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新感觉派小说从精神内质和外在形式两个层次上解析了现代都市人生命的孤独，刷新了早期都市小说的精神向度。新感觉小说家以孤独为写作母题，客观上与后结构主义“让局部、偶然、弱势说话”的主旨相契合，有其独特的价值，用重复和色彩这两种技巧切入小说精神内质的表达，在形式上契合孤独这一写作母题。
关键词：新感觉派 现代向度 孤独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新感觉派小说从精神内质和外在形式两个层次上解析了现代都市人生命的孤独，并藉此超越了对物质的过分粘着，刷新了早期都市小说的精神向度——尽管这份孤独由于上海的畸形繁华平添了颓唐与纵乐的声色，尽管这种触探远不及鲁迅的《野草》在追寻生命原初的孤独那样碰触了人类颤栗的灵魂；也许这种解析在语词上过于透明，在语义上又过于晦涩，但不管怎样的摇晃与稚拙，这毕竟是探寻人心理潜意识的第一步，是突显人们感觉的第一步，更是接近人们生命本质的第一步。也正是这种摇晃与稚拙，才让我们得以从他们的文字中辨认出历史转型的原真。
一 精神内质上的孤独
20世纪30年代，“左翼视京派为‘封建余孽’，视海派为‘洋场恶少’，等同于资本主义恶瘤。而京派把左翼看作是党派政治，将海派看得如铜臭一堆。海派只有不断地‘辩诬’”，且将三者争辩的价值判断忽略不计，所谓洋场、铜臭倒恰切地指出了海派的基本存在境遇，即受西方生活方式影响较深的社会氛围。而这种社会氛围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现代都市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判断；中西方文化的交锋、碰撞，社会非正常转型的混乱，让现代都市人体味到个体生命的孤独。这种孤独是平民的、凡俗的，也是琐屑的。
孤独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是一种并不陌生的心情。在阡陌相通，鸡犬相闻的乡下，即使不是乡情，流水与麦秸也是亲切的，再熟识不过的。而城市的繁华，高度的物质化，则以其非自然的形式给人的灵魂铸造了坚硬的隔膜；热闹的街景与孤独的个体生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刘呐鸥在《游戏》中有过出色的描写：“大概是多喝了点‘车厘’吧！但是除了酒，我实在也找不到什么安慰……我今天上午从朋友的家里出来，从一条热闹的马路走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城市的一切都死掉了……我的眼前有的只是一片大沙漠，像太古一样地沉默。”主人公从朋友家出来，但给他安慰的却是酒水，心灵的孤独感在热闹的马路上日益膨胀，烦躁，终于覆盖了一切，使喧嚣变为沉默。为了强调这种孤独感的巨大荒诞性，刘呐鸥使用了“太古”这一离现代上海非常遥远的时间词汇来修饰沉默。这是一种朦胧而又十分精确的描摹。
作为新感觉派写作母题的孤独是多义的。在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H和T的孤独是由于被戏弄而引起的。施蛰存的《特吕姑娘》中，秦贞娥的孤独缘于被中伤。杜衡的《叶赛宁之死》中，叶赛宁的孤独是被压抑。
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最关注被生活“压扁”的人，他对现代都市人孤独的阐释有一部集大成之作《PIERROT——寄呈望舒》，这是一篇带有自传甚至自嘲味道的小说，小说共九节。按章节顺序孤独可以分为七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被误解；第二层次是个体性被压制；第三层次即个体差异性被主流边缘化，进而被消解；第四层含义为被欺骗；第五层含义为被利用；第六层含义是被遗忘；第七层含义是孤独的永恒性、无限性。这篇小说写得很单纯、明了，其中关于孤独的一个层次上的本质为个体性被压制、差异性被边缘化进而被消解的观点。这观点与20世纪60年代英美科学哲学与政治哲学代表人卡尔·波普对“乌托邦工程”的批判相通。波普认为历史主义者策划出了乌托邦工程，并预设了最终目的，“为了维持对‘最终目的’的执著不懈地追求，集团内部的意见分歧会演变为猜忌、敌对、不宽容，对不同意见的禁止和对待不同政见者的迫害”。无论是杜衡对叶赛宁的寂寞，还是穆时英对潘鹤龄的苦恼描摹，其语词、情感与波普的哲学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不同的是，波普的哲学是经过系统论证的，而新感觉派小说家们则是以自己纤细的神经敏锐地把握着现代人孤独律动的内心。他们绝不等于庸俗卖文的畅销小说家，这种评价太过抹杀他们的价值——他们是怀着对被生活压扁了的，又被社会主潮及乡土温情双重抛离了的现代都市人——以对当时弱势人群的悉心关怀，来极其真诚地书写他们的精神困苦（也部分涉及物质匮乏，例如《街景》、《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但主要是精神）。应该说明的是，这七个孤独的层次只是按文章顺序，并不是按主次或总分关系而梳理的。
除了此篇，其小说《街景》表现了孤独中被忽略、漠视的一面；《第二恋》以士煊君和玛莉的爱情悲剧表现了孤独中互相错过的一面；而《黑牡丹》中的女主人公从被遗弃的命运中逃逸，的确是穆时英小说中最幸运的舞女，但她是藉“黑牡丹妖”之名才得以成功逃逸了被遗弃的命运，这是对人之为人的莫大的讽刺，况且这又是以圣五的被欺骗为代价的——被遗弃与被欺骗是异形而同质的两个问题，是从孤独的一个方面逃往另一个方面。而黑牡丹本人也必将因欺骗而限制了与圣五的交流，又坠入另一重孤独。藉此，穆时英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孤独是现代都市人的命运定数，是现代都市人永远逃不出去的樊篱。
综上所述，无论是被戏弄、被中伤、被压抑，还是被误解、被边缘化、被遗忘以及彼此错过，其孤独内质的焦点均在于：无法交流、互不理解。新感觉小说家这种以孤独为写作母题的书写方式，在今天看来，客观上又与后结构主义“让局部、偶然、弱势说话”的主旨相契合，因而有了自己独特的价值。
二 外在形式对孤独母题的强化
其实，在第一部分的论述中，已部分涉及了这一问题，因为精神与形式实质是不可分的。这里只是转移了一下视点，从新感觉派小说家用的比较普遍又比较成功的两种技巧，切入小说精神内质的表达。
1 重复的魅力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场面描写：“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白的台布上面放着：黑的啤酒，黑的咖啡……黑的，黑的……”这一段话中，白和黑作为两个最单纯的色彩反复出现；白色本可以给人宁静、清爽的感觉，但高频不间断的复现则让白色有了一种铺天而来不可抗拒的焦灼感；黑色的重复更令人压抑，无论是啤酒还是咖啡都是刺激物，这一色彩词的反复，准确地勾勒出了现代人内心的紧张、惊恐。“白的台布旁边坐着穿晚礼服的男子，黑的和白的一堆：黑头发，白脸，黑眼珠子，白领子，黑领结，白的浆褶衬衫，黑外褂，白背心，黑裤子……黑的和白的……白的台布后边站着侍者，白衣服，黑帽子，白裤子上一条黑镶边……”对这段话可以作双向解读。一方面，该段描述止于黑白二色单调的重复和由短句子构成的快节奏的重复，故而以威压的速率给人以急迫感。另一方面，也可以反过来透视隐含作者的旨意，显然由于叙述视点（该视点既隐含作者的视点，也是五个代表现代都市失意人的主人公的视点）的高频转换，一切都流于浮光掠影式的观察，从而使一切细节均被忽视，只剩下粗线条的黑与白——这寂寞孤独的两色。文本的潜在含义是：现代人疲乏的、烦躁的心态。这一段仅仅以重复的这一项技巧就成功地勾勒了现代都市人焦灼、紧张、疲惫不堪的心境。而这种心境又与孤独“无法交流、互不理解”的精神内质完全吻合。 《街景》中老乞丐反复的自语以及语义上的复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显出孤独的母题。《第二恋》中士煊君与玛莉之间有着新感觉派小说家笔下难得一见的纯真爱情，他们在“ROSE MARIE”的怀念的、低回的调子中相识、相恋。歌词曲调在语词旋律上机械的重复，在情感语义上却一层层注入流泪的哀伤，最终达到孤独的极至。穆时英所谓潜在的“哀婉抒情气息”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据这种音乐性的复沓得以成就，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这种重复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回旋，它深刻揭示了理性压抑感性所带来的连将爱明言都不能的孤独痛楚。命运造就了孤独、可怕，人为理性的孤独、可悲，而非理性的追求又不能被社会认可，人在自己不能把握的命运与自己不能超越的理性的合力下只能走向个体生命的孤独。现代都市人孤独的内质在这样精致的章节中被赋予了双重的悲剧色彩，使新感觉派小说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超越性与形而上的关怀。
2 色彩外衣
新感觉派小说，毫无疑问，总是将色彩作为感觉的重要要素突显出来。其最常出现的是鲜艳夺目的色彩。在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赛马场是青草原，女儿穿着绿裙子，Union Jack“在美丽的青空中随风飘漾着朱红的微笑”，草原上“移动着红红绿绿的人马”，连白云也“流着光闪闪的汗珠”，所有的色彩都是鲜亮的、明媚的，象征着欲望，也强调着欲望。然而，当欲望落空，这一切色彩便构成对被戏弄的孤独的H和T刺目地嘲讽。
新感觉派小说家笔下也有柔和明净的色彩。穆时英的《PIERROR》中就反复铺垫了一些这样的色彩，有“Traumerl”那样“紫色的调子”；有着“林檎色的脸”和“蔚蓝的心脏”的琉璃子，但正是这个“没有偏见的、天真的”琉璃子竟然作了“褐色的罗柴立”的情妇。这种“灵魂的失节”即“欺骗”，使忧郁而疲倦的潘鹤龄更深层地体味到“人是精神互相隔离了的，寂寞地生活着的”，这些柔和的，令人心灵宁贴的，使人产生美好联想的色彩便形成了一种pierrot式的反讽。
与刘呐鸥、穆时英二人不同，施蛰存小说中的色彩一般顺承小说的中心，他常以婉转，略带伤感的笔调写作，总偏爱一种暮色的朦胧色彩。例如，《梅雨之夕》中街头雨中的夜色，晕黄灯光下的周夫人，薄暮中的舞女等。这些色彩是一种内心潜意识隐隐流动的象征，更是一种统领小说氛围的基调，淡淡的却经久的个体生命的孤独已与暮色朦胧的色彩融为一体，诉说着世事的纷繁与无从逃逸的苦闷。
“新感觉派小说借鉴了日本、法国的都市小说的形式和技巧，并且把握住了现代化大都市的节奏、速率、色彩、欲望”，因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富大都市神韵的都市文学”。但如果对其创作文本进行细读，就会经常令人感到鱼龙混杂。作品与作品，甚至段落与段落之间在艺术形式上和文化旨蕴上参差不齐。它长期以来，一面背着“洋场恶少”的坏名声，一面又负着“铜臭一堆”的指责。然而，当我们跨越历史的距离，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其进行审视，便会惊诧于比现代化的上海还要年轻的新感觉派小说家们天才的灵感与表现力——那智慧的火花在他们并不算十分成熟的文字间跃动。他们对现代都市人个体生命中有关孤独的追问是超前的、是现代的。也许他们对这一本质的探寻还有待后人进一步扩展、深入，也许正如后结构主义者所言，根本不存在一个恰切的“人”的终极本质，但就某种程度而言，新感觉派小说正是从“孤独”层面无限地接近了这一本质——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新感觉派小说的这一自觉或非自觉的努力，为小说的现代性由内到外的双向转型寻找到了一个文学的向度。不仅如此，在对30年代弱势群体的再发现中，新感觉派小说不容置疑地显露了其存在价值和无可替代性。
参考文献：
[1] 吴福辉：《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王文英：《上海现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
高红欣，女，1978—，河北无极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文学、职业教育，工作单位：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霍蓉光，女，1980—，河北邯郸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职业教育；工作单位：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林秀芳，女，1970—，河北藁城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文学、职业教育，工作单位：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关键词：新感觉派 现代向度 孤独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新感觉派小说从精神内质和外在形式两个层次上解析了现代都市人生命的孤独，并藉此超越了对物质的过分粘着，刷新了早期都市小说的精神向度——尽管这份孤独由于上海的畸形繁华平添了颓唐与纵乐的声色，尽管这种触探远不及鲁迅的《野草》在追寻生命原初的孤独那样碰触了人类颤栗的灵魂；也许这种解析在语词上过于透明，在语义上又过于晦涩，但不管怎样的摇晃与稚拙，这毕竟是探寻人心理潜意识的第一步，是突显人们感觉的第一步，更是接近人们生命本质的第一步。也正是这种摇晃与稚拙，才让我们得以从他们的文字中辨认出历史转型的原真。
一 精神内质上的孤独
20世纪30年代，“左翼视京派为‘封建余孽’，视海派为‘洋场恶少’，等同于资本主义恶瘤。而京派把左翼看作是党派政治，将海派看得如铜臭一堆。海派只有不断地‘辩诬’”，且将三者争辩的价值判断忽略不计，所谓洋场、铜臭倒恰切地指出了海派的基本存在境遇，即受西方生活方式影响较深的社会氛围。而这种社会氛围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现代都市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判断；中西方文化的交锋、碰撞，社会非正常转型的混乱，让现代都市人体味到个体生命的孤独。这种孤独是平民的、凡俗的，也是琐屑的。
孤独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是一种并不陌生的心情。在阡陌相通，鸡犬相闻的乡下，即使不是乡情，流水与麦秸也是亲切的，再熟识不过的。而城市的繁华，高度的物质化，则以其非自然的形式给人的灵魂铸造了坚硬的隔膜；热闹的街景与孤独的个体生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刘呐鸥在《游戏》中有过出色的描写：“大概是多喝了点‘车厘’吧！但是除了酒，我实在也找不到什么安慰……我今天上午从朋友的家里出来，从一条热闹的马路走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城市的一切都死掉了……我的眼前有的只是一片大沙漠，像太古一样地沉默。”主人公从朋友家出来，但给他安慰的却是酒水，心灵的孤独感在热闹的马路上日益膨胀，烦躁，终于覆盖了一切，使喧嚣变为沉默。为了强调这种孤独感的巨大荒诞性，刘呐鸥使用了“太古”这一离现代上海非常遥远的时间词汇来修饰沉默。这是一种朦胧而又十分精确的描摹。
作为新感觉派写作母题的孤独是多义的。在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H和T的孤独是由于被戏弄而引起的。施蛰存的《特吕姑娘》中，秦贞娥的孤独缘于被中伤。杜衡的《叶赛宁之死》中，叶赛宁的孤独是被压抑。
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最关注被生活“压扁”的人，他对现代都市人孤独的阐释有一部集大成之作《PIERROT——寄呈望舒》，这是一篇带有自传甚至自嘲味道的小说，小说共九节。按章节顺序孤独可以分为七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被误解；第二层次是个体性被压制；第三层次即个体差异性被主流边缘化，进而被消解；第四层含义为被欺骗；第五层含义为被利用；第六层含义是被遗忘；第七层含义是孤独的永恒性、无限性。这篇小说写得很单纯、明了，其中关于孤独的一个层次上的本质为个体性被压制、差异性被边缘化进而被消解的观点。这观点与20世纪60年代英美科学哲学与政治哲学代表人卡尔·波普对“乌托邦工程”的批判相通。波普认为历史主义者策划出了乌托邦工程，并预设了最终目的，“为了维持对‘最终目的’的执著不懈地追求，集团内部的意见分歧会演变为猜忌、敌对、不宽容，对不同意见的禁止和对待不同政见者的迫害”。无论是杜衡对叶赛宁的寂寞，还是穆时英对潘鹤龄的苦恼描摹，其语词、情感与波普的哲学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不同的是，波普的哲学是经过系统论证的，而新感觉派小说家们则是以自己纤细的神经敏锐地把握着现代人孤独律动的内心。他们绝不等于庸俗卖文的畅销小说家，这种评价太过抹杀他们的价值——他们是怀着对被生活压扁了的，又被社会主潮及乡土温情双重抛离了的现代都市人——以对当时弱势人群的悉心关怀，来极其真诚地书写他们的精神困苦（也部分涉及物质匮乏，例如《街景》、《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但主要是精神）。应该说明的是，这七个孤独的层次只是按文章顺序，并不是按主次或总分关系而梳理的。
除了此篇，其小说《街景》表现了孤独中被忽略、漠视的一面；《第二恋》以士煊君和玛莉的爱情悲剧表现了孤独中互相错过的一面；而《黑牡丹》中的女主人公从被遗弃的命运中逃逸，的确是穆时英小说中最幸运的舞女，但她是藉“黑牡丹妖”之名才得以成功逃逸了被遗弃的命运，这是对人之为人的莫大的讽刺，况且这又是以圣五的被欺骗为代价的——被遗弃与被欺骗是异形而同质的两个问题，是从孤独的一个方面逃往另一个方面。而黑牡丹本人也必将因欺骗而限制了与圣五的交流，又坠入另一重孤独。藉此，穆时英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孤独是现代都市人的命运定数，是现代都市人永远逃不出去的樊篱。
综上所述，无论是被戏弄、被中伤、被压抑，还是被误解、被边缘化、被遗忘以及彼此错过，其孤独内质的焦点均在于：无法交流、互不理解。新感觉小说家这种以孤独为写作母题的书写方式，在今天看来，客观上又与后结构主义“让局部、偶然、弱势说话”的主旨相契合，因而有了自己独特的价值。
二 外在形式对孤独母题的强化
其实，在第一部分的论述中，已部分涉及了这一问题，因为精神与形式实质是不可分的。这里只是转移了一下视点，从新感觉派小说家用的比较普遍又比较成功的两种技巧，切入小说精神内质的表达。
1 重复的魅力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场面描写：“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台布……白的——白的台布上面放着：黑的啤酒，黑的咖啡……黑的，黑的……”这一段话中，白和黑作为两个最单纯的色彩反复出现；白色本可以给人宁静、清爽的感觉，但高频不间断的复现则让白色有了一种铺天而来不可抗拒的焦灼感；黑色的重复更令人压抑，无论是啤酒还是咖啡都是刺激物，这一色彩词的反复，准确地勾勒出了现代人内心的紧张、惊恐。“白的台布旁边坐着穿晚礼服的男子，黑的和白的一堆：黑头发，白脸，黑眼珠子，白领子，黑领结，白的浆褶衬衫，黑外褂，白背心，黑裤子……黑的和白的……白的台布后边站着侍者，白衣服，黑帽子，白裤子上一条黑镶边……”对这段话可以作双向解读。一方面，该段描述止于黑白二色单调的重复和由短句子构成的快节奏的重复，故而以威压的速率给人以急迫感。另一方面，也可以反过来透视隐含作者的旨意，显然由于叙述视点（该视点既隐含作者的视点，也是五个代表现代都市失意人的主人公的视点）的高频转换，一切都流于浮光掠影式的观察，从而使一切细节均被忽视，只剩下粗线条的黑与白——这寂寞孤独的两色。文本的潜在含义是：现代人疲乏的、烦躁的心态。这一段仅仅以重复的这一项技巧就成功地勾勒了现代都市人焦灼、紧张、疲惫不堪的心境。而这种心境又与孤独“无法交流、互不理解”的精神内质完全吻合。 《街景》中老乞丐反复的自语以及语义上的复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显出孤独的母题。《第二恋》中士煊君与玛莉之间有着新感觉派小说家笔下难得一见的纯真爱情，他们在“ROSE MARIE”的怀念的、低回的调子中相识、相恋。歌词曲调在语词旋律上机械的重复，在情感语义上却一层层注入流泪的哀伤，最终达到孤独的极至。穆时英所谓潜在的“哀婉抒情气息”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据这种音乐性的复沓得以成就，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这种重复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回旋，它深刻揭示了理性压抑感性所带来的连将爱明言都不能的孤独痛楚。命运造就了孤独、可怕，人为理性的孤独、可悲，而非理性的追求又不能被社会认可，人在自己不能把握的命运与自己不能超越的理性的合力下只能走向个体生命的孤独。现代都市人孤独的内质在这样精致的章节中被赋予了双重的悲剧色彩，使新感觉派小说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超越性与形而上的关怀。
2 色彩外衣
新感觉派小说，毫无疑问，总是将色彩作为感觉的重要要素突显出来。其最常出现的是鲜艳夺目的色彩。在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赛马场是青草原，女儿穿着绿裙子，Union Jack“在美丽的青空中随风飘漾着朱红的微笑”，草原上“移动着红红绿绿的人马”，连白云也“流着光闪闪的汗珠”，所有的色彩都是鲜亮的、明媚的，象征着欲望，也强调着欲望。然而，当欲望落空，这一切色彩便构成对被戏弄的孤独的H和T刺目地嘲讽。
新感觉派小说家笔下也有柔和明净的色彩。穆时英的《PIERROR》中就反复铺垫了一些这样的色彩，有“Traumerl”那样“紫色的调子”；有着“林檎色的脸”和“蔚蓝的心脏”的琉璃子，但正是这个“没有偏见的、天真的”琉璃子竟然作了“褐色的罗柴立”的情妇。这种“灵魂的失节”即“欺骗”，使忧郁而疲倦的潘鹤龄更深层地体味到“人是精神互相隔离了的，寂寞地生活着的”，这些柔和的，令人心灵宁贴的，使人产生美好联想的色彩便形成了一种pierrot式的反讽。
与刘呐鸥、穆时英二人不同，施蛰存小说中的色彩一般顺承小说的中心，他常以婉转，略带伤感的笔调写作，总偏爱一种暮色的朦胧色彩。例如，《梅雨之夕》中街头雨中的夜色，晕黄灯光下的周夫人，薄暮中的舞女等。这些色彩是一种内心潜意识隐隐流动的象征，更是一种统领小说氛围的基调，淡淡的却经久的个体生命的孤独已与暮色朦胧的色彩融为一体，诉说着世事的纷繁与无从逃逸的苦闷。
“新感觉派小说借鉴了日本、法国的都市小说的形式和技巧，并且把握住了现代化大都市的节奏、速率、色彩、欲望”，因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富大都市神韵的都市文学”。但如果对其创作文本进行细读，就会经常令人感到鱼龙混杂。作品与作品，甚至段落与段落之间在艺术形式上和文化旨蕴上参差不齐。它长期以来，一面背着“洋场恶少”的坏名声，一面又负着“铜臭一堆”的指责。然而，当我们跨越历史的距离，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其进行审视，便会惊诧于比现代化的上海还要年轻的新感觉派小说家们天才的灵感与表现力——那智慧的火花在他们并不算十分成熟的文字间跃动。他们对现代都市人个体生命中有关孤独的追问是超前的、是现代的。也许他们对这一本质的探寻还有待后人进一步扩展、深入，也许正如后结构主义者所言，根本不存在一个恰切的“人”的终极本质，但就某种程度而言，新感觉派小说正是从“孤独”层面无限地接近了这一本质——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新感觉派小说的这一自觉或非自觉的努力，为小说的现代性由内到外的双向转型寻找到了一个文学的向度。不仅如此，在对30年代弱势群体的再发现中，新感觉派小说不容置疑地显露了其存在价值和无可替代性。
参考文献：
[1] 吴福辉：《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王文英：《上海现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
高红欣，女，1978—，河北无极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文学、职业教育，工作单位：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霍蓉光，女，1980—，河北邯郸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职业教育；工作单位：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林秀芳，女，1970—，河北藁城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文学、职业教育，工作单位：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