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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不同的角度描绘中国现代历史的不同面貌，其中有一个角度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现代性角度。无论是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现代性不同层面的追求，还是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或新儒家思想对现代性不同层面的拒斥，其共同点都与现代性密切相关，并都是在现代性语境中发生的。自1917年以来，追求现代性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主题、总基调。因此有必要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以及在这种语境中的自然精神选择问题。
关键词：现代文学 现代性 语境 自然精神 选择 前景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就审美特质而言，自然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意义重大，它不但使得本民族文学最重要的道家自然精神资源延续了下来，而且使得特别富有文学性的酒神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重放异彩，即使是女性自然精神和后自然精神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花园。
一 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观念的起源
现代性的起源无疑是18世纪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西欧。在笔者看来，现代性方案的根本理念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在线性时间观上建立起了一种持续进步的世界观念。马泰·卡林内斯库曾说：“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的确，在人类历史初期的那种混沌式的时间观或者像古希腊那种循环的时间观中，现代性的概念都无法生成；而且，尤其得强调的是这种线性时间还被赋予了不断进步的确定方向与价值意味；第二，人的主体性观念的确立。有论者曾指出，“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人上升为主体，世界则沦为客体。”按照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分析，“主体性”主要有四个含义，即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的自主和唯心哲学本身，而说到底就是对理性的充分强调；第三，世俗化方向的确定。这种世俗化自然是发生在超世秩序沦丧，以及现世秩序无限制的泛滥之中，现代社会的整体导向就是功利算计与本能欲望的盛行。
这种现代性方案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盛行了两百多年，造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成绩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其危机也是不容忽视的。现代性危机在现代性自身的分化中表现得很清楚，卡林内斯库曾指出，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两种现代性就开始冲突了，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它相信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等；而另一种现代性，却从浪漫派的开端就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至自我流放等。当然，现代性更根本的危机恐怕还是它的意义危机，它通过对进步、人的理性以及世俗化的强调勾销了超越性的意义，从而为自身的虚无主义奠定了牢靠的基础。这也就使得我们不得不严正地思索现代性本身的界限问题。
二 中国现代文学对自然精神的选择
中国现代文学对自然精神的选择就是在这种现代性语境中展开的。
首先，针对现代性对时间之维的无限制的强调，自然精神却强调了空间之维。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指出，现代性这个概念只有在线性的不断进步地时间观上才有可能，其实，现代性在论证自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都是无限制地从未来时间中征得精神资源。利奥塔就曾指出：“在传统文化中如宗教人类学所表明的，知识是根据起源、根据事物生成的最初时刻而被加以合法化的。与神话不同，作为现代性特征的元叙事根据未来而不是过去来对知识加以合法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理性、历史理性对时间的强调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受启蒙理性、历史理性支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例如，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新时期初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以及十七年文学等，其内在的叙事与抒情模式都是在光明与黑暗、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展开的，时间上的未来是与光明、趋新、现代等联系在一起，而过去则常常是黑暗、陈旧、传统的代名词。在这种现代性叙事中，世界展示出来的是在线性时间上的单质的、单维的、趋新的世界。这体现出来的无疑是现代中国人高度的现代性焦虑，是对时间的崇拜意识。在这种现代性焦虑中，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空间加以时间化。例如，五四时期受鲁迅影响的以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在《菊英的出嫁》、《鼻涕阿二》、《水葬》等作品中，空间意识是没有自足价值的，这些空间所承载着的人与事全都得在时间维度上表明自己早已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是与过去的陈腐、落后相连的，是完全应该舍弃的。然而，自然精神却在追求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流作品之外展开了空间这一维度。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可能是周作人，他在《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中就曾提到中国现代文学应该注意地方性、地方色彩等问题。此后，自然精神所支配的作家中，地域色彩几乎成了他们首要的标志。例如，废名之于湖北黄梅，沈从文之于湖南湘西，汪曾祺之于江苏高邮，莫言、张炜之于山东胶东半岛，张承志之于西北黄土高原等，这种地域色彩的呈现并不是简单的审美风貌问题，而是关涉到现代性语境中对空间的重视问题。例如，在废名的小说中，时间意识是极其淡化的，人物生活环境常常是古今莫辨，其间呈现出的时间往往是停滞的、亘古如一的、循环的、非进化的、非价值的。沈从文《边城》这样的作品中，同样强调的是空间、地域，而时间则是模糊不清的。至于张炜的《九月寓言》就更是如此，那个海边小村作为一个空间存在十分清晰，可是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却茫昧不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小说虽有明确的时间背景，但是作者通过倒叙、插叙等不同的叙述方式完全瓦解了线性进步的时间意识，呈现出的还是被酒神式的生命美景充满了的空间场景。张承志笔下那些黄土高原上回教徒的生命图景更是彻底瓦解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此外如母神崇拜对广阔大地的强调、后女性自然精神对女性感性心理空间地强调、后自然精神对个体的肉身空间地强调，无不是在现代性的时间崇拜之外展示出了空间的重要性。 其次，在现代性语境中，就人的存在而言，自然精神特别地强调了人的感性存在乃至非理性存在之维，强调了人的肉体存在，人的自然性。就现代性而言，无论是对客观的外在自然的统治还是对内在自然的压抑，都是通过高度的理性化达成的，理性化成了现代性的又一根本标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理性与历史理性标举的都是理性化旗帜，在它对人的现代塑造与想象中，理性之维乃是至关重要的。对人的理性存在之维地强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最明显特征之一。这种理性化倾向也使得启蒙理性、历史理性所支配的文学以及其所塑造的人物在审美风貌、价值意向上都呈现出鲜明的同质化倾向，因为理性在设定价值时无疑是倾向于抽象的、同质的。
此外，现代性的总体倾向是世俗化，而世俗化说到底就是功利原则至上，在现代性的各个层面上。例如，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的征服利用，社会制度的科层化与合理化，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与利润最大原则等，无不是被功利原则主宰着的。在现代性方案里的启蒙理性与历史理性之中，功利原则也是一个核心原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功利原则首先表现在相应的文学观中。例如，启蒙主义文学观很明确地把文学视为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现实工具之一，而历史理性支配的文学观则是强调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政治服务等的工具效果。落实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价值观上，无论是启蒙理性还是历史理性最后都把现实功利的获得作为目的，这种现实功利可以包括民族国家的富强、物质财富的丰裕等。然而，自然精神却在这种世俗化、功利化原则之外张扬起另一种审美精神。道教自然精神不以功利的眼光打量世界，专注于悠然自在的自然感性生命形态。受道家自然精神影响的作家笔下的世界往往是自足自在的世界，它不需要经过理性或者精神的判别。自然精神支撑起的这种审美精神是现代性方案所推崇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真正对抗者。自然精神对审美精神地张扬无疑是弥足珍贵的批判与补充，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性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对现实世界的时间之维、对人的存在地理性之维的过分强调；对现代世界的世俗化、功利化原则过分推崇等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恶果。而针对这种欠缺，自然精神对现实世界的空间之维、人存在的感性乃至非理性之维、现代世界的审美精神等张扬的必然性与重要性也就昭然若揭了。
三 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存在前景
从现代性语境中的自然精神选择来看，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存在前景很广阔。其中的根本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现代性方案本身弊端重重，这使得自然精神始终是一个可能的选择。艾恺曾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对他们付出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代价。”从大的方面看，市场经济推动的大工业生产对自然生态、自然环境的破坏；现代性政治制度中合理化的官僚科层制度导致的非理性后果；日益形成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对人既有的精神信念地瓦解、对道德危机的促成等，这些无不表明现代性方案本身就是两歧的方案，而不是完美的方案。当这些现代性方案的弊病日益显露时，自然精神所构想出来的自然人性、自然状态等无疑会对许多人产生日益强烈的诱惑，他们也会像沈从文渴望着湘西世界的自然淳朴；或像莫言渴望着高密东北乡的激情荡漾、强力横溢；或像后女性自然精神和后自然精神遁入自身的感性存在层次，沉湎于朦胧晦暗的感性世界。现代化及与反现代化批判，将以这个二重性的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而自然精神将作为反现代化批判的一种可能的精神资源永远存在，在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一再出现自然精神的影子。其二，与自然精神本身的诱惑力有关。在前文中已经指出，自然精神从本质上就是审美精神，一种对人的感性持无条件肯定的审美精神，而文学也是一种审美活动，因此文学与自然精神纠缠一处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此外还得注意，从人的存在属性上，人既是历史存在，也是精神存在，还是自然存在；而作为自然存在者，人与大地、自然、肉身、感性等始终是不可分割的，来自于这个存在层次的力量也会使人不停地返回它，从而使人建立起自然精神。中国现代文学无疑也是处于人的自然存在属性巨大的吸引力范围内。其三，与既有的文化传统有关，道家自然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接受种种自然精神的影响力至巨。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后女性自然精神与后自然精神中，道家自然精神的面貌也依然时时闪现。例如，后女性自然精神中的那种女性特质，就与道家自然精神的阴柔特质相关，后自然精神中的那种抹平价值级差的痞性与狂欢，也与道家自然精神的齐物、狂狷之思相通。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道家自然精神不可能消亡，相应地，与之唇齿相依的其它自然精神也会长存。其四，自然精神的出现还与具体个人的性情、命运有关。我们可以看到，在既有的这些现代作家中，凡是与道家自然精神、酒神自然精神相契甚深的，大都与农村关系较为密切。例如，沈从文、莫言等人都是在农村中长大的，并且在情感上一直倾向农村，常常自称乡下人。而与后女性自然精神，尤其是后自然精神相契甚深的作家则大都与都市关系较为密切。城乡二元结构必然会持续影响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并使得他们采取不同类型的自然精神立场。
参考文献：
[1] 张立波：《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语境之我见》，《甘肃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8期。
[2] 刘建敏：《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西藏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3] 刘小丽：《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
[4] 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 陈其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作者简介：陶瑛，女，1979—，黑龙江虎林人，本科，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关键词：现代文学 现代性 语境 自然精神 选择 前景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就审美特质而言，自然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意义重大，它不但使得本民族文学最重要的道家自然精神资源延续了下来，而且使得特别富有文学性的酒神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重放异彩，即使是女性自然精神和后自然精神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花园。
一 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观念的起源
现代性的起源无疑是18世纪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西欧。在笔者看来，现代性方案的根本理念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在线性时间观上建立起了一种持续进步的世界观念。马泰·卡林内斯库曾说：“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的确，在人类历史初期的那种混沌式的时间观或者像古希腊那种循环的时间观中，现代性的概念都无法生成；而且，尤其得强调的是这种线性时间还被赋予了不断进步的确定方向与价值意味；第二，人的主体性观念的确立。有论者曾指出，“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人上升为主体，世界则沦为客体。”按照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分析，“主体性”主要有四个含义，即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的自主和唯心哲学本身，而说到底就是对理性的充分强调；第三，世俗化方向的确定。这种世俗化自然是发生在超世秩序沦丧，以及现世秩序无限制的泛滥之中，现代社会的整体导向就是功利算计与本能欲望的盛行。
这种现代性方案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盛行了两百多年，造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成绩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其危机也是不容忽视的。现代性危机在现代性自身的分化中表现得很清楚，卡林内斯库曾指出，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两种现代性就开始冲突了，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它相信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等；而另一种现代性，却从浪漫派的开端就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至自我流放等。当然，现代性更根本的危机恐怕还是它的意义危机，它通过对进步、人的理性以及世俗化的强调勾销了超越性的意义，从而为自身的虚无主义奠定了牢靠的基础。这也就使得我们不得不严正地思索现代性本身的界限问题。
二 中国现代文学对自然精神的选择
中国现代文学对自然精神的选择就是在这种现代性语境中展开的。
首先，针对现代性对时间之维的无限制的强调，自然精神却强调了空间之维。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指出，现代性这个概念只有在线性的不断进步地时间观上才有可能，其实，现代性在论证自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都是无限制地从未来时间中征得精神资源。利奥塔就曾指出：“在传统文化中如宗教人类学所表明的，知识是根据起源、根据事物生成的最初时刻而被加以合法化的。与神话不同，作为现代性特征的元叙事根据未来而不是过去来对知识加以合法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理性、历史理性对时间的强调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受启蒙理性、历史理性支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例如，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新时期初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以及十七年文学等，其内在的叙事与抒情模式都是在光明与黑暗、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展开的，时间上的未来是与光明、趋新、现代等联系在一起，而过去则常常是黑暗、陈旧、传统的代名词。在这种现代性叙事中，世界展示出来的是在线性时间上的单质的、单维的、趋新的世界。这体现出来的无疑是现代中国人高度的现代性焦虑，是对时间的崇拜意识。在这种现代性焦虑中，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空间加以时间化。例如，五四时期受鲁迅影响的以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在《菊英的出嫁》、《鼻涕阿二》、《水葬》等作品中，空间意识是没有自足价值的，这些空间所承载着的人与事全都得在时间维度上表明自己早已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是与过去的陈腐、落后相连的，是完全应该舍弃的。然而，自然精神却在追求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流作品之外展开了空间这一维度。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可能是周作人，他在《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中就曾提到中国现代文学应该注意地方性、地方色彩等问题。此后，自然精神所支配的作家中，地域色彩几乎成了他们首要的标志。例如，废名之于湖北黄梅，沈从文之于湖南湘西，汪曾祺之于江苏高邮，莫言、张炜之于山东胶东半岛，张承志之于西北黄土高原等，这种地域色彩的呈现并不是简单的审美风貌问题，而是关涉到现代性语境中对空间的重视问题。例如，在废名的小说中，时间意识是极其淡化的，人物生活环境常常是古今莫辨，其间呈现出的时间往往是停滞的、亘古如一的、循环的、非进化的、非价值的。沈从文《边城》这样的作品中，同样强调的是空间、地域，而时间则是模糊不清的。至于张炜的《九月寓言》就更是如此，那个海边小村作为一个空间存在十分清晰，可是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却茫昧不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小说虽有明确的时间背景，但是作者通过倒叙、插叙等不同的叙述方式完全瓦解了线性进步的时间意识，呈现出的还是被酒神式的生命美景充满了的空间场景。张承志笔下那些黄土高原上回教徒的生命图景更是彻底瓦解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此外如母神崇拜对广阔大地的强调、后女性自然精神对女性感性心理空间地强调、后自然精神对个体的肉身空间地强调，无不是在现代性的时间崇拜之外展示出了空间的重要性。 其次，在现代性语境中，就人的存在而言，自然精神特别地强调了人的感性存在乃至非理性存在之维，强调了人的肉体存在，人的自然性。就现代性而言，无论是对客观的外在自然的统治还是对内在自然的压抑，都是通过高度的理性化达成的，理性化成了现代性的又一根本标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理性与历史理性标举的都是理性化旗帜，在它对人的现代塑造与想象中，理性之维乃是至关重要的。对人的理性存在之维地强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最明显特征之一。这种理性化倾向也使得启蒙理性、历史理性所支配的文学以及其所塑造的人物在审美风貌、价值意向上都呈现出鲜明的同质化倾向，因为理性在设定价值时无疑是倾向于抽象的、同质的。
此外，现代性的总体倾向是世俗化，而世俗化说到底就是功利原则至上，在现代性的各个层面上。例如，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的征服利用，社会制度的科层化与合理化，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与利润最大原则等，无不是被功利原则主宰着的。在现代性方案里的启蒙理性与历史理性之中，功利原则也是一个核心原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功利原则首先表现在相应的文学观中。例如，启蒙主义文学观很明确地把文学视为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现实工具之一，而历史理性支配的文学观则是强调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政治服务等的工具效果。落实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价值观上，无论是启蒙理性还是历史理性最后都把现实功利的获得作为目的，这种现实功利可以包括民族国家的富强、物质财富的丰裕等。然而，自然精神却在这种世俗化、功利化原则之外张扬起另一种审美精神。道教自然精神不以功利的眼光打量世界，专注于悠然自在的自然感性生命形态。受道家自然精神影响的作家笔下的世界往往是自足自在的世界，它不需要经过理性或者精神的判别。自然精神支撑起的这种审美精神是现代性方案所推崇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真正对抗者。自然精神对审美精神地张扬无疑是弥足珍贵的批判与补充，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性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对现实世界的时间之维、对人的存在地理性之维的过分强调；对现代世界的世俗化、功利化原则过分推崇等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恶果。而针对这种欠缺，自然精神对现实世界的空间之维、人存在的感性乃至非理性之维、现代世界的审美精神等张扬的必然性与重要性也就昭然若揭了。
三 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存在前景
从现代性语境中的自然精神选择来看，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存在前景很广阔。其中的根本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现代性方案本身弊端重重，这使得自然精神始终是一个可能的选择。艾恺曾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对他们付出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代价。”从大的方面看，市场经济推动的大工业生产对自然生态、自然环境的破坏；现代性政治制度中合理化的官僚科层制度导致的非理性后果；日益形成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对人既有的精神信念地瓦解、对道德危机的促成等，这些无不表明现代性方案本身就是两歧的方案，而不是完美的方案。当这些现代性方案的弊病日益显露时，自然精神所构想出来的自然人性、自然状态等无疑会对许多人产生日益强烈的诱惑，他们也会像沈从文渴望着湘西世界的自然淳朴；或像莫言渴望着高密东北乡的激情荡漾、强力横溢；或像后女性自然精神和后自然精神遁入自身的感性存在层次，沉湎于朦胧晦暗的感性世界。现代化及与反现代化批判，将以这个二重性的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而自然精神将作为反现代化批判的一种可能的精神资源永远存在，在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一再出现自然精神的影子。其二，与自然精神本身的诱惑力有关。在前文中已经指出，自然精神从本质上就是审美精神，一种对人的感性持无条件肯定的审美精神，而文学也是一种审美活动，因此文学与自然精神纠缠一处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此外还得注意，从人的存在属性上，人既是历史存在，也是精神存在，还是自然存在；而作为自然存在者，人与大地、自然、肉身、感性等始终是不可分割的，来自于这个存在层次的力量也会使人不停地返回它，从而使人建立起自然精神。中国现代文学无疑也是处于人的自然存在属性巨大的吸引力范围内。其三，与既有的文化传统有关，道家自然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接受种种自然精神的影响力至巨。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后女性自然精神与后自然精神中，道家自然精神的面貌也依然时时闪现。例如，后女性自然精神中的那种女性特质，就与道家自然精神的阴柔特质相关，后自然精神中的那种抹平价值级差的痞性与狂欢，也与道家自然精神的齐物、狂狷之思相通。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道家自然精神不可能消亡，相应地，与之唇齿相依的其它自然精神也会长存。其四，自然精神的出现还与具体个人的性情、命运有关。我们可以看到，在既有的这些现代作家中，凡是与道家自然精神、酒神自然精神相契甚深的，大都与农村关系较为密切。例如，沈从文、莫言等人都是在农村中长大的，并且在情感上一直倾向农村，常常自称乡下人。而与后女性自然精神，尤其是后自然精神相契甚深的作家则大都与都市关系较为密切。城乡二元结构必然会持续影响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并使得他们采取不同类型的自然精神立场。
参考文献：
[1] 张立波：《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语境之我见》，《甘肃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8期。
[2] 刘建敏：《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西藏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3] 刘小丽：《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
[4] 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 陈其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作者简介：陶瑛，女，1979—，黑龙江虎林人，本科，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