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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欧·亨利《命运之路》中的大卫·米格诺特和鲁迅《彷徨》中的魏连殳，虽然身处不同时空，并且人生之路和死亡方式也截然不同，但从存在主义的哲学视角来看，他们的死亡原因以及死亡模式都体现着个人存在的虚无以及人生选择的无奈：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孤独使他们经历了“情死——心死——身死”的死亡过程。他们先是经历了情死，即爱情或亲情的缺失；然后是心死，即信仰和希望的消亡；最后就是肉体的死亡。这样的死亡模式是个体虚无与世界荒谬之间冲突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人生选择 存在主义 大卫·米格诺特 魏连殳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大卫·米格诺特是“美国短篇小说之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命运之路》中的主人公，该小说于1903年4月发表在美国的《莫斯利》杂志上，后收录在1909年发表的同名小说集中；魏连殳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短篇小说《孤独者》中的主人公，该作品收录在鲁迅发表于1926年的小说集《彷徨》中。在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对这两位男主人公的命运解读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大卫为什么选择了三条毫不相干的人生之路，却死于同样的凶器——波普杜伊斯侯爵的手枪？他最后为什么会自杀？魏连殳为什么会经历如此巨大的人生转变？他为什么活着的时候痛苦，死的时候却带着笑？他们的悲剧究竟体现了作者怎样的人生理解？他们的命运反映了作者对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希望、生存价值有着怎样的思考和探究？
解读魏连殳命运的作品可谓数不胜数，相形之下，研究大卫的作品却是凤毛麟角。但是，如果深入地研究和对比，就会发现这两部不同时空，社会背景、小说情节都迥异的文学作品，在大相径庭的表现形式下，实则表达了共同的主题，即死亡。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不同的作家都对“死亡”这一人类共同的主题进行了自己的诠释。大卫和魏连殳的悲剧人生以及他们的死亡宿命，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视角下，其实是体现了欧·亨利和鲁迅极为相似的死亡诠释与人生哲思。山田敬三、魏雯（2009）认为鲁迅的作品具有“存在主义式的思考”；而欧·亨利在这篇小说的悲观宿命渲染中也与存在主义的某些思想不谋而合。
二 探究大卫和魏连殳的死因
大卫蹊跷的自杀、魏连殳突然的病逝，他们的莫名死亡诱使不少感兴趣者探究其背后死因。其实，欧·亨利和鲁迅将他们的死因藏在了作品的字里行间。
《孤独者》中一开篇就营造出一种极为阴冷的孤独与死亡并存的氛围：后来，“我”劝魏连殳将世间看得光明些，说他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结果他反问一句：“那丝是怎么来的？”鲁迅其实是在借着魏连殳的反问探究自己及同类孤独与虚无的源头。欧·亨利在文章开始，借着大卫之手写了一首诗：“我走上无数条路徘徊寻觅/什么才是命运的真义/内心的真挚坚定，以及爱的光辉/难道都不足以/承载人生战场的搏杀，让我安排、回避、控制或重塑/我的命运？”大卫的疑惑与彷徨正是欧·亨利本人对人生的质疑以及对命运的无奈。同样对命运的反问，或许正是欧·亨利和鲁迅对自身以及同时代同命运知识分子生存状态与孤独处境的质疑。他们精心设计的故事情节，并不仅仅是在叙事一个离奇伤感的故事，而是想要通过他人之故事传递自我之思索。
这疑问，在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们那里，有了解答。海德格尔认为，作为“存在”的人，面对的是“虚无”，孤独无依，永远陷于烦恼痛苦之中。大卫和魏连殳正是这样孤独的“存在”。在周围人看来，他们都是“异类”。他们这种共同的孤独感是无处排遣的。作品中渲染了主人公内心那种令人窒息的孤独感：大卫追求诗人之梦，却不能得到周围人、甚至至亲之人的理解，还被视为“乌鸦变黄鹂”一般的不切实际。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他应放弃遥不可及的写诗之梦，安心过牧羊人充满诗意的生活。但是，他追逐梦想的内心情感远远比安于现状的理性要强烈。魏连殳起初真心诚意地看人待人，却遭人讥笑嘲讽，甚至陷害；而他后来不得不为了生计，当了杜师长的顾问，他故意趾高气昂、颐指气使，反倒引人巴结奉承。他人态度之前后差异必将引起他心如刀绞般对人性的失望。在唯利是图的现实世界，他们的“自命清高”是孤独的。这样的孤独者，不分国界、背景，在人生苦闷的重压下，死亡必将是最后的解脱。因此，大卫无论选择哪条人生路——左边的路、中间的路和右边的路，在三条不同的路上无论经历了怎样的离奇遭遇，最后都是同样的死亡宿命，而且，连凶器都是一样的。魏连殳虽是因病而死，这病因却是复杂的。他由一个有思想的“异类”沦落为与周遭环境同流合污的“同类”，这样的融入并没有排遣掉他内心的孤独，反而加剧了他内心的苦闷，更快地促成了他的死亡。
萨特在其剧本《禁闭》中说：“他人即地狱”。一个人想要从他人组成的世界完全解脱出来是不可能的。个人要与周围世界相处，只有两种途径：要么心甘情愿地做他人的物，任人摆布；要么使他人做自己的物，操纵他人。大卫和魏连殳既不甘沦为他人的物，也不愿操纵他人，于是，他们的存在与周围世界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矛盾的荒谬正如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写道：“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大卫和魏连殳的死亡宿命就在于他们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与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的悲剧就源自要追逐那“不切社会现实”的梦想以及由此引起的内心痛苦和彷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胜利进军，把人的一切情感都淹没在利己主义算计的冰水之中。它把原先忠于爱情、名誉和正义，同情别人痛苦，鄙视财富的人变成令人可笑的疯子，变成不再能适应生活的怪物。只有明白了这点，才能深入地理解作品中人物的死亡意义。否则就很难理解大卫为什么不安心过牧羊人看似无忧无虑、充满诗意的日子，魏连殳为什么不春风得意地享受门庭若市的热闹。因为所有这些外在的安逸和繁华都不是对生命有更高精神追求的人所向往的真正生活。他们更想要灵魂的自由，想要追求高雅脱俗，但世俗的枷锁却无处不在地羁绊着他们。于是，他们的个人存在与世界存在之间的矛盾注定会日益尖锐。大卫和魏连殳这样追求脱俗理想的“自我”，终于一步步地被利己主义的“他人”逼上了绝路。 三 解读大卫和魏连殳的死亡模式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又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大卫和魏连殳看似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但是绝对自由的人也是烦恼和无所依靠的孤独者。孤独者们的命运之路以及死亡模式在种种迥异的表象背后，实则有着惊人的相似。
很多读者疑惑不解，以为《人生之路》是按照一般的叙事顺序编排的，不明白为何大卫会死而复生。其实，欧·亨利采用的是不同于一般记叙文的叙事安排，三条人生之路并没有先后的关系，而是大卫并行的可能选择的不同人生之路。无论大卫做出怎样的选择，他都没有办法逃脱死亡的宿命。在左边的路上，大卫因为乐于助人而被卷入一场滑稽的婚姻，他为了拯救一个苦命的女子而与侯爵决斗，却死在侯爵的枪下。这条路上，大卫的爱情和正义感一起死了；在右边的路上，大卫自作多情，轻信一位偶遇的美艳伯爵小姐，结果也因此丧命。这条路上，大卫对人的信心和善良一起死了。欧·亨利似乎在揭示：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终究胜不了世界的邪恶。上流社会的尔虞我诈并不是头脑简单的大卫所能了解的。整个社会的邪恶让善良的人无路可逃。在中间的路上，大卫选择了与世无争，留在了小乡村，但是他的写诗与整个社会的唯利是图是不相容的，他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与认同。连支撑自己的内心信仰都不能坚持了，生命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是他自杀了。由此可见，大卫的死亡过程其实经历了“情死”、“心死”，最后不可避免地“身死”。
魏连殳的死亡之路也是“情死——心死——身死”这样的三部曲。祖母之死令他失去了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对这世间的情感依恋随着他狼嚎般的痛哭而淡漠了；他追寻自己的理想，凭良心写作，却几乎惨遭陷害；他不得不放下自尊，为了生活而当了顾问，表面上锦衣玉食了，而内心其实已经变得心如死灰般麻木不仁，连他曾经以为美好的孩子都变得可憎了；他花光所有的钱，其实说明他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丝毫留恋了。因此，死反而让他解脱，于是他死时面带着嘲讽的笑容，活着的内心痛苦终于不再煎熬他了。
孤独的人们，因为难以获得社会价值，为了逃避彻底的虚无主义而选择了爱，但爱也不过是一种幻想。“我们渴望爱能够长久延续，但我们知道，它是不会长久的。”寻求自己生存意义与人生价值的人，梦想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于是就陷入总是在追逐理想，但又总是得不到理想的无奈现实中。这样，由于在内心的愿望世界里找不到温情与爱，在外在的现实世界中实现不了自我价值，便会对个人存在的意义产生质疑，发现人的存在就是非存在。这样的质疑会使人忧虑，忧虑使他从幻想中醒来，迫使他正视自己的生存状态，同时又使他陷入绝望。他渐渐看到了自己的孤独，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他身上仅存的，是因生活不幸而补偿给他的、消除了恐惧、烦恼与忧虑的死的自由。”因此，对于大卫和魏连殳而言，死亡就是最好的解脱。
四 结语
总之，大卫和魏连殳的人生之路和死亡方式虽截然不同，但死亡原因和模式却几乎一样：“情死——心死——身死”。他们先是经历了情死，即爱情或亲情的缺失；然后是心死，即信仰和希望的消亡；最后就是肉体的死亡。这样的死亡模式是个体虚无与世界荒谬之间冲突的必然结果。他们正如英国著名诗人雪莱在诗作《孤独者》的结尾处写道：“然而，然而他盼望——虽然又害怕——死/他渴望抵达，虽然又像要逃避/那灰色生涯的最终的归宿。”
人选择了一条人生路，就注定放弃了另一条人生之路。正如萨特所说，“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乐观的人或许庆幸自己所选之路是正确的，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其名诗《未选之路》中就表现了乐观：“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但是，人生的矛盾就在于往往觉得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不够理想化，于是懊悔、苦闷、烦恼等无谓的却又真实存在的情感就会如影随形。人往往对自己未选之路有着或多或少的遗憾，以为人生如若选择的是另一条路，或许境况会大不相同。而欧·亨利和鲁迅却在他们的作品中让我们冷静地看到，一个人无论选择怎么样的道路，自身的性格及情感等因素都会影响你的行为方式，而使你虽有看似不同的人生境遇，却有着近乎雷同的宿命。
个人的自由选择如果不能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就会与社会冲突，于是，世界的存在就会变成个人存在的地狱，个人的力量当然无法改变社会发展的必然，不能适应的个人只能在痛苦、绝望中沉沦或消失；而能够适应的人才能够找到更好的生存之道。因此，欧·亨利和鲁迅一方面同情自己塑造的角色，因为他们身上有着自己追求理想的影子；一方面又意识到这样的个人主义必然会灭亡的命运，因为他们又是自己内心个人悲观宿命主义的影子。或许这些追求理想的个人只有走出“我”意识，而与志同道合的人并肩作战，形成“我们”意识，才能减少这种煎熬人心的孤独感和疏离感，以避免孤独而死的悲惨命运。
参考文献：
[1] 山田敬三、魏雯：《鲁迅——无意识的存在主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 [法]让-保尔·萨特，张月楠译：《禁闭》，《当代外国文学》，1980年第1期。
[3] [法]阿尔贝·加缪，郭宏安译：《西绪福斯神话》，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4] [波]耶日·可萨特，王念宁译：《存在主义的大师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5] [法]阿尔贝·加缪：《文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6] [英]雪莱，杨熙龄译：《雪莱抒情诗选》，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作者简介：
蔡进宝，男，1971—，江西上犹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比较、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江西理工大学。
陈诚，女，1977—，江西九江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比较文学，工作单位：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关键词：人生选择 存在主义 大卫·米格诺特 魏连殳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大卫·米格诺特是“美国短篇小说之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命运之路》中的主人公，该小说于1903年4月发表在美国的《莫斯利》杂志上，后收录在1909年发表的同名小说集中；魏连殳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短篇小说《孤独者》中的主人公，该作品收录在鲁迅发表于1926年的小说集《彷徨》中。在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对这两位男主人公的命运解读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大卫为什么选择了三条毫不相干的人生之路，却死于同样的凶器——波普杜伊斯侯爵的手枪？他最后为什么会自杀？魏连殳为什么会经历如此巨大的人生转变？他为什么活着的时候痛苦，死的时候却带着笑？他们的悲剧究竟体现了作者怎样的人生理解？他们的命运反映了作者对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希望、生存价值有着怎样的思考和探究？
解读魏连殳命运的作品可谓数不胜数，相形之下，研究大卫的作品却是凤毛麟角。但是，如果深入地研究和对比，就会发现这两部不同时空，社会背景、小说情节都迥异的文学作品，在大相径庭的表现形式下，实则表达了共同的主题，即死亡。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不同的作家都对“死亡”这一人类共同的主题进行了自己的诠释。大卫和魏连殳的悲剧人生以及他们的死亡宿命，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视角下，其实是体现了欧·亨利和鲁迅极为相似的死亡诠释与人生哲思。山田敬三、魏雯（2009）认为鲁迅的作品具有“存在主义式的思考”；而欧·亨利在这篇小说的悲观宿命渲染中也与存在主义的某些思想不谋而合。
二 探究大卫和魏连殳的死因
大卫蹊跷的自杀、魏连殳突然的病逝，他们的莫名死亡诱使不少感兴趣者探究其背后死因。其实，欧·亨利和鲁迅将他们的死因藏在了作品的字里行间。
《孤独者》中一开篇就营造出一种极为阴冷的孤独与死亡并存的氛围：后来，“我”劝魏连殳将世间看得光明些，说他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结果他反问一句：“那丝是怎么来的？”鲁迅其实是在借着魏连殳的反问探究自己及同类孤独与虚无的源头。欧·亨利在文章开始，借着大卫之手写了一首诗：“我走上无数条路徘徊寻觅/什么才是命运的真义/内心的真挚坚定，以及爱的光辉/难道都不足以/承载人生战场的搏杀，让我安排、回避、控制或重塑/我的命运？”大卫的疑惑与彷徨正是欧·亨利本人对人生的质疑以及对命运的无奈。同样对命运的反问，或许正是欧·亨利和鲁迅对自身以及同时代同命运知识分子生存状态与孤独处境的质疑。他们精心设计的故事情节，并不仅仅是在叙事一个离奇伤感的故事，而是想要通过他人之故事传递自我之思索。
这疑问，在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们那里，有了解答。海德格尔认为，作为“存在”的人，面对的是“虚无”，孤独无依，永远陷于烦恼痛苦之中。大卫和魏连殳正是这样孤独的“存在”。在周围人看来，他们都是“异类”。他们这种共同的孤独感是无处排遣的。作品中渲染了主人公内心那种令人窒息的孤独感：大卫追求诗人之梦，却不能得到周围人、甚至至亲之人的理解，还被视为“乌鸦变黄鹂”一般的不切实际。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他应放弃遥不可及的写诗之梦，安心过牧羊人充满诗意的生活。但是，他追逐梦想的内心情感远远比安于现状的理性要强烈。魏连殳起初真心诚意地看人待人，却遭人讥笑嘲讽，甚至陷害；而他后来不得不为了生计，当了杜师长的顾问，他故意趾高气昂、颐指气使，反倒引人巴结奉承。他人态度之前后差异必将引起他心如刀绞般对人性的失望。在唯利是图的现实世界，他们的“自命清高”是孤独的。这样的孤独者，不分国界、背景，在人生苦闷的重压下，死亡必将是最后的解脱。因此，大卫无论选择哪条人生路——左边的路、中间的路和右边的路，在三条不同的路上无论经历了怎样的离奇遭遇，最后都是同样的死亡宿命，而且，连凶器都是一样的。魏连殳虽是因病而死，这病因却是复杂的。他由一个有思想的“异类”沦落为与周遭环境同流合污的“同类”，这样的融入并没有排遣掉他内心的孤独，反而加剧了他内心的苦闷，更快地促成了他的死亡。
萨特在其剧本《禁闭》中说：“他人即地狱”。一个人想要从他人组成的世界完全解脱出来是不可能的。个人要与周围世界相处，只有两种途径：要么心甘情愿地做他人的物，任人摆布；要么使他人做自己的物，操纵他人。大卫和魏连殳既不甘沦为他人的物，也不愿操纵他人，于是，他们的存在与周围世界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矛盾的荒谬正如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写道：“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大卫和魏连殳的死亡宿命就在于他们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与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的悲剧就源自要追逐那“不切社会现实”的梦想以及由此引起的内心痛苦和彷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胜利进军，把人的一切情感都淹没在利己主义算计的冰水之中。它把原先忠于爱情、名誉和正义，同情别人痛苦，鄙视财富的人变成令人可笑的疯子，变成不再能适应生活的怪物。只有明白了这点，才能深入地理解作品中人物的死亡意义。否则就很难理解大卫为什么不安心过牧羊人看似无忧无虑、充满诗意的日子，魏连殳为什么不春风得意地享受门庭若市的热闹。因为所有这些外在的安逸和繁华都不是对生命有更高精神追求的人所向往的真正生活。他们更想要灵魂的自由，想要追求高雅脱俗，但世俗的枷锁却无处不在地羁绊着他们。于是，他们的个人存在与世界存在之间的矛盾注定会日益尖锐。大卫和魏连殳这样追求脱俗理想的“自我”，终于一步步地被利己主义的“他人”逼上了绝路。 三 解读大卫和魏连殳的死亡模式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又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大卫和魏连殳看似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但是绝对自由的人也是烦恼和无所依靠的孤独者。孤独者们的命运之路以及死亡模式在种种迥异的表象背后，实则有着惊人的相似。
很多读者疑惑不解，以为《人生之路》是按照一般的叙事顺序编排的，不明白为何大卫会死而复生。其实，欧·亨利采用的是不同于一般记叙文的叙事安排，三条人生之路并没有先后的关系，而是大卫并行的可能选择的不同人生之路。无论大卫做出怎样的选择，他都没有办法逃脱死亡的宿命。在左边的路上，大卫因为乐于助人而被卷入一场滑稽的婚姻，他为了拯救一个苦命的女子而与侯爵决斗，却死在侯爵的枪下。这条路上，大卫的爱情和正义感一起死了；在右边的路上，大卫自作多情，轻信一位偶遇的美艳伯爵小姐，结果也因此丧命。这条路上，大卫对人的信心和善良一起死了。欧·亨利似乎在揭示：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终究胜不了世界的邪恶。上流社会的尔虞我诈并不是头脑简单的大卫所能了解的。整个社会的邪恶让善良的人无路可逃。在中间的路上，大卫选择了与世无争，留在了小乡村，但是他的写诗与整个社会的唯利是图是不相容的，他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与认同。连支撑自己的内心信仰都不能坚持了，生命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是他自杀了。由此可见，大卫的死亡过程其实经历了“情死”、“心死”，最后不可避免地“身死”。
魏连殳的死亡之路也是“情死——心死——身死”这样的三部曲。祖母之死令他失去了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对这世间的情感依恋随着他狼嚎般的痛哭而淡漠了；他追寻自己的理想，凭良心写作，却几乎惨遭陷害；他不得不放下自尊，为了生活而当了顾问，表面上锦衣玉食了，而内心其实已经变得心如死灰般麻木不仁，连他曾经以为美好的孩子都变得可憎了；他花光所有的钱，其实说明他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丝毫留恋了。因此，死反而让他解脱，于是他死时面带着嘲讽的笑容，活着的内心痛苦终于不再煎熬他了。
孤独的人们，因为难以获得社会价值，为了逃避彻底的虚无主义而选择了爱，但爱也不过是一种幻想。“我们渴望爱能够长久延续，但我们知道，它是不会长久的。”寻求自己生存意义与人生价值的人，梦想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于是就陷入总是在追逐理想，但又总是得不到理想的无奈现实中。这样，由于在内心的愿望世界里找不到温情与爱，在外在的现实世界中实现不了自我价值，便会对个人存在的意义产生质疑，发现人的存在就是非存在。这样的质疑会使人忧虑，忧虑使他从幻想中醒来，迫使他正视自己的生存状态，同时又使他陷入绝望。他渐渐看到了自己的孤独，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他身上仅存的，是因生活不幸而补偿给他的、消除了恐惧、烦恼与忧虑的死的自由。”因此，对于大卫和魏连殳而言，死亡就是最好的解脱。
四 结语
总之，大卫和魏连殳的人生之路和死亡方式虽截然不同，但死亡原因和模式却几乎一样：“情死——心死——身死”。他们先是经历了情死，即爱情或亲情的缺失；然后是心死，即信仰和希望的消亡；最后就是肉体的死亡。这样的死亡模式是个体虚无与世界荒谬之间冲突的必然结果。他们正如英国著名诗人雪莱在诗作《孤独者》的结尾处写道：“然而，然而他盼望——虽然又害怕——死/他渴望抵达，虽然又像要逃避/那灰色生涯的最终的归宿。”
人选择了一条人生路，就注定放弃了另一条人生之路。正如萨特所说，“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乐观的人或许庆幸自己所选之路是正确的，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其名诗《未选之路》中就表现了乐观：“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但是，人生的矛盾就在于往往觉得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不够理想化，于是懊悔、苦闷、烦恼等无谓的却又真实存在的情感就会如影随形。人往往对自己未选之路有着或多或少的遗憾，以为人生如若选择的是另一条路，或许境况会大不相同。而欧·亨利和鲁迅却在他们的作品中让我们冷静地看到，一个人无论选择怎么样的道路，自身的性格及情感等因素都会影响你的行为方式，而使你虽有看似不同的人生境遇，却有着近乎雷同的宿命。
个人的自由选择如果不能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就会与社会冲突，于是，世界的存在就会变成个人存在的地狱，个人的力量当然无法改变社会发展的必然，不能适应的个人只能在痛苦、绝望中沉沦或消失；而能够适应的人才能够找到更好的生存之道。因此，欧·亨利和鲁迅一方面同情自己塑造的角色，因为他们身上有着自己追求理想的影子；一方面又意识到这样的个人主义必然会灭亡的命运，因为他们又是自己内心个人悲观宿命主义的影子。或许这些追求理想的个人只有走出“我”意识，而与志同道合的人并肩作战，形成“我们”意识，才能减少这种煎熬人心的孤独感和疏离感，以避免孤独而死的悲惨命运。
参考文献：
[1] 山田敬三、魏雯：《鲁迅——无意识的存在主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 [法]让-保尔·萨特，张月楠译：《禁闭》，《当代外国文学》，1980年第1期。
[3] [法]阿尔贝·加缪，郭宏安译：《西绪福斯神话》，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4] [波]耶日·可萨特，王念宁译：《存在主义的大师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5] [法]阿尔贝·加缪：《文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6] [英]雪莱，杨熙龄译：《雪莱抒情诗选》，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作者简介：
蔡进宝，男，1971—，江西上犹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比较、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江西理工大学。
陈诚，女，1977—，江西九江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比较文学，工作单位：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