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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赎罪》讲述了主人公布里奥妮因为少年时的一个错误指控，毁掉了姐姐赛西莉娅及其恋人罗比的一生，但这个富有道德感的孩子没有忘记自己的过错，始终探寻赎罪的可能却为无法实现而深深忏悔着。对文本展开文学伦理学解读，体察人物所处的伦理环境，厘清文本中的伦理关系，解构伦理选择、伦理意识等伦理结，可以帮助读者分析人物在完成“犯罪—赎罪”命题过程中折射的伦理意义，进而反思当下的伦理环境。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 《赎罪》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环境 伦理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他是毛姆奖、霍特布雷德小说奖、布克奖、莎士比亚奖、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和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创作领域涵盖电视、电影、歌剧剧本、小说以及儿童读物；他是严肃的文学巨擘，独特的语言大师，畅销的小说作家。他就是伊恩·麦克尤恩——当今文坛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小说家之一。从《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到《甜齿》，麦克尤恩笔耕不辍数十载，著作等身，被誉为英国的“国民作家”。在其文学生涯中，成书于新千年伊始的《赎罪》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一部探讨伦理道德困境的力作，叙事的节奏、细节的爱抚、词句的锤炼与修辞的艺术都暗含了作者对伦理和社会道德的忧思。
“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问题的研究方法”。麦克尤恩的小说既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又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折射出许多与当代西方人的生存困惑密切相关的伦理和哲学问题，因而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解读《赎罪》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少女布里奥妮为何对姐姐的恋人犯下不可饶恕的罪？为何布里奥妮穷尽一生也没能真正实现赎罪？布里奥妮“犯罪—忏悔—赎罪”的人生历程给当下的读者带来怎样的伦理反思？小说以对“罪”的刻画来承载对“善”的追索，且与当下对“和谐社会”的吁求建立了某种内在联系，彰显作家的伦理图旨：通过书写无法偿赎的人性之罪来寄寓对崇高伦理道德的诉求。
一 复杂的伦理环境：不可忽视的“隐喻”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理解、阐释和评价”文学的基础，而透视人物间的伦理关系则需从分析小说的客观伦理环境入手。《赎罪》包含四个相对独立却又承上启下的伦理环境中：二战前夕的泰利斯庄园、二战期间的法国敦刻尔克和英国伦敦以及1999年的伦敦。第一部分描写“相对与世隔绝”的泰利斯庄园，“让人心旷神怡的橡树林”、“海神造型的喷泉”以及“人工开凿的湖泊、小岛、石桥”都展现出淳朴自然的英格兰乡村夏日风光，充溢着自由、美好和勃勃的生机。而泰利斯大宅内“褪色的沙发”、“无人调试拨弄的大键琴”以及“没人用过的玫瑰木的乐谱架”则透露出萧索冷清的家庭氛围。更糟糕的是脏乱压抑、毫无秩序的个人生活空间：姐姐赛西莉娅的房间“乱得像个狗窝：书本不合，衣服不叠，床铺不整，烟灰缸也不倒”；母亲艾米莉的房间“同她的一样，也很脏”。 泰利斯庄园并不温馨的家庭氛围反映了人物缺少对家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文明蓬勃兴起，个人价值重于家庭的新观念以及对利益的考量已经渗入家庭领域，“利在义先”乃至“利字当头”观念统治着家庭代际关系，严重侵蚀着家庭的亲情和温馨，消解传统家庭伦理的基础结构和基本观念，家庭伦理观念也从“家庭本位”向“个人本位”转移。家庭伦理观念的巨大变革使得家庭成员过度强调个人利益，家庭责任感淡化甚至缺失。泰利斯一家的悲剧折射出彼时城市文明对家庭伦理的侵蚀已达到了一个高峰，并逐渐支配了人们的生活。貌合神离的泰利斯一家正是由于忽视了家庭的重要性，放弃了对“心灵的港湾”的守护，才最终导致罗比含冤入狱，赛西莉娅别家远走，泰利斯夫妇以离婚收场的悲剧。
小说第二、三部分转换到二战中的敦刻尔克和伦敦，残酷血腥的战争是这部分伦理环境的主题。“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集团之间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战争的爆发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大规模屠杀，所以战争是对生命价值原则的巨大威胁，是对现世伦理道德观的严峻考验。麦克尤恩以冷静直白的语言将残酷的战场画面展现出来：“到处都是令人战栗的惨象”；“毁于战火的小村子，满目疮痍，空无一人”；“养牛的牧场有十个炮弹坑，一百码方圆里随处可见被炸飞的血肉、骨头和烧焦的皮肤”。这些残酷的画面无疑是对人物善良本性的一次拷问，在接下来艰苦卓绝的跋涉中，罗比始终未曾忘怀并为自己的“不作为”深深忏悔。残酷的战争伦理环境迫使他的伦理身份发生了改变，从受害者转变为背负罪孽却无法赎罪的人。战争总要侵犯许多人的自由，其造成的灾难远大于好处，并且不公正地分配好处和坏处。当受伤的士兵麻木绝望地躺在壕沟边时，高级军官却“身着鲜艳的白色、蓝色和金色军服……腰杆挺得笔直……迈着沉稳威严的步子经过那群穿着战地服装、满脸污垢、颓废忧郁的士兵。”作者表达了对战争之罪的反思：战争期间，究竟什么是罪孽？人人有罪是否就等于人人无罪？人皆有罪是否意味着伦理道德的放纵和沉沦？如何才能保有自己的伦理良知是对每一个人的严苛考验。而布里奥妮的赎罪是追随姐姐，成为一名护士，救助战争伤员。医院里众多伤员的残酷经历让她窥见战争之罪，意识到当人皆有罪的战争降临时，个人的罪恶被淹没，自己将背负罪恶而罪无可恕。这迫使她直面过去犯下的罪孽，坚定地做出伦理抉择：用毕生精力来完成自己的赎罪小说。
小说的最后部分转至1999年的伦敦。彼时二战的硝烟已散去，人们的生活重回正轨，伦敦也恢复了文明体面的都市样貌：圣保罗大教堂、大本钟修复一新，而战时被炸毁的圣汤姆斯医院重现昔日光景，泰利斯庄园则被改建成了宾馆。布里奥妮觉得庄园“确实比以前我住在这儿的时候有了更多的人间快乐”。曾经威胁着生命和自由的战争已经远去，严格的等级制度被打破，淡漠疏远的家庭关系也因代系更替而变得融洽温馨，新的政治伦理和家庭伦理观念将渗透后战争时代的社会、家庭生活。然而这些改变却无法消解埋藏在过往岁月里的罪孽。新的政治伦理赋予统治阶级无上权力，无论是马歇尔勋爵的个人之罪，还是人类的战争之罪都已罪无可恕。已是七十七岁高龄小说家的布里奥妮却仍为赎罪而苦苦思索，期望通过完成“赎罪小说”，以文学之美善来抵抗人性的卑劣，对抗遗忘和绝望，实现“罪终可赎”。 二 错综的伦理关系：悲剧产生的潜在诱因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和术语使用中，伦理的基本涵义……主要指社会体系以及人与社会和人之间客观存在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因此，考察作品中表现的人与社会、他人、自我之间的伦理关系有助于理解人物的伦理选择。
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恒久课题。作为人类存在的方式，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须臾不分，所以两者的关系“不仅是文学要反映或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阐释和发掘文学道德伦理价值的重要维度”。《赎罪》揭示人性被物化之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现实。在20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而且使人们逐渐失去道德感和情感特征，社会结构和规则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关系使人与人陷入对立冲突之中，造成对人性的严重压抑。这种“唯利是图”的伦理价值观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无疑是小说中悲剧产生的潜在社会原因。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赛西莉娅与仆人之子罗比之间的爱情因阶级歧视受到重重磨难；保罗·马歇尔犯下强奸罪，却因优越的阶级地位逃脱了惩罚；泰利斯夫妇因阶级歧视和家族利益不愿证明罗比的清白，导致他含冤入狱。在小说的第二、三部分，麦克尤恩通过罗比和布里奥妮的视角叙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士兵及无辜民众遭受的苦难。看似冲破阶级藩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则是对上层阶级利益的重新洗牌，战前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并没有打破，工人阶级依旧在社会底层徘徊，资本家们仍享受着位居高层所带来的利益。这也是布里奥妮在有生之年无法出版“赎罪小说”的客观原因。
“人与他人的关系是文学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因为人的本质是在对象话之后通过他人才得以彰显，文学要揭示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就必然要描述人与他人关系。因此，人与他人的关系也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关注的对象和评价的维度。《赎罪》中泰利斯家人间的关系充分揭示遭到资本主义异化破坏的家庭伦理及其恶劣影响。泰利斯先生专横固执，冷漠自私，以工作为借口逃避家庭责任，甚至另置小家，对妻子儿女不闻不问；而泰利斯夫人同样自私冷漠，敏感又情绪化。疏离的夫妻关系无情地撕开了家庭代际关系中温情脉脉的面纱，泰利斯兄妹在这样一个畸形的家庭环境中成长：长兄利昂徒有其表，沉迷享乐，虚荣自私，不愿也不能承担起做为长子的责任；姐姐赛西莉亚尊重父亲，体谅母亲，关爱兄妹，是维系家庭成员关系的重要纽带，可冷漠的家庭氛围让她想逃离；年幼的布里奥妮缺乏家人的关爱以及与外界的交流，过分自我的同时又自卑而孤独，对自我和社会认知极度匮乏。泰利斯一家疏离淡漠的代际关系也间接造成了罗比和赛西莉娅的爱情之殇。作家通过这出家庭伦理悲剧表达其对资本主义侵蚀下人与他人关系的反思。
自人类产生以来，人就开始了对自我的求索。以阐释文学存在的道德伦理价值为己任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自然不能忽略对人与自我关系的体认和把握。弗洛伊德曾指出从道德的观点来说，本我是完全非道德的；自我力求是道德的；超我则是超道德的。而所有的伦理困境都始于对三种自我的模糊界定以及自己伦理身份的认知障碍。布里奥妮幼时自我封闭，在本我的控制下无意识地犯下大错，但她坚持自己的伦理道德观，不懈努力，渴望赎罪。无论是去做战地护士，还是创作“赎罪”小说，她都在践行自己的伦理观，实现了道德的自我。虽然最后她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赎罪”，但是她的坚持意义重大。罗比出生底层，但认真努力，勤奋好学。在遭受不公、含冤入狱后，他没有放弃希望，仍旧坚持拥有道德力量的自我，参加二战，以求改变伦理身份，与爱人团聚。保罗的形象则无疑是反面的，体现了超我的不道德性。他出身优越，却品行不端，毫无社会责任感；犯下大错，却诬陷他人以求逃脱惩罚。终其一生都拒绝承认罪行的保罗与不断追寻赎罪可能的布里奥妮、坚持道德选择的罗比形成鲜明对比，其伦理选择同样发人深省。
三 结语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就是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和道德感。麦克尤恩无疑是伟大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深刻揭示了人在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束缚下挣扎的欲望，以及欲望对人性的侵蚀。社会的道德健康是在道德追求中不断地考察现实伦理环境，分析当下伦理关系，反思实际伦理困境，使其表现出道德上更大的进步性。麦克尤恩的伦理观正是通过这样的伦理模式表现出来：人应时常反思并承认自己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实践“赎罪”；社会在营造良好伦理环境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家庭对一个人伦理意识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当代社会面临着许多道德伦理问题：追求财富，物欲膨胀，道德情感濒临崩溃，心理危机日益深重。而麦克尤恩作品《赎罪》传达的伦理观，无疑对当下文学研究、伦理道德建设、伦理价值探索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参考文献：
[1] 伊恩·麦克尤恩，郭国良译：《赎罪》，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2] 李定清：《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文精神建构》，《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3] 罗成翼、刘利乐：《战争论理综论》，《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4] 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张文菲，女，1988—，江苏盐城人，南京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朱桂成，男，1961—，江苏连云港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翻译理论，工作单位：南京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 《赎罪》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环境 伦理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他是毛姆奖、霍特布雷德小说奖、布克奖、莎士比亚奖、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和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创作领域涵盖电视、电影、歌剧剧本、小说以及儿童读物；他是严肃的文学巨擘，独特的语言大师，畅销的小说作家。他就是伊恩·麦克尤恩——当今文坛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小说家之一。从《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到《甜齿》，麦克尤恩笔耕不辍数十载，著作等身，被誉为英国的“国民作家”。在其文学生涯中，成书于新千年伊始的《赎罪》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一部探讨伦理道德困境的力作，叙事的节奏、细节的爱抚、词句的锤炼与修辞的艺术都暗含了作者对伦理和社会道德的忧思。
“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问题的研究方法”。麦克尤恩的小说既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又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折射出许多与当代西方人的生存困惑密切相关的伦理和哲学问题，因而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解读《赎罪》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少女布里奥妮为何对姐姐的恋人犯下不可饶恕的罪？为何布里奥妮穷尽一生也没能真正实现赎罪？布里奥妮“犯罪—忏悔—赎罪”的人生历程给当下的读者带来怎样的伦理反思？小说以对“罪”的刻画来承载对“善”的追索，且与当下对“和谐社会”的吁求建立了某种内在联系，彰显作家的伦理图旨：通过书写无法偿赎的人性之罪来寄寓对崇高伦理道德的诉求。
一 复杂的伦理环境：不可忽视的“隐喻”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理解、阐释和评价”文学的基础，而透视人物间的伦理关系则需从分析小说的客观伦理环境入手。《赎罪》包含四个相对独立却又承上启下的伦理环境中：二战前夕的泰利斯庄园、二战期间的法国敦刻尔克和英国伦敦以及1999年的伦敦。第一部分描写“相对与世隔绝”的泰利斯庄园，“让人心旷神怡的橡树林”、“海神造型的喷泉”以及“人工开凿的湖泊、小岛、石桥”都展现出淳朴自然的英格兰乡村夏日风光，充溢着自由、美好和勃勃的生机。而泰利斯大宅内“褪色的沙发”、“无人调试拨弄的大键琴”以及“没人用过的玫瑰木的乐谱架”则透露出萧索冷清的家庭氛围。更糟糕的是脏乱压抑、毫无秩序的个人生活空间：姐姐赛西莉娅的房间“乱得像个狗窝：书本不合，衣服不叠，床铺不整，烟灰缸也不倒”；母亲艾米莉的房间“同她的一样，也很脏”。 泰利斯庄园并不温馨的家庭氛围反映了人物缺少对家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文明蓬勃兴起，个人价值重于家庭的新观念以及对利益的考量已经渗入家庭领域，“利在义先”乃至“利字当头”观念统治着家庭代际关系，严重侵蚀着家庭的亲情和温馨，消解传统家庭伦理的基础结构和基本观念，家庭伦理观念也从“家庭本位”向“个人本位”转移。家庭伦理观念的巨大变革使得家庭成员过度强调个人利益，家庭责任感淡化甚至缺失。泰利斯一家的悲剧折射出彼时城市文明对家庭伦理的侵蚀已达到了一个高峰，并逐渐支配了人们的生活。貌合神离的泰利斯一家正是由于忽视了家庭的重要性，放弃了对“心灵的港湾”的守护，才最终导致罗比含冤入狱，赛西莉娅别家远走，泰利斯夫妇以离婚收场的悲剧。
小说第二、三部分转换到二战中的敦刻尔克和伦敦，残酷血腥的战争是这部分伦理环境的主题。“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集团之间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战争的爆发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大规模屠杀，所以战争是对生命价值原则的巨大威胁，是对现世伦理道德观的严峻考验。麦克尤恩以冷静直白的语言将残酷的战场画面展现出来：“到处都是令人战栗的惨象”；“毁于战火的小村子，满目疮痍，空无一人”；“养牛的牧场有十个炮弹坑，一百码方圆里随处可见被炸飞的血肉、骨头和烧焦的皮肤”。这些残酷的画面无疑是对人物善良本性的一次拷问，在接下来艰苦卓绝的跋涉中，罗比始终未曾忘怀并为自己的“不作为”深深忏悔。残酷的战争伦理环境迫使他的伦理身份发生了改变，从受害者转变为背负罪孽却无法赎罪的人。战争总要侵犯许多人的自由，其造成的灾难远大于好处，并且不公正地分配好处和坏处。当受伤的士兵麻木绝望地躺在壕沟边时，高级军官却“身着鲜艳的白色、蓝色和金色军服……腰杆挺得笔直……迈着沉稳威严的步子经过那群穿着战地服装、满脸污垢、颓废忧郁的士兵。”作者表达了对战争之罪的反思：战争期间，究竟什么是罪孽？人人有罪是否就等于人人无罪？人皆有罪是否意味着伦理道德的放纵和沉沦？如何才能保有自己的伦理良知是对每一个人的严苛考验。而布里奥妮的赎罪是追随姐姐，成为一名护士，救助战争伤员。医院里众多伤员的残酷经历让她窥见战争之罪，意识到当人皆有罪的战争降临时，个人的罪恶被淹没，自己将背负罪恶而罪无可恕。这迫使她直面过去犯下的罪孽，坚定地做出伦理抉择：用毕生精力来完成自己的赎罪小说。
小说的最后部分转至1999年的伦敦。彼时二战的硝烟已散去，人们的生活重回正轨，伦敦也恢复了文明体面的都市样貌：圣保罗大教堂、大本钟修复一新，而战时被炸毁的圣汤姆斯医院重现昔日光景，泰利斯庄园则被改建成了宾馆。布里奥妮觉得庄园“确实比以前我住在这儿的时候有了更多的人间快乐”。曾经威胁着生命和自由的战争已经远去，严格的等级制度被打破，淡漠疏远的家庭关系也因代系更替而变得融洽温馨，新的政治伦理和家庭伦理观念将渗透后战争时代的社会、家庭生活。然而这些改变却无法消解埋藏在过往岁月里的罪孽。新的政治伦理赋予统治阶级无上权力，无论是马歇尔勋爵的个人之罪，还是人类的战争之罪都已罪无可恕。已是七十七岁高龄小说家的布里奥妮却仍为赎罪而苦苦思索，期望通过完成“赎罪小说”，以文学之美善来抵抗人性的卑劣，对抗遗忘和绝望，实现“罪终可赎”。 二 错综的伦理关系：悲剧产生的潜在诱因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和术语使用中，伦理的基本涵义……主要指社会体系以及人与社会和人之间客观存在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因此，考察作品中表现的人与社会、他人、自我之间的伦理关系有助于理解人物的伦理选择。
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恒久课题。作为人类存在的方式，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须臾不分，所以两者的关系“不仅是文学要反映或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阐释和发掘文学道德伦理价值的重要维度”。《赎罪》揭示人性被物化之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现实。在20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而且使人们逐渐失去道德感和情感特征，社会结构和规则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关系使人与人陷入对立冲突之中，造成对人性的严重压抑。这种“唯利是图”的伦理价值观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无疑是小说中悲剧产生的潜在社会原因。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赛西莉娅与仆人之子罗比之间的爱情因阶级歧视受到重重磨难；保罗·马歇尔犯下强奸罪，却因优越的阶级地位逃脱了惩罚；泰利斯夫妇因阶级歧视和家族利益不愿证明罗比的清白，导致他含冤入狱。在小说的第二、三部分，麦克尤恩通过罗比和布里奥妮的视角叙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士兵及无辜民众遭受的苦难。看似冲破阶级藩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则是对上层阶级利益的重新洗牌，战前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并没有打破，工人阶级依旧在社会底层徘徊，资本家们仍享受着位居高层所带来的利益。这也是布里奥妮在有生之年无法出版“赎罪小说”的客观原因。
“人与他人的关系是文学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因为人的本质是在对象话之后通过他人才得以彰显，文学要揭示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就必然要描述人与他人关系。因此，人与他人的关系也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关注的对象和评价的维度。《赎罪》中泰利斯家人间的关系充分揭示遭到资本主义异化破坏的家庭伦理及其恶劣影响。泰利斯先生专横固执，冷漠自私，以工作为借口逃避家庭责任，甚至另置小家，对妻子儿女不闻不问；而泰利斯夫人同样自私冷漠，敏感又情绪化。疏离的夫妻关系无情地撕开了家庭代际关系中温情脉脉的面纱，泰利斯兄妹在这样一个畸形的家庭环境中成长：长兄利昂徒有其表，沉迷享乐，虚荣自私，不愿也不能承担起做为长子的责任；姐姐赛西莉亚尊重父亲，体谅母亲，关爱兄妹，是维系家庭成员关系的重要纽带，可冷漠的家庭氛围让她想逃离；年幼的布里奥妮缺乏家人的关爱以及与外界的交流，过分自我的同时又自卑而孤独，对自我和社会认知极度匮乏。泰利斯一家疏离淡漠的代际关系也间接造成了罗比和赛西莉娅的爱情之殇。作家通过这出家庭伦理悲剧表达其对资本主义侵蚀下人与他人关系的反思。
自人类产生以来，人就开始了对自我的求索。以阐释文学存在的道德伦理价值为己任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自然不能忽略对人与自我关系的体认和把握。弗洛伊德曾指出从道德的观点来说，本我是完全非道德的；自我力求是道德的；超我则是超道德的。而所有的伦理困境都始于对三种自我的模糊界定以及自己伦理身份的认知障碍。布里奥妮幼时自我封闭，在本我的控制下无意识地犯下大错，但她坚持自己的伦理道德观，不懈努力，渴望赎罪。无论是去做战地护士，还是创作“赎罪”小说，她都在践行自己的伦理观，实现了道德的自我。虽然最后她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赎罪”，但是她的坚持意义重大。罗比出生底层，但认真努力，勤奋好学。在遭受不公、含冤入狱后，他没有放弃希望，仍旧坚持拥有道德力量的自我，参加二战，以求改变伦理身份，与爱人团聚。保罗的形象则无疑是反面的，体现了超我的不道德性。他出身优越，却品行不端，毫无社会责任感；犯下大错，却诬陷他人以求逃脱惩罚。终其一生都拒绝承认罪行的保罗与不断追寻赎罪可能的布里奥妮、坚持道德选择的罗比形成鲜明对比，其伦理选择同样发人深省。
三 结语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就是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和道德感。麦克尤恩无疑是伟大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深刻揭示了人在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束缚下挣扎的欲望，以及欲望对人性的侵蚀。社会的道德健康是在道德追求中不断地考察现实伦理环境，分析当下伦理关系，反思实际伦理困境，使其表现出道德上更大的进步性。麦克尤恩的伦理观正是通过这样的伦理模式表现出来：人应时常反思并承认自己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实践“赎罪”；社会在营造良好伦理环境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家庭对一个人伦理意识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当代社会面临着许多道德伦理问题：追求财富，物欲膨胀，道德情感濒临崩溃，心理危机日益深重。而麦克尤恩作品《赎罪》传达的伦理观，无疑对当下文学研究、伦理道德建设、伦理价值探索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参考文献：
[1] 伊恩·麦克尤恩，郭国良译：《赎罪》，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2] 李定清：《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文精神建构》，《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3] 罗成翼、刘利乐：《战争论理综论》，《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4] 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张文菲，女，1988—，江苏盐城人，南京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朱桂成，男，1961—，江苏连云港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翻译理论，工作单位：南京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