬼子那里扒来的铁路道轨，用其上部做枪管，中部做主要零部件，底部做刺刀，边料做小零件。用石油矿上废弃的钻杆代替优质钢，制造节套。开工之初，刘贵福首先和孙云龙一起制作模具，等马步枪的30多个主要零部件制作出来，再经过刘贵福复验通过后再组装。整个枪支的制造制作就是在刘贵福统一指挥下，团队合作、共同创新、科学发明、因陋就简、废材利用、土法上马研制成功的。刘贵福团队合作、共同创新、科学发明的创新创意创造的延安创新精神比美国的硅谷精神早了几十年，延安创新精神是硅谷精神的开山祖。
膛线（来复线）是枪管制造的一个关键环节。可是没有膛线机，怎样才能准确无误地加工出设计标准的膛线呢？
刘贵福带领研发小组，一边采用冷压法，一边反复研究、试验，尤其是在对中国“第一枪”的改进期间，研发小组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景绍彬想出个“土办法”，就是利用纺机的原理，让木工自制了一台纺车式土镟床，利用刀具拉伸配合枪管旋转的切削操作，成功地按照设计缠角完成了规定导程360度的旋转膛线。
刘贵福根据这个操作，后来设计制造出专用的拉线机和钻床，用机械一次旋镗，即能拉出四条标准膛线，完成一根枪管的膛线制造，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为后来“八一式”马步枪的制式化从手工制造到机械化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这个土造的膛线机比国民党从德国进口的都好用。
可以说，延安的发明创造自始至终贯穿着自力更生的精神。
比如，当年名扬各根据地的延安“赵占魁运动”中的赵占魁，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党中央、毛主席曾号召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工厂企业职工“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赵占魁出生贫苦农民家庭，12岁时就同两个哥哥一起当雇工，到十六七岁时他学会了打铁，在铜元厂当过壮工，近30岁时又到兵工厂当翻砂工，后来被工厂裁减，到车站当铁匠，艰苦的生活磨炼出他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意志和毅力。赵占魁1938年初来到延安参加革命，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在茶坊创新基地，他用心钻研技术，虚心向大学生、技术人员请教，并经常主动提出改进生产的建议。例如他曾建议用大飞轮带动鼓风机代替人力拉的大风箱，后来又改为用汽车发动机烧木炭来带动鼓风机，解决了当时生产上的大问题。1946年1月8日《解放日报》以《边区工业界新创造》为题，报道了赵占魁用麻钱提锌制造子弹皮的事迹，在全国解放区引起了轰动。
在那个一穷二白、艰苦卓绝的年代里，八路军正是靠着不怕苦、不怕死、自力更生的延安创新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动手造枪造炮打败了日本狗强盗的一次次进攻，继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正是这个延安创新精神和理念伴随着他们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转战解放战争，继而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太行“创新基地”——黄涯洞
随着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根据地。晋冀豫根据地煤铁资源丰富，尤其是周边的正太、平汉、同蒲、白晋铁路是八路军发展兵工厂、制造武器装备重要的钢铁材料的来源。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委派刘鹏成立第六科，不久改为军工部，刘鹏任部长。刘鹏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在一次战斗中，由于我军的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尤其是没有炮火支援，敌人的炮弹将他的肚子炸开，肠子摊了一地，他咬咬牙将肠子塞回肚子，又继续战斗。从此，他立志要为自己的军队造枪造炮。这次的任命正好随了他的心愿。刘鹏当部长不到一年，在太行山上就建立了七八个各有数百人的兵工厂，但是，当时生产技术管理人员短缺，为此，朱德、彭德怀向中央请调生产技术管理人员。不久大批的生产技术管理人员及熟练技术工人开赴晋东南支援八路军总部。刘贵福等茶坊“创新基地”的精英们也随调同去，在那里，他们又创建了一个个“创新基地”，为八路军制造武器装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9年夏，随着太行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八路军军工部为扩大八路军总部修械所的规模，同时，为避免日本鬼子对总部修械所的破坏，八路军军工部决定将总部修械所安置在安全隐蔽的地方，八路军左权副总参谋长亲自勘察，决定安置在山西省黎城县黄涯洞。
黄涯洞位于黎城县赤峪沟西部的水窑山内，这里群峰矗立，陡崖千仞，因水窑山北部悬崖峭壁上有一个高25米、宽20米、深40米的天然大石洞而得名。洞南有一片山谷，总部修械所安置在这里。在这里，总部修械所被更名为军工部一所，也称黄涯洞兵工厂或水窑兵工厂。
兵工厂建成后，一边组织技术人员继续研制新型武器装备，一边加大生产投入。兵工厂投入生产后，白天厂内机器声隆隆，运输队伍川流不息；晚上山谷内灯火通明，一片生机勃勃，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小天津”。兵工厂源源不断生产的武器装备有力地支援了前方。
与此同时，刘贵福等中国“第一枪”即“无名式马步枪”的制造者们在黄涯洞，在反复听取意见、反复进行试验、反复科学探索的基础上，对“无名氏马步枪”进行了取长补短地改造，于1940年4月基本完成，并成功进行了实弹射击。后取名为“八一式马步枪”。从此，“八一式马步枪”在全国抗日战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受我军战士喜爱。
以后，黄崖洞一所又发展扩大了其他三个所，在四个所的基础上又发展扩大了许多兵工厂，至1945年已经发展扩大为数十个大的兵工厂（不包括小型的），能大量生产八路军作战需要的枪支弹药，尤其是子弹。
当时，在八路军部队中，每支步枪，往往只能配备四五发子弹，最多时也只有十几发，因此，建立自己的子弹厂迫在眉睫。1940年3月，八路军军工部抽调有关技术人员组建子弹厂。在子弹厂的组建过程中，当地村民積极支持和帮助，用自己的毛驴为子弹厂运煤、运材料、运粮、运子弹，可以说子弹厂从始至终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是在军民融合中诞生的，是在创新创意中发展壮大的，是在不屈不挠地科研中成长的。
在当地村民的支持和帮助下，不到两个月的短短时间里，子弹厂就生产出第一批复装子弹。
创新精英王化南、沈丁祥、刘贵福先后任子弹厂厂长，将他们的聪明才智全部用在制造子弹上，在制造子弹支援前方的日日夜夜，他们不仅身先士卒，更善于发动技术人员、工人师傅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创新创意。
复装子弹，主要由弹壳、弹头、底火三部分组成，而当时八路军什么材料设备都没有，因此，生产制造复装子弹不亚于制造新的子弹。弹壳是从战场上回收的，其规格型号、破损程度千奇百怪，因此，要把旧弹壳复原，要经过20多道工序，其难度和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比如挖子弹壳取底火帽，在没有专用设备专用工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尖锥凿子挖，掌握不好就把底火台凿坏，新底火不易压进去。子弹厂的同志们一方面努力掌握用尖锥凿子挖的技能，一方面发明创造了水挤压法挖旧底火帽的设备和方法，把旧弹壳插进多孔木模内，再给子弹壳内注满水，用小于子弹壳直径的铳子猛铳，利用水的压力把旧底火帽挤出来，这种设备和方法最适合取封口圈特别深的旧子弹壳底火帽。
制造子弹头需要冲模，但是，当时八路军没有高碳钢和模具钢，他们就在敌人的钢轨上打主意，用热墩的办法将同浦路和石太路的小钢轨由细墩粗，墩粗后，顶轨用来做模具、中筋，底座用来制冲子。后来，又把底座切成方料，放在模内热压成模具料。
制底火帽里的灵药（发火药）需要雷汞，但是，由于敌人封锁严密根本搞不到，而制做雷汞用的水银可以搞到，于是技术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做雷汞，经过多次危险实验终于成功了。
以后，又进行冶铜、炼锌，自制黄铜压辗机、铜壳打凹打底专用机、弹壳烧口机等设施设备，终于做出了全新子弹。据不完全统计，从子弹厂建厂到1949年全国解放，共生产复装子弹778万发、全新子弹52万发，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所以，八路军“创新基地”生产枪支弹药的过程，既是自力更生，也是自主发明；既是艰苦奋斗，也是精打细算，既是不屈不挠，更是不怕牺牲。
勇于创新的精英们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随着毛泽东指示的贯彻落实，八路军实现了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的目标。从延安到晋冀鲁豫，从宝塔山下到太行山内山外，大大小小的八路军兵工厂星罗棋布，源源不断生产的武器装备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这在经济落后、文化落后、工业落后的根据地；这在根据地地处偏僻，不仅没有现代工业、连手工业也寥寥无几，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加上日伪蒋频繁“围剿”和经济封锁，要想生产以钢铁和化工原料为基础的现代兵器谈何容易！然而，英勇的创新精英们，在党的领导下，以坚韧不拔和自我牺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新创造的精神，依靠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创建了大大小小的八路军制造武器装备的“创新基地”，在这些基地里，不仅生产了大量各式枪支弹药和手榴弹，而且，能够生产制造小口径火炮和铸铁炮弹、无烟火药、黄色炸药，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个贡献延续至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前夕，可以生产中小口径火炮和钢质后膛炮弹，在创造了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的人间奇迹中，这些创新精英们功不可没，值得大书一笔！
陆达，留学德国，为了在八路军根据地造炮弹，解决根据地由于生产条件不能生产铸造炮弹壳所需的灰生铁，发明创造了将白生铁进行韧化处理的工艺方法。将白生铁铸件装在加热炉内，徐徐加热到950度，并长时间保温，促使碳化铁分解，随之生铁提高了韧性。采用这种工艺方法生产了各种炮弹弹壳。
谢宾元，华侨，在新加坡过着不愁吃不愁穿、略有积蓄的小康日子。谢宾元于1937年初加入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不久正式转为马共党员。1939年5月，谢宾元回国加入军工部，他所在梁沟兵工厂的设备，虽比其他工厂多，但仍很不齐全，没有砂轮机，车刀磨损后，就用磨盘改制的手摇砂轮机去磨，但因手摇转速太慢，磨不动车刀，谢宾元就动脑筋，想办法，摸索出一套土办法：先把磨损的车刀加热，趁车刀发红变软时迅速用挫刀挫磨，然后再用油石加工。就这样，他和战友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用简陋的设备，为前方生产了一批批性能良好的武器。 张浩，1937年天津河北工业学院化工系毕业，“七七”事变后即回原籍参加抗日活动。1940年8月在八路军总部野战卫生部、卫生材料厂任化学技师，试制玻璃等成功，受到卫生部钱信忠部长的奖励。1941年调军工部任化学技师，土法试制硫酸成功，对军工部火炸药的生产建设起了作用，被评为边区劳动英雄。
白英，1939年起，先后担任军工部炸弹厂厂长、枪弹厂厂长，化学厂技师，从事火药的研制工作，用土办法研制火药。开始，以生漆作原料试制炸药，谁知生漆遇硝酸、硫酸的混合酸发火燃烧起来，试验失败了。后来，又改用蜂蜜作原料，它和甘油都是甜的，两者相近，结果试验成功了。把这种炸药装入手榴弹起爆，爆炸声比黑药大得多，爆破碎片似黄豆大小。把拣回来的30余片弹片称量后，重量不到弹体的1/20，炸得粉碎！
潘光，1939年开始在军工部财务部门工作，先后任会计员、股长，在日伪蒋对八路军根据地大肆封锁的情况下，精打细算用好每一笔经费，正是由于八路军这些财会人员的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的工作精神，才能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使“创新基地”正常运转。
郭栋才，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机械系研究生，1939年7月到八路军军工部工作。1940年10月，彭德怀要求军工部研制、仿制日军的掷弹筒。郭栋才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研制、仿制。掷弹筒是由炮筒、文管、击针、方螺纹丝杆、花轮、底座板等组成，炮筒里有来复线，炮弹有紫铜弹带而无尾翼，被称为“光屁股”弹。由于太行军工既没有炮筒来复线加工设备，也没有紫铜，无法制作炮弹弹带，所以，单纯的复制、仿制日本掷弹筒不可行，只能重新设计和试制新的炮。
郭栋才等经过反复研究后，决定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研制没有来复线的滑膛炮。炮筒的长度400毫米（掷弹筒的长度是280毫米），炮管的内径为50毫米（俗称50小炮）。由于50小炮没有来复线，因此，必须使用带尾翼的炮弹。后来，郭栋才等又取消了螺丝杆改为扳机发火；再后来，郭栋才等将弹丸改成迫击炮弹式，可外加药包，使50小炮射程提高到近千米；再后来，郭栋才等又加装了特殊的发火装置，使50小炮可以平射。这就是八路军发明创造的50小炮，50小炮是一种既可以曲射，又可以平射的新式小炮，其威力大大超越日本的掷弹筒。
正是这些八路军创新精英，不仅造就了八路軍“创新基地”，而且，成就了、奠定了、开拓了新中国军事工业和新中国制造业，培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新创意、发明创造、无私奉献、与时俱进的八路军兵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