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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徐枕亚还在无锡西仓镇的一所小学里教书。阳春三月,莺飞草长,万物争春,随着春天的到来,悠闲自在的日子也被打乱了,节奏骤然变快了几拍。这天,徐枕亚正在一株梨树下读书(情致婉约的小说诗词,是他每天授课之余必须温习的功课),昔日同窗好友吴双热远道而来,迎面头一句话说道:有要事商量。
吴双热所说的“要事”,是他准备到上海谋职,并邀请徐枕亚结伴同行。
吴双热说,上海《民权报》创办人周浩给他写了信,邀他参与副刊《民权画报》的编辑业务,并倡议吴邀约好友枕亚一起来沪。其实吴双热所说之事,徐枕亚早有所闻,文学青年吴双热醉心于写稿投稿,他在《民权报》上发表的诗文,为老板周浩赏识已非一日。徐枕亚的同胞哥哥徐天啸也在《民权报》任编辑,隔三差五寄回的家书中,零星提到过这些,前几天,天啸还特意寄来一封信,让胞弟与吴双热一起来沪发展。
上海去还是不去?徐枕亚颇费踌躇。此时的徐枕亚,刚刚经历了一场天旋地转的疯狂恋爱,精神还未完全摆脱出来,割舍不断的感情像隐隐埋下的银针,不时扎得心窝发痛。吴双热劝他道,走吧,去上海吧,忘掉过去的一切。徐枕亚想,恐怕也是该离开的时候了。第二天,他收拾行李,和吴双热搭乘小火轮,顺长江而下,去开创一段全新的生活。
波涛汹涌中的一叶方舟
《民权报》1912年3月28日创刊于上海,负责人周浩,主要撰稿人戴季陶、牛辟生、何海鸣、伊仲材等,这一群热血青年,即使在激进的革命党人中也是狂飙派。他们对当政者的批评苛刻严酷,甚至加以谩骂,如财政总长熊希龄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垫款章程后,戴季陶发表的一篇时评只有四句话,标题为《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这种杀气逼人的行文风格,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这篇杀气腾腾的“时评”刊登后,上海公共租界以“任意毁谤”的罪名拘捕了二十三岁的叛逆者,第二天,为戴指责该杀的国务总理唐绍仪致电沪方,吁请释放戴季陶,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上海租界公审作出宣判: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最后以“罚洋三十元”结案。戴季陶一出狱,即提起毛笔,在编辑室门前的墙壁上写了首打油诗:“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与这么一群革命党为伍,徐枕亚显得有些落寞。虽说此时正值辛亥革命次年,中国民国初立,除旧布新,气象万千,但是对于徐枕亚来说,革命似乎是别人的事情,与他丝毫不相干,这个典型的旧式文人,心中恪守“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古训,每天除了在报馆编辑新闻稿外,就是与三两知己喝酒聊天,闲散无事时,于案头置酒一壶,五香豆一碟,将自己在西仓镇当教员时的那段初恋故事,用缠绵悱恻的情节铺陈开来,撰写成小说《玉梨魂》。好友李定夷回忆:《玉梨魂》一书“全仗风花雪月的辞藻,弄月吟风的诗篇,穿插其间,引人入胜。每天写八九百字,并非一气呵成,枕亚有酒癖,有时案头置酒一壶,干果一碟,边写边唱,似乎是信手拈来,谁料后来一纸风行,为人侧目呢!”
1912年,是徐枕亚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玉梨魂》在报上连载,大获成功,一时间洛阳纸贵,徐枕亚成为最走红的作家。据资料,《民权报》副刊连载《玉梨魂》,使得报纸销售量激增(宣传革命要靠哀情小说来提升人气,这是一个让人尴尬的事实)。此后《玉梨魂》一版再版,并被改编成电影和舞台新剧,在民国初年的文坛刮起了一股旋风。
如梦似幻花田错
徐枕亚(1889—1937),江苏常熟人,原名徐觉,别署泣珠生、东海三郎、青陵一蝶。他出身于书香门弟,祖父徐鸿基是地方名儒,父亲徐懋生善韵律,喜爱赋诗作词,著有《自怡堂丛钞》。徐家有一女二男,依次是大姐徐丽华,徐天啸和徐枕亚。徐家兄弟有“海虞二徐”之美誉,尤其是弟弟枕亚,天资聪慧,五岁随父读书,打下扎实的旧学底子,十岁即能赋诗填词,被乡梓目为“神童”。
1909年,二十岁的徐枕亚经同乡名绅苏高鼎介绍,来到无锡西仓镇鸿西小学执教。鸿西是同治名书法家蔡荫庭的故里,学生中多蔡姓子弟,其中有个男孩叫蔡如松,学习成绩优异,但神情忧郁,一经打听,得知其父病故,他与母亲相依为命。
蔡如松的母亲陈佩芬,就是小说《玉梨魂》中主角梨娘的原形。
在徐枕亚所著《玉梨魂》续篇《雪鸿泪史》中,有段夫子自道:“余著是书,脑筋中实未有小说二字,若读者诸君以小说视此书,视余仅为可怜随波逐流之小说家,则余岂能不掷笔长叹,椎心痛哭?”若干年后,发现了徐枕亚与陈佩芬当年五十多封来往书信和诗词,更是为徐枕亚的夫子自道作了铁证,提供了难得的背景材料。
一出爱情戏,简直就是民国版本的《西厢记》,陈佩芬是莺莺,徐枕亚是张生,咫尺之间,却要靠鸿雁传书,初春嫩芽般朦胧的爱意,一点点在心上浸漫开来,发展到后来,则是一片势不可挡的蓬勃春光。白天写诗填词,遥相应和,夜晚跳墙敲门,频频幽会。当年残留下来那些信笺已经泛黄,泪水滴落过的小圆圈,仿佛陈年凋零的花瓣,静默地讲述旧日的爱情故事。
那场迷乱的爱情,像是王尔德笔下浪漫的童话:夜莺用胸膛顶住花刺,日夜不停地歌唱,刺在胸口上越扎越深,夜莺发誓要用鲜血浇灌爱情的红玫瑰……在徐枕亚、陈佩芬留下的那堆信札中,处处皆能见到这种泣血文字,徐枕亚在信中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卿也……我读卿字能不想前思后,百感交集而不大恸乎。故当时又悔又恨又痛又急,不觉泪如泉涌,又邂旁人,欲放声大哭一场而亦不可得,只得吞声饮泣,气噎昏迷。此夜之苦实为生平所未曾经过者。”在年轻寡妇陈佩芬这边,用情更是至真至深:“我恨不将身化鸟,飞到床前……奈何,奈何。夕阳虽好,恐红不多时,君情既如此,我何忍乎,或今宵,或后夜,请自妥排行计,我处早已妥排,老姑小女宿外处,夜则无人在内,惟一主一婢,若蒙星夜光临,我门户不扃。”“昨午接血书,如摘我心肝,见字此时,心实痛难止,不如速死……”即使是女性生理的特殊时期,双方也渴求黑夜相见,“今者我有一难言不得不实告,此时恨我红潮到,奈何奈何,乞君肯待四五日否,望伊原谅,此实确语,君勿生疑心,幸甚,君若不肯待我,过期即今宵十二钟时,可到我处一会,虽不能度两情,足慰相思耳……”
他们提心吊胆地偷吃禁果,分明是真实场景,却像是一场梦幻。在封建年代,男女偷欢是个美丽的陷阱,一旦被人发觉,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遭到绑石沉井的下场。令人不堪的是,徐枕亚写给年轻寡妇的一封信,半路竟被人截获,这等伤风败俗的丑事,是素来恪守礼教的蔡家绝不能容许的,一场轩然大波扑来,浊浪排空。
此时正值学校假期,徐枕亚怀揣一颗受伤的心,仓促逃回到老家常熟避难,留下孤立无援的陈佩芬,独自应对恶俗的环境。好在学堂掌舵人蔡子平是新派人物,早年曾留学日本,思想开通,蔡家掌舵人是他哥哥蔡子兴,对此事并未深究。而伤心绝望的陈佩芬,陡然觉得颜面全失,欲遁迹空门,却又放心不下那两个至亲的男子(情夫徐枕亚和儿子蔡如松)。这个感情如火似水的年轻寡妇终于还是从泥淖中挣扎出来了,恋爱中女人心思细腻缜密,像缠绕树林间的青藤,织出的是一片温柔体贴。陈佩芬作出的大胆决定,让徐枕亚吃惊:要将自己一手拉扯大的侄女蔡蕊珠许配给他……
徐枕亚与好友吴双热同赴上海,是与陈佩芬分手、与蔡蕊珠结婚后,明里是到沪上谋发展,难言之隐是一个“逃”字。逃亡是人生永恒的主题。人逃到了上海,心却留在了远方。那虚掩的门扉,那紫檀木的神龛,那雕龙绘凤的屋檐斗拱,那飘浮于幽暗夜气中的一灯如豆,那混杂墨水、眼泪和血滴的信笺,那夹在线装册页中的梨花瓣书签,那女子簮于发髻的一朵荼縻……历历在目的一切浮现眼前,带着昨日的气息和体温。徐枕亚沉湎幻境,在报馆里乘兴走笔:“瞥见一女郎在梨树下,缟裳练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丰致娟秀,态度悠闲,凌波微步,飘飘欲仙。时正月华如水,夜色澄然,腮花眼尾,了了可辨,是非真梨花之化身耶?”读这样的文字,让人想起《聊斋》里的女鬼,那些美丽可爱又富有智慧的精灵,是文人们心中的寄托。
家庭惨剧:从生活中到笔下……
在徐枕亚等一批早期的民国旧派文人出山之前,还没有“鸳鸯蝴蝶派”的恶谥。他们习惯于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家庭惨剧”。在为好友李定夷《鸳湖潮》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徐枕亚题诗云:“家庭惨剧演来真,此恨千秋总不伸。留得断肠文字在,合将万泪葬斯人。”那之后“家庭惨剧”成了一个标识,他们那拨人写的哀情小说,大都脱不开这个园囿。
枕亚娶妻蔡蕊珠,乃无锡名书法家蔡荫庭之曾孙女,从小父母双亡,跟随婶婶陈佩芬长大,陈视为己出。陈、徐感情受阻,陈佩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让侄女蕊珠去填这个缺。这年蔡蕊珠十七岁,“虽幼失学,而德容言工,四者咸备,论貌亦不弱,佳遇也”。徐枕亚初始推辞,陈佩芬态度执拗,言词近乎于央求,又请校长蔡子平出面说媒。徐枕亚踌躇不定,去请示家母,家母坐在一团昏暗的光线中,手捻佛珠低沉地说道:大户人家的千金,哪里过得惯贫寒的生活?家母谭氏性情苛酷,这样的回答,为将来的姻缘预先埋下了祸根。然而当时,徐枕亚并未想到婚姻会是那么青涩的苦果。哥哥天啸极力支持怂恿,1910年冬,徐枕亚在一种复杂的心境中与蔡蕊珠完婚,洞房花烛,灯影飘摇,去揭红盖头的那个时分,他心上既有甜蜜和幸福,也有酸楚和惆怅。
度完蜜月,徐枕亚携新婚妻子回常熟,“从此无展眉之日矣”。家母谭夫人怔忡病发作,动辄斥责蕊珠,夹在风箱中间的徐枕亚,忧母虑妻,终日里只能借酒浇愁。不久,他重返无锡西仓镇小学教书,心思像漂泊的云,居无定所。
徐枕亚到上海《民权报》后,家庭惨剧越发升级。据徐枕亚在《亡妻蕊珠记事》一文中披露:当年陈佩芬将侄女蔡蕊珠许配给他,族中多数人是反对派,指责陈佩芬不该将侄女嫁外乡人,又是寒士,到底不是亲生,不惜坑害其一生。一唱百和,围绕陈佩芬争吵不休,又有飞短流长,说蕊珠嫁到徐家后饱受婆姑虐待,杯蛇市虎,一镇沸腾。一日,竟有好事者邀集结伴,乘船来到常熟徐家,登门汹汹,出言横蛮,口口声声道:“我们蔡家金枝玉叶的小姐,岂能做穷婆子?从没见过她这般窝囊的!”谭夫人哪里受得了这个气,当场不好发作,等到那群咆哮的女流们走了,叫出儿媳蔡蕊珠,手持鸡毛掸子问罪。蕊珠低头不语,只见她泪眼婆娑,一串不断线的泪珠噗嗤往下掉,地上砸出了一圈小水坑。
徐枕亚伤心地写道,蕊珠“略受高堂训责,惊犹疑惧,交迫于胸,亦复深坐颦眉,姬姜憔悴,爰与亲友磋商,决以母病为重,用权术遗君大归……”文中“略受”二字是为长辈讳,蕊珠终日颦眉寡笑,当是事实。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的怔忡症,借口让母亲安心养病,让蔡蕊珠逃奔西仓镇娘家,其中用了什么样的“权术”?说来让人啼笑皆非:在谭夫人闹死闹活逼迫离婚的要挟下,枕亚与蕊珠只好连袂出演了一起假离婚!荒谬的故事,夹杂着说不尽的辛酸,故事主人公的一番良苦用心,苍天明鉴。
徐枕亚有《悼亡词一百首》、《杂忆三十首有序》、《杂忆补遗十首》,叙述他与亡妻蔡蕊珠的情缘,其中“杂忆”第三十二首写道:“廿亩荒田是祸胎,家庭从此启嫌猜。人情轻薄吾无怨,贫贱夫妻本可哀。”诗后他含泪笺注:蕊珠初嫁,有奁田廿亩,其后蔡家忽然变卦,吝惜不与,家母疑心重重,恨恨刺骨,蕊珠难为媳妇矣。
蔡蕊珠返回故里,蔡家先前的那些好事者又改了口风,认为婆媳姑嫂不和,责任于夫婿,女子既适人,就不应常住娘家。无所适从的蔡蕊珠,穿一件滚边玉色湖绉短袄,素雅中透出冷艳,乘船来到沪上。时徐枕亚正与刘铁冷、沈东讷诸君创办《小说丛报》,疲于笔墨应酬,见到夫君,蕊珠哭倒在他怀里,嘤嘤私语:“妾生是君家人,死是君家鬼……”枕亚抚着蕊珠的肩安慰道:“汝来大佳,余正感旅居寂寞之苦,今当与汝组织一小家庭,稍享人生乐趣。乃略置家具,凭屋于虹口之余庆里焉。”
人间风波恶,据《徐枕亚年谱》载,1917年1月,谭夫人得知枕亚与蕊珠在沪上建立了小家庭,与长女徐丽华同赴上海,打上门兴师问罪。婆媳姑嫂间的种种纷争,徐枕亚称之为“夙孽”,这前世的冤孽,似永无完结之日,直到后来蕊珠生下一子,枕亚取名为无咎,以为从此可以不咎既往,无灾无难,一门欢悦。然而到了1922年冬,一场纷飞的大雪,预兆着恶梦到了尽头。那时徐枕亚仍耽溺于小说,在报馆设榻独宿,蕊珠病起之日,他正好回家晚餐,吃完饭临回报馆,被蕊珠扯住衣角,眼眶潮湿,几番欲言又止。枕亚不以为意,抚肩安慰了几句,没想到此一去便成永诀。请看《徐枕亚年谱》:“12月27日,蔡蕊珠因病和产后不调,遽然辞世,时长女可贞十一岁,子无咎六岁,都由谭夫人领养,而谭夫人不准两个孩子临丧,枕亚伤痛之余,作《悼亡词》一百首,印成小册子分寄朋好,又有杂忆三十首及杂忆补遗十首。”
徐枕亚有挽蕊珠联云:“总算好夫妻,幸其死,不乐其生,先我逍遥脱尘网;可怜小儿女,知有父,竟忘有母,对人嘻笑着麻衣。”蔡蕊珠生前遭人白眼,死后仍被视作弃妇,不许埋入徐家祖茔。次年3月,徐枕亚“由沪买舟,风雨中载蕊珠之柩旋虞,葬于常熟北郊外顶山,陪同去墓地的仅兄天啸一人。”
又是一场孽缘
1924年5月29日,电影《玉梨魂》在上海南京西路夏令配克大戏院首映,影片由明星公司拍摄,郑正秋改编,张石川、徐琥导演,王献斋、王汉伦、杨耐梅分别饰演何梦霞、白梨影和筠倩,徐枕亚应邀观看,梦幻般的光与影把他带回了昔日的记忆。电影散场后,徐枕亚搭乘无轨电车回家,初夏的风从车窗外吹进来,略微有几丝暖意,可是心里却浸染了一片冰凉。“花树空犹在,花魂不复回,此生心事已成灰……”凄婉的唱腔仍在脑海萦绕,遥想物是人非,他伏案命笔,写下《俏人劫后诗》六首,吟诵道:“今朝都到眼前来,不会泉台会舞台。人世凄凉犹有我,可怜玉骨早成灰。”“一番惨剧又开场,痛忆当年合断肠。如听马嵬坡下鬼,一声声哭李三郞。”
这天徐枕亚正在报馆编辑稿子,门房送来一沓信札,其中有封从北平寄来,紫色椭圆形邮戳像一抹胭脂,清丽娟秀的文字,无端勾起了他的遐想。展开细看,徐枕亚不觉动容。写信的女子叫刘沅颖,是徐枕亚的读者,在学校里看过《玉梨魂》和《悼亡词》,暗慕作者才华,更怜其家庭惨剧情何以堪,愿以书信为媒,结识知己,结尾还附了她作的几首诗词,情思溢流,满纸烟霞。徐枕亚大为感动,立即提笔回信道谢。从此二人诗简往还,时相唱和,枕亚有诗记其事:“却从蕊碎珠沈后,又遇花愁玉怨人”,“瞥眼年华销绿髩,铭心知己拜红裙”,“鹃血已是无声血,蚕蜕终多不了缘”,“尺书碧血缄身世,小印红钤识姓名”。
黄天石曾亲眼看过刘沅颖的书信,他说那是一种很美的文体,文言和白话混杂,行文清婉,机智活泼,“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了准会嫉妒,试猜猜,是什么……”欲言又止的现代句式,透出古典女性的伶俐和风趣。
刘沅颖的父亲刘春霖,是清朝最后一个状元,曾被授翰林院修撰,并赴日本留学考察,归国后历任资政院议员、总统府内史等职。女方显赫的身世背景,让徐枕亚起了一丝犹疑,北平那边却不放松,一天一封信,频频催促见面,徐枕亚收拾了些儿方巾气,硬着头皮北上走了一遭。他们的约会地点在北海公园,辨识的标志是一本《玉梨魂》,双双倚在白玉桥栏上,俯身望着满塘荷叶,这情景不像是越篱翻墙的《西厢记》,倒像是散发出西洋气息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了。
黄天石的回忆录中说,在名门闺秀刘沅颖面前,徐枕亚面含愧色,愧的是自己的年龄、相貌以及一身酸行头。刘沅颖却并不在意,微微昂起头:“只要你是徐枕亚!”果敢的话掷地有声。不太圆满的是,他们在北海公园的誓约,状元父亲丝毫不知情。作为北方的名士,刘春霖瞧不起南方海派那些野狐禅,听女儿说了一段恋爱史,他连连摇头:状元府的千金,岂能下嫁给写一个小说的杂家?
曲折的爱情故事再往下进行,是按沅颖的设计,让枕亚拜师名宿樊云门,名义学书,实则寻求援手。樊云门做过江宁布政使,喜好风雅,曾以赛金花本事为蓝本,作有长诗《彩云曲》,名扬天下。民国后寓居北平,与袁克文、易哭庵等一班名士赋诗唱和,形骸放浪,徐枕亚的这段罗曼史,恰好对上了老名士的脾胃。樊云门主动牵头,办了家宴,主客是江南才子徐枕亚,特意广发英雄帖,邀约天下名流赴宴作陪。应邀前往的刘状元,那一刻只怕是如坐针毡,面子上仍笑模笑样,以樊云门骚坛盟主的身份穿针引线来做这个媒,他再也无话可说,点头应承了这门婚事。1924年秋天,徐枕亚和兄长徐天啸、文友李定夷等一行人奔赴北平,与刘沅颖喜结秦晋之好。
那天同和堂的一幕,成为报纸上的头条社会新闻。好几家报馆派记者跟踪采访,写成《状元小姐下嫁记》,配发各种姿势的结婚照,抢夺读者眼球。
这个爱情故事的后半截,剧情陡然起了转折。结婚那年枕亚三十六岁,沅颖小他十岁,还是个追逐时髦的现代女青年。回想起来,她当初的一念慕才,只不过出于青春期的苦闷,毕竟所生时代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受到的教育也不同,婚后两人的差异逐渐显现,像汇流到一起的泾渭分明的两条河水,不同的颜色很难融合。
第一次看见那个情景时,她吃了一惊:抽鸦片的丈夫蜷缩在床头,像只猥亵的刺猬那般丑陋不堪。孤灯如豆,映照一张干瘦蜡黄的脸,生活就像变戏法,变出的那个丈夫她不认识。原先心中供奉的那个偶像,顷刻间轰然倒塌。日子长了,沅颖慢慢也习以为常了,她托人找了份工作,在一所中学里教书。每天清晨出门,傍晚回家,成天忙忙碌碌与黑板、粉笔、教鞭打交道,即便两人到了一处,也形同陌生人,无话可说。要不就是吵闹,甚或打斗,她摔过杯子、盘子、碗,凡是能抓到手的一切,都被她无情地摔碎。日子在吵吵闹闹中过了大半年,徐枕亚终于不堪忍受永无宁日的生活,卷起铺盖搬回了南方。
从《徐枕亚著作系年》提供的资料来看,1925年以后,徐枕亚的著述乏善可陈,十年间仅有十个短篇和少量诗词、谜语集。鸳鸯蝴蝶派的一代宗师,“在近代的曙光面前,情不自禁地睁开了双眼,一刹那间又胆怯而自责地闭上了双眼,本能地倒退了一大步”。没有前进的勇气只能倒退,这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有时代,有家庭,也有个人性格,诸多中国元素共同行凶,合伙谋杀了才华横溢的徐枕亚。
有两三年时间,徐枕亚像只候鸟迁徙于北方南方。1928年2月,远在北平的刘沅颖生下一子,取名无病。无病出生后不久,就被徐枕亚遵家母令接到了常熟。刘沅颖独守着孤单寂寞,经常莫名其妙地流泪。状元父亲见了,少不了要斥责几句,沅颖硬碰硬顶撞,歇斯底里地大嚷大叫,一半是委屈,一半是赌气。她的处境有点像《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即使被众人嫌弃,也还得打肿脸充胖子,装出几分硬气来。
就这么强挺了几年,1932年冬天,徐枕亚再赴北平,苦口劝说她迁居南方。刘沅颖禁不住泪水簌簌往下掉,哭过一阵忽然没声了,认命吧,她在心里作了决定:跟随丈夫去江南常熟,当好本分的续弦夫人。再往后进行的故事尾声,像冬天的月亮苍白凄凉。沅颖常年生活在北平,到了南方水土不服,饮食不惯,原本还算健康的身体,没过多久就变成病怏怏的了。加上徐母性情乖戾,动辄训斥责骂,她是状元千金,改不了心高气傲的习性,哪里吞得下这口气?于是婆媳关系剑拔弩张,相互常年不说话。在“怨憎会”的无边苦海中煎熬,人的心理和性格也会被扭曲,邻居们经常看到的情景是:徐府里的沅颖沉默寡言,每天靠做针线活打发时光。
这桩由孽缘结成的舛错婚姻,在1936年冬走到了尽头。刘沅颖弥留之际,将徐枕亚叫来,只说了一句话:“愿教无病相从地下。”语毕,泪水滚滚而下。伤心至极的话语像把刀子,往徐枕亚心上一下下剐着。他为亡妻沅颖作挽联云:“枉担夫妻名义,我本赘疣,谁怜薄命郎君,曾受折磨多,早厌人生偏爱死;只为母子恩情,尔难瞑目,翻恨顽皮童稚,未谙离别苦,不随娘死竟贪生。”
1934年初,徐枕亚将“清华书局”盘给“大众书局”,悄然回到了老家常熟,在南横街开设“乐真庐”,鬻字,篆刻,兼营古玩。
徐枕亚晚年的心境是落寞的。不,“落寞”二字太轻松,那是一种绝望的悲凉,那种悲凉弥漫周身,浸透骨髓,仿佛在巨大无边的冰窟中游荡,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寒气。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徐家的惨剧,格外惊心动魄。十几年时间,徐家似乎沉入了一场噩梦,几乎所有家庭成员相继病殁。除徐妻蕊珠、沅颖外,长女可贞,患精神病,十八岁亡;次女灵眙,两岁早夭;长子无咎,十五岁亡,次子无病,死时十一岁。只剩三女儿可久,过继给了好友许厪父。没完没了的噩梦,还在他的亲人中间漫延,过早离开人世的还有嫂嫂姚吟秋和侄女徐英,1933年夏天,外甥女澄怀产后大出血身亡,姐姐徐丽华和夫君因悲伤过度,也双双追随女儿踏上了黄泉路。
1937年9月27日,徐枕亚病殁,时年四十九岁。弥留时,枕亚望着从首府南京请假匆匆赶回来的兄长天啸,声音哽咽,几不能语。“余少年喜事涂抹,于文字上造孽因,应食此报。”一句话像是禅语,天啸忍不住鼻子酸了,千言万语在唇边颤抖,却不知道该说哪一句。
我常常没来由地琢磨徐枕亚临终前的那句话:“文字上造孽因,应食此报。”这位鸳鸯蝴蝶派的老盟主,莫非在灵魂升天时参透了天机?徐家的上十条人命,莫非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们出征前悲壮的祭旗?这么想是不是太残酷了?更为残酷的是,相对于鸳鸯蝴蝶派后来所历经的磨难,徐家的惨剧只是一个开始。
吴双热所说的“要事”,是他准备到上海谋职,并邀请徐枕亚结伴同行。
吴双热说,上海《民权报》创办人周浩给他写了信,邀他参与副刊《民权画报》的编辑业务,并倡议吴邀约好友枕亚一起来沪。其实吴双热所说之事,徐枕亚早有所闻,文学青年吴双热醉心于写稿投稿,他在《民权报》上发表的诗文,为老板周浩赏识已非一日。徐枕亚的同胞哥哥徐天啸也在《民权报》任编辑,隔三差五寄回的家书中,零星提到过这些,前几天,天啸还特意寄来一封信,让胞弟与吴双热一起来沪发展。
上海去还是不去?徐枕亚颇费踌躇。此时的徐枕亚,刚刚经历了一场天旋地转的疯狂恋爱,精神还未完全摆脱出来,割舍不断的感情像隐隐埋下的银针,不时扎得心窝发痛。吴双热劝他道,走吧,去上海吧,忘掉过去的一切。徐枕亚想,恐怕也是该离开的时候了。第二天,他收拾行李,和吴双热搭乘小火轮,顺长江而下,去开创一段全新的生活。
波涛汹涌中的一叶方舟
《民权报》1912年3月28日创刊于上海,负责人周浩,主要撰稿人戴季陶、牛辟生、何海鸣、伊仲材等,这一群热血青年,即使在激进的革命党人中也是狂飙派。他们对当政者的批评苛刻严酷,甚至加以谩骂,如财政总长熊希龄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垫款章程后,戴季陶发表的一篇时评只有四句话,标题为《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这种杀气逼人的行文风格,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这篇杀气腾腾的“时评”刊登后,上海公共租界以“任意毁谤”的罪名拘捕了二十三岁的叛逆者,第二天,为戴指责该杀的国务总理唐绍仪致电沪方,吁请释放戴季陶,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上海租界公审作出宣判: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最后以“罚洋三十元”结案。戴季陶一出狱,即提起毛笔,在编辑室门前的墙壁上写了首打油诗:“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与这么一群革命党为伍,徐枕亚显得有些落寞。虽说此时正值辛亥革命次年,中国民国初立,除旧布新,气象万千,但是对于徐枕亚来说,革命似乎是别人的事情,与他丝毫不相干,这个典型的旧式文人,心中恪守“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古训,每天除了在报馆编辑新闻稿外,就是与三两知己喝酒聊天,闲散无事时,于案头置酒一壶,五香豆一碟,将自己在西仓镇当教员时的那段初恋故事,用缠绵悱恻的情节铺陈开来,撰写成小说《玉梨魂》。好友李定夷回忆:《玉梨魂》一书“全仗风花雪月的辞藻,弄月吟风的诗篇,穿插其间,引人入胜。每天写八九百字,并非一气呵成,枕亚有酒癖,有时案头置酒一壶,干果一碟,边写边唱,似乎是信手拈来,谁料后来一纸风行,为人侧目呢!”
1912年,是徐枕亚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玉梨魂》在报上连载,大获成功,一时间洛阳纸贵,徐枕亚成为最走红的作家。据资料,《民权报》副刊连载《玉梨魂》,使得报纸销售量激增(宣传革命要靠哀情小说来提升人气,这是一个让人尴尬的事实)。此后《玉梨魂》一版再版,并被改编成电影和舞台新剧,在民国初年的文坛刮起了一股旋风。
如梦似幻花田错
徐枕亚(1889—1937),江苏常熟人,原名徐觉,别署泣珠生、东海三郎、青陵一蝶。他出身于书香门弟,祖父徐鸿基是地方名儒,父亲徐懋生善韵律,喜爱赋诗作词,著有《自怡堂丛钞》。徐家有一女二男,依次是大姐徐丽华,徐天啸和徐枕亚。徐家兄弟有“海虞二徐”之美誉,尤其是弟弟枕亚,天资聪慧,五岁随父读书,打下扎实的旧学底子,十岁即能赋诗填词,被乡梓目为“神童”。
1909年,二十岁的徐枕亚经同乡名绅苏高鼎介绍,来到无锡西仓镇鸿西小学执教。鸿西是同治名书法家蔡荫庭的故里,学生中多蔡姓子弟,其中有个男孩叫蔡如松,学习成绩优异,但神情忧郁,一经打听,得知其父病故,他与母亲相依为命。
蔡如松的母亲陈佩芬,就是小说《玉梨魂》中主角梨娘的原形。
在徐枕亚所著《玉梨魂》续篇《雪鸿泪史》中,有段夫子自道:“余著是书,脑筋中实未有小说二字,若读者诸君以小说视此书,视余仅为可怜随波逐流之小说家,则余岂能不掷笔长叹,椎心痛哭?”若干年后,发现了徐枕亚与陈佩芬当年五十多封来往书信和诗词,更是为徐枕亚的夫子自道作了铁证,提供了难得的背景材料。
一出爱情戏,简直就是民国版本的《西厢记》,陈佩芬是莺莺,徐枕亚是张生,咫尺之间,却要靠鸿雁传书,初春嫩芽般朦胧的爱意,一点点在心上浸漫开来,发展到后来,则是一片势不可挡的蓬勃春光。白天写诗填词,遥相应和,夜晚跳墙敲门,频频幽会。当年残留下来那些信笺已经泛黄,泪水滴落过的小圆圈,仿佛陈年凋零的花瓣,静默地讲述旧日的爱情故事。
那场迷乱的爱情,像是王尔德笔下浪漫的童话:夜莺用胸膛顶住花刺,日夜不停地歌唱,刺在胸口上越扎越深,夜莺发誓要用鲜血浇灌爱情的红玫瑰……在徐枕亚、陈佩芬留下的那堆信札中,处处皆能见到这种泣血文字,徐枕亚在信中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卿也……我读卿字能不想前思后,百感交集而不大恸乎。故当时又悔又恨又痛又急,不觉泪如泉涌,又邂旁人,欲放声大哭一场而亦不可得,只得吞声饮泣,气噎昏迷。此夜之苦实为生平所未曾经过者。”在年轻寡妇陈佩芬这边,用情更是至真至深:“我恨不将身化鸟,飞到床前……奈何,奈何。夕阳虽好,恐红不多时,君情既如此,我何忍乎,或今宵,或后夜,请自妥排行计,我处早已妥排,老姑小女宿外处,夜则无人在内,惟一主一婢,若蒙星夜光临,我门户不扃。”“昨午接血书,如摘我心肝,见字此时,心实痛难止,不如速死……”即使是女性生理的特殊时期,双方也渴求黑夜相见,“今者我有一难言不得不实告,此时恨我红潮到,奈何奈何,乞君肯待四五日否,望伊原谅,此实确语,君勿生疑心,幸甚,君若不肯待我,过期即今宵十二钟时,可到我处一会,虽不能度两情,足慰相思耳……”
他们提心吊胆地偷吃禁果,分明是真实场景,却像是一场梦幻。在封建年代,男女偷欢是个美丽的陷阱,一旦被人发觉,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遭到绑石沉井的下场。令人不堪的是,徐枕亚写给年轻寡妇的一封信,半路竟被人截获,这等伤风败俗的丑事,是素来恪守礼教的蔡家绝不能容许的,一场轩然大波扑来,浊浪排空。
此时正值学校假期,徐枕亚怀揣一颗受伤的心,仓促逃回到老家常熟避难,留下孤立无援的陈佩芬,独自应对恶俗的环境。好在学堂掌舵人蔡子平是新派人物,早年曾留学日本,思想开通,蔡家掌舵人是他哥哥蔡子兴,对此事并未深究。而伤心绝望的陈佩芬,陡然觉得颜面全失,欲遁迹空门,却又放心不下那两个至亲的男子(情夫徐枕亚和儿子蔡如松)。这个感情如火似水的年轻寡妇终于还是从泥淖中挣扎出来了,恋爱中女人心思细腻缜密,像缠绕树林间的青藤,织出的是一片温柔体贴。陈佩芬作出的大胆决定,让徐枕亚吃惊:要将自己一手拉扯大的侄女蔡蕊珠许配给他……
徐枕亚与好友吴双热同赴上海,是与陈佩芬分手、与蔡蕊珠结婚后,明里是到沪上谋发展,难言之隐是一个“逃”字。逃亡是人生永恒的主题。人逃到了上海,心却留在了远方。那虚掩的门扉,那紫檀木的神龛,那雕龙绘凤的屋檐斗拱,那飘浮于幽暗夜气中的一灯如豆,那混杂墨水、眼泪和血滴的信笺,那夹在线装册页中的梨花瓣书签,那女子簮于发髻的一朵荼縻……历历在目的一切浮现眼前,带着昨日的气息和体温。徐枕亚沉湎幻境,在报馆里乘兴走笔:“瞥见一女郎在梨树下,缟裳练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丰致娟秀,态度悠闲,凌波微步,飘飘欲仙。时正月华如水,夜色澄然,腮花眼尾,了了可辨,是非真梨花之化身耶?”读这样的文字,让人想起《聊斋》里的女鬼,那些美丽可爱又富有智慧的精灵,是文人们心中的寄托。
家庭惨剧:从生活中到笔下……
在徐枕亚等一批早期的民国旧派文人出山之前,还没有“鸳鸯蝴蝶派”的恶谥。他们习惯于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家庭惨剧”。在为好友李定夷《鸳湖潮》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徐枕亚题诗云:“家庭惨剧演来真,此恨千秋总不伸。留得断肠文字在,合将万泪葬斯人。”那之后“家庭惨剧”成了一个标识,他们那拨人写的哀情小说,大都脱不开这个园囿。
枕亚娶妻蔡蕊珠,乃无锡名书法家蔡荫庭之曾孙女,从小父母双亡,跟随婶婶陈佩芬长大,陈视为己出。陈、徐感情受阻,陈佩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让侄女蕊珠去填这个缺。这年蔡蕊珠十七岁,“虽幼失学,而德容言工,四者咸备,论貌亦不弱,佳遇也”。徐枕亚初始推辞,陈佩芬态度执拗,言词近乎于央求,又请校长蔡子平出面说媒。徐枕亚踌躇不定,去请示家母,家母坐在一团昏暗的光线中,手捻佛珠低沉地说道:大户人家的千金,哪里过得惯贫寒的生活?家母谭氏性情苛酷,这样的回答,为将来的姻缘预先埋下了祸根。然而当时,徐枕亚并未想到婚姻会是那么青涩的苦果。哥哥天啸极力支持怂恿,1910年冬,徐枕亚在一种复杂的心境中与蔡蕊珠完婚,洞房花烛,灯影飘摇,去揭红盖头的那个时分,他心上既有甜蜜和幸福,也有酸楚和惆怅。
度完蜜月,徐枕亚携新婚妻子回常熟,“从此无展眉之日矣”。家母谭夫人怔忡病发作,动辄斥责蕊珠,夹在风箱中间的徐枕亚,忧母虑妻,终日里只能借酒浇愁。不久,他重返无锡西仓镇小学教书,心思像漂泊的云,居无定所。
徐枕亚到上海《民权报》后,家庭惨剧越发升级。据徐枕亚在《亡妻蕊珠记事》一文中披露:当年陈佩芬将侄女蔡蕊珠许配给他,族中多数人是反对派,指责陈佩芬不该将侄女嫁外乡人,又是寒士,到底不是亲生,不惜坑害其一生。一唱百和,围绕陈佩芬争吵不休,又有飞短流长,说蕊珠嫁到徐家后饱受婆姑虐待,杯蛇市虎,一镇沸腾。一日,竟有好事者邀集结伴,乘船来到常熟徐家,登门汹汹,出言横蛮,口口声声道:“我们蔡家金枝玉叶的小姐,岂能做穷婆子?从没见过她这般窝囊的!”谭夫人哪里受得了这个气,当场不好发作,等到那群咆哮的女流们走了,叫出儿媳蔡蕊珠,手持鸡毛掸子问罪。蕊珠低头不语,只见她泪眼婆娑,一串不断线的泪珠噗嗤往下掉,地上砸出了一圈小水坑。
徐枕亚伤心地写道,蕊珠“略受高堂训责,惊犹疑惧,交迫于胸,亦复深坐颦眉,姬姜憔悴,爰与亲友磋商,决以母病为重,用权术遗君大归……”文中“略受”二字是为长辈讳,蕊珠终日颦眉寡笑,当是事实。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的怔忡症,借口让母亲安心养病,让蔡蕊珠逃奔西仓镇娘家,其中用了什么样的“权术”?说来让人啼笑皆非:在谭夫人闹死闹活逼迫离婚的要挟下,枕亚与蕊珠只好连袂出演了一起假离婚!荒谬的故事,夹杂着说不尽的辛酸,故事主人公的一番良苦用心,苍天明鉴。
徐枕亚有《悼亡词一百首》、《杂忆三十首有序》、《杂忆补遗十首》,叙述他与亡妻蔡蕊珠的情缘,其中“杂忆”第三十二首写道:“廿亩荒田是祸胎,家庭从此启嫌猜。人情轻薄吾无怨,贫贱夫妻本可哀。”诗后他含泪笺注:蕊珠初嫁,有奁田廿亩,其后蔡家忽然变卦,吝惜不与,家母疑心重重,恨恨刺骨,蕊珠难为媳妇矣。
蔡蕊珠返回故里,蔡家先前的那些好事者又改了口风,认为婆媳姑嫂不和,责任于夫婿,女子既适人,就不应常住娘家。无所适从的蔡蕊珠,穿一件滚边玉色湖绉短袄,素雅中透出冷艳,乘船来到沪上。时徐枕亚正与刘铁冷、沈东讷诸君创办《小说丛报》,疲于笔墨应酬,见到夫君,蕊珠哭倒在他怀里,嘤嘤私语:“妾生是君家人,死是君家鬼……”枕亚抚着蕊珠的肩安慰道:“汝来大佳,余正感旅居寂寞之苦,今当与汝组织一小家庭,稍享人生乐趣。乃略置家具,凭屋于虹口之余庆里焉。”
人间风波恶,据《徐枕亚年谱》载,1917年1月,谭夫人得知枕亚与蕊珠在沪上建立了小家庭,与长女徐丽华同赴上海,打上门兴师问罪。婆媳姑嫂间的种种纷争,徐枕亚称之为“夙孽”,这前世的冤孽,似永无完结之日,直到后来蕊珠生下一子,枕亚取名为无咎,以为从此可以不咎既往,无灾无难,一门欢悦。然而到了1922年冬,一场纷飞的大雪,预兆着恶梦到了尽头。那时徐枕亚仍耽溺于小说,在报馆设榻独宿,蕊珠病起之日,他正好回家晚餐,吃完饭临回报馆,被蕊珠扯住衣角,眼眶潮湿,几番欲言又止。枕亚不以为意,抚肩安慰了几句,没想到此一去便成永诀。请看《徐枕亚年谱》:“12月27日,蔡蕊珠因病和产后不调,遽然辞世,时长女可贞十一岁,子无咎六岁,都由谭夫人领养,而谭夫人不准两个孩子临丧,枕亚伤痛之余,作《悼亡词》一百首,印成小册子分寄朋好,又有杂忆三十首及杂忆补遗十首。”
徐枕亚有挽蕊珠联云:“总算好夫妻,幸其死,不乐其生,先我逍遥脱尘网;可怜小儿女,知有父,竟忘有母,对人嘻笑着麻衣。”蔡蕊珠生前遭人白眼,死后仍被视作弃妇,不许埋入徐家祖茔。次年3月,徐枕亚“由沪买舟,风雨中载蕊珠之柩旋虞,葬于常熟北郊外顶山,陪同去墓地的仅兄天啸一人。”
又是一场孽缘
1924年5月29日,电影《玉梨魂》在上海南京西路夏令配克大戏院首映,影片由明星公司拍摄,郑正秋改编,张石川、徐琥导演,王献斋、王汉伦、杨耐梅分别饰演何梦霞、白梨影和筠倩,徐枕亚应邀观看,梦幻般的光与影把他带回了昔日的记忆。电影散场后,徐枕亚搭乘无轨电车回家,初夏的风从车窗外吹进来,略微有几丝暖意,可是心里却浸染了一片冰凉。“花树空犹在,花魂不复回,此生心事已成灰……”凄婉的唱腔仍在脑海萦绕,遥想物是人非,他伏案命笔,写下《俏人劫后诗》六首,吟诵道:“今朝都到眼前来,不会泉台会舞台。人世凄凉犹有我,可怜玉骨早成灰。”“一番惨剧又开场,痛忆当年合断肠。如听马嵬坡下鬼,一声声哭李三郞。”
这天徐枕亚正在报馆编辑稿子,门房送来一沓信札,其中有封从北平寄来,紫色椭圆形邮戳像一抹胭脂,清丽娟秀的文字,无端勾起了他的遐想。展开细看,徐枕亚不觉动容。写信的女子叫刘沅颖,是徐枕亚的读者,在学校里看过《玉梨魂》和《悼亡词》,暗慕作者才华,更怜其家庭惨剧情何以堪,愿以书信为媒,结识知己,结尾还附了她作的几首诗词,情思溢流,满纸烟霞。徐枕亚大为感动,立即提笔回信道谢。从此二人诗简往还,时相唱和,枕亚有诗记其事:“却从蕊碎珠沈后,又遇花愁玉怨人”,“瞥眼年华销绿髩,铭心知己拜红裙”,“鹃血已是无声血,蚕蜕终多不了缘”,“尺书碧血缄身世,小印红钤识姓名”。
黄天石曾亲眼看过刘沅颖的书信,他说那是一种很美的文体,文言和白话混杂,行文清婉,机智活泼,“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了准会嫉妒,试猜猜,是什么……”欲言又止的现代句式,透出古典女性的伶俐和风趣。
刘沅颖的父亲刘春霖,是清朝最后一个状元,曾被授翰林院修撰,并赴日本留学考察,归国后历任资政院议员、总统府内史等职。女方显赫的身世背景,让徐枕亚起了一丝犹疑,北平那边却不放松,一天一封信,频频催促见面,徐枕亚收拾了些儿方巾气,硬着头皮北上走了一遭。他们的约会地点在北海公园,辨识的标志是一本《玉梨魂》,双双倚在白玉桥栏上,俯身望着满塘荷叶,这情景不像是越篱翻墙的《西厢记》,倒像是散发出西洋气息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了。
黄天石的回忆录中说,在名门闺秀刘沅颖面前,徐枕亚面含愧色,愧的是自己的年龄、相貌以及一身酸行头。刘沅颖却并不在意,微微昂起头:“只要你是徐枕亚!”果敢的话掷地有声。不太圆满的是,他们在北海公园的誓约,状元父亲丝毫不知情。作为北方的名士,刘春霖瞧不起南方海派那些野狐禅,听女儿说了一段恋爱史,他连连摇头:状元府的千金,岂能下嫁给写一个小说的杂家?
曲折的爱情故事再往下进行,是按沅颖的设计,让枕亚拜师名宿樊云门,名义学书,实则寻求援手。樊云门做过江宁布政使,喜好风雅,曾以赛金花本事为蓝本,作有长诗《彩云曲》,名扬天下。民国后寓居北平,与袁克文、易哭庵等一班名士赋诗唱和,形骸放浪,徐枕亚的这段罗曼史,恰好对上了老名士的脾胃。樊云门主动牵头,办了家宴,主客是江南才子徐枕亚,特意广发英雄帖,邀约天下名流赴宴作陪。应邀前往的刘状元,那一刻只怕是如坐针毡,面子上仍笑模笑样,以樊云门骚坛盟主的身份穿针引线来做这个媒,他再也无话可说,点头应承了这门婚事。1924年秋天,徐枕亚和兄长徐天啸、文友李定夷等一行人奔赴北平,与刘沅颖喜结秦晋之好。
那天同和堂的一幕,成为报纸上的头条社会新闻。好几家报馆派记者跟踪采访,写成《状元小姐下嫁记》,配发各种姿势的结婚照,抢夺读者眼球。
这个爱情故事的后半截,剧情陡然起了转折。结婚那年枕亚三十六岁,沅颖小他十岁,还是个追逐时髦的现代女青年。回想起来,她当初的一念慕才,只不过出于青春期的苦闷,毕竟所生时代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受到的教育也不同,婚后两人的差异逐渐显现,像汇流到一起的泾渭分明的两条河水,不同的颜色很难融合。
第一次看见那个情景时,她吃了一惊:抽鸦片的丈夫蜷缩在床头,像只猥亵的刺猬那般丑陋不堪。孤灯如豆,映照一张干瘦蜡黄的脸,生活就像变戏法,变出的那个丈夫她不认识。原先心中供奉的那个偶像,顷刻间轰然倒塌。日子长了,沅颖慢慢也习以为常了,她托人找了份工作,在一所中学里教书。每天清晨出门,傍晚回家,成天忙忙碌碌与黑板、粉笔、教鞭打交道,即便两人到了一处,也形同陌生人,无话可说。要不就是吵闹,甚或打斗,她摔过杯子、盘子、碗,凡是能抓到手的一切,都被她无情地摔碎。日子在吵吵闹闹中过了大半年,徐枕亚终于不堪忍受永无宁日的生活,卷起铺盖搬回了南方。
从《徐枕亚著作系年》提供的资料来看,1925年以后,徐枕亚的著述乏善可陈,十年间仅有十个短篇和少量诗词、谜语集。鸳鸯蝴蝶派的一代宗师,“在近代的曙光面前,情不自禁地睁开了双眼,一刹那间又胆怯而自责地闭上了双眼,本能地倒退了一大步”。没有前进的勇气只能倒退,这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有时代,有家庭,也有个人性格,诸多中国元素共同行凶,合伙谋杀了才华横溢的徐枕亚。
有两三年时间,徐枕亚像只候鸟迁徙于北方南方。1928年2月,远在北平的刘沅颖生下一子,取名无病。无病出生后不久,就被徐枕亚遵家母令接到了常熟。刘沅颖独守着孤单寂寞,经常莫名其妙地流泪。状元父亲见了,少不了要斥责几句,沅颖硬碰硬顶撞,歇斯底里地大嚷大叫,一半是委屈,一半是赌气。她的处境有点像《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即使被众人嫌弃,也还得打肿脸充胖子,装出几分硬气来。
就这么强挺了几年,1932年冬天,徐枕亚再赴北平,苦口劝说她迁居南方。刘沅颖禁不住泪水簌簌往下掉,哭过一阵忽然没声了,认命吧,她在心里作了决定:跟随丈夫去江南常熟,当好本分的续弦夫人。再往后进行的故事尾声,像冬天的月亮苍白凄凉。沅颖常年生活在北平,到了南方水土不服,饮食不惯,原本还算健康的身体,没过多久就变成病怏怏的了。加上徐母性情乖戾,动辄训斥责骂,她是状元千金,改不了心高气傲的习性,哪里吞得下这口气?于是婆媳关系剑拔弩张,相互常年不说话。在“怨憎会”的无边苦海中煎熬,人的心理和性格也会被扭曲,邻居们经常看到的情景是:徐府里的沅颖沉默寡言,每天靠做针线活打发时光。
这桩由孽缘结成的舛错婚姻,在1936年冬走到了尽头。刘沅颖弥留之际,将徐枕亚叫来,只说了一句话:“愿教无病相从地下。”语毕,泪水滚滚而下。伤心至极的话语像把刀子,往徐枕亚心上一下下剐着。他为亡妻沅颖作挽联云:“枉担夫妻名义,我本赘疣,谁怜薄命郎君,曾受折磨多,早厌人生偏爱死;只为母子恩情,尔难瞑目,翻恨顽皮童稚,未谙离别苦,不随娘死竟贪生。”
1934年初,徐枕亚将“清华书局”盘给“大众书局”,悄然回到了老家常熟,在南横街开设“乐真庐”,鬻字,篆刻,兼营古玩。
徐枕亚晚年的心境是落寞的。不,“落寞”二字太轻松,那是一种绝望的悲凉,那种悲凉弥漫周身,浸透骨髓,仿佛在巨大无边的冰窟中游荡,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寒气。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徐家的惨剧,格外惊心动魄。十几年时间,徐家似乎沉入了一场噩梦,几乎所有家庭成员相继病殁。除徐妻蕊珠、沅颖外,长女可贞,患精神病,十八岁亡;次女灵眙,两岁早夭;长子无咎,十五岁亡,次子无病,死时十一岁。只剩三女儿可久,过继给了好友许厪父。没完没了的噩梦,还在他的亲人中间漫延,过早离开人世的还有嫂嫂姚吟秋和侄女徐英,1933年夏天,外甥女澄怀产后大出血身亡,姐姐徐丽华和夫君因悲伤过度,也双双追随女儿踏上了黄泉路。
1937年9月27日,徐枕亚病殁,时年四十九岁。弥留时,枕亚望着从首府南京请假匆匆赶回来的兄长天啸,声音哽咽,几不能语。“余少年喜事涂抹,于文字上造孽因,应食此报。”一句话像是禅语,天啸忍不住鼻子酸了,千言万语在唇边颤抖,却不知道该说哪一句。
我常常没来由地琢磨徐枕亚临终前的那句话:“文字上造孽因,应食此报。”这位鸳鸯蝴蝶派的老盟主,莫非在灵魂升天时参透了天机?徐家的上十条人命,莫非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们出征前悲壮的祭旗?这么想是不是太残酷了?更为残酷的是,相对于鸳鸯蝴蝶派后来所历经的磨难,徐家的惨剧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