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不甘味，卧不安席”这一形容焦虑的古语，在食品安全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红心鸭蛋、瘦肉精、三聚氰胺、毒胶囊，一桩桩食品安全事故频频上演，使人们深深体会到“病从口入”这一词语的内涵，重新修订食品安全法，让惩罚性赔偿制度真正发挥作用便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
　　在现行《食品安全法》中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对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规定是这样的：“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也就是现行法中热议的“假一赔十”。
　　关于现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否起到了“规范商家不法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作用的讨论声一直不绝于耳。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现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遏制乏力。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遏制性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通过严厉的惩处机制警告已经触犯法律制度的商贩要吃一堑，长一智，不要再妄图铤而走险，实施任何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其二，也是更重要的，通过惩罚不法商贩，以一儆百，告诫同样心存机会主义倾向的其他商贩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应该考虑到，政府监管部门人数毕竟有限，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以及高昂的交易费用，政府不可能到市场上一一甄别存在机会主义倾向的商贩并抢在他们实施违法行为前将其绳之以法。此时，惩罚性赔偿制度就很好地起到了自动筛选不特定加害人、预防其欺骗消费者行为实施的作用。
　　另外，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对于受到惩罚性赔偿制度惩处的食品生产企业，政府将对其实行信用披露制度。即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将不法企业的公司注册名、违规产品名称及制作过程等详细信息曝光。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消费者在原有信息获取上存在的弱势，使其在鱼目混珠的市场上能够辨别出真正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商品。由此可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有利于信息机制和声誉机制的建立，使许多企业不会为了一时之利毁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名声。
　　然而，受骗的消费者之所以不愿意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是因为其维权后获得的赔偿小于其诉讼所花费的直接、间接成本。由于举证证明其所用食品存在危害性的费用极高，消费者往往会承担败诉的风险。在这样的窘境下，消费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出台表面上看是对受害者个人利益受损的补偿，而实质上，这笔赔偿金更应看作是对维权消费者积极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从而避免其他人受损的一种奖励。由此，惩罚性赔偿制度衍生出了激励机制，通过减少消费者的交易费用鼓励其勇敢揭露不法行为，以免让不法商贩逍遥法外。
　　惩罚性赔偿制度写入食品安全法伊始，全国消费者无不欢呼雀跃，以为自己的消费者权益至此终于能够得到合理保障。然而，在该制度开始施行后的一段时间里，质疑声却纷至沓来，其根本原因在于该制度的立法惩罚性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每年的3.15晚会上，食品安全事故仍然在上演，丝毫没有停歇的趋势。从理论上说，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加倍赔偿的手段达到了制裁、震慑、补偿的三重目的，可谓一石三鸟。那么究竟是实施的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众所周知，食品大多为低价消费产品，其赔偿基数的过低使得假一赔十的惩罚力度大打折扣。换句话说，价款的10倍赔偿根本不足以让一些财大气粗的企业畏惧，有时候甚至连隔靴搔痒都算不上。于是，刚开始还对惩罚性赔偿制度抱有热切幻想的消费者失望了，他们开始质疑这样的制度是否只是在哗众取宠。
　　在笔者看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理念无疑是有效的，根本的问题就出在赔偿金额的判定上。因此，我们显然不应否定这个制度本身，相反，还应继续照着此思路执行下去。所不同的是，我们应设立一个最低赔偿金。目前，根据媒体的报道显示，赔偿金的标准为1000元到2000元。然而，笔者认为惩罚金额的制定应以消费者的维权收益大于其维权成本为基准。由于各地的发展水平的不一导致物价水平参差不齐，维权成本也各有不同。在全国进行惩罚金额一刀切的做法显然不尽合理。因此，具体惩罚金额的制定还需参照当地消费者维权成本来定。
　　据了解，《食品安全法》将于今年完成再次修订。其中“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通过更具操作性的制度和更严厉的惩处，使违法成本大幅度提高”的修订内容引起人们的关注。希望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早日明确惩罚金额，使消费者权益得到切实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