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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0月2日,北京人民在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刚刚庆祝过新中国成立23周年的节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便正式开播了。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立刻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世界四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均迅速作出显著报道,称:“中国开办外语广播讲座是向世界宣布开放的一个信号。”多个国家的驻华使馆派出人员到北京电台了解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情况;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BBC)随后也派团到北京电台探讨交流合作。
我是1972年5月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正好也分配在负责外语广播的专题组,专题组同在一个房间办公,有关外语广播讲座的事,我也知道一些,有时他们忙不过来,我还帮助做一点儿接待、联络方面的工作。那时全台紧张筹办外语广播讲座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毛主席、周总理的战略眼光
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和胆略的重大调整,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打开了我国外交工作的崭新局面。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签订《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也对国际形势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根据我国对外交往日趋增多的新形势,毛主席、周总理首先想到了如何推动外语学习的问题。1972年5月,毛主席在一个文件上作出重要批示:“外语学习要搞好。”周总理也指示有关部门研究这件事情。
这年6月的一天,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宣传工作的军代表戴征远主持召开广播电视宣传方面的会议。会后,他把当时归属中央广播事业局领导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军代表朱德重留下来,专门谈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事。戴征远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外语学习要搞好”的重要指示,并说:“现在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国对外交往增多,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渴望学习外语的要求很强烈。中央广播事业局考虑,为适应形势,要尽快把外语广播讲座办起来。先在一个地方台办比较好,北京电台离得近,联系也方便,你们研究一下,北京电台能不能办。如果有困难,我们就在离北京比较近的省台选一个来办。”
朱德重从中央广播事业局开会回来后,立即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军管小组和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台领导班子开会研究认为:让北京电台在全国率先办外语广播讲座,这是中央广播事业局领导对北京电台的信任和委托,台里一定要响应毛主席、周总理的号召,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任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7月上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关于申请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报告,经中央广播事业局报送了中央。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7月18日,他亲自在北京电台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北京广播外语讲座,一经出现,影响极大。请于7月下旬先将第一月教材稿、教师播讲录音,送外交部由浦寿昌、章含之、唐闻生三同志组织审查,肯定可用后,再在8月中旬于北京开课。”周总理的重要批示,对北京电台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意义和影响作出了富有战略眼光的预见,并对教材编写、审定、教师讲课等具体事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周总理的重要批示传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台同志深受感动,也备受鼓舞。以周总理的重要批示为强大动力,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各项筹备工作在全台紧张而有序地展开起来。
精心筹办外语广播讲座
举办外语广播讲座,是广播宣传工作的一个崭新课题。当时的北京电台一无外语人才,二无开办这类节目的经验,完全是白手起家,摸索着干起。
台领导把筹办外语广播讲座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首先是向中央广播事业局申请一套频率。报告打上去之后,中央广播事业局积极支持,很快就批准同意用1480千赫专门播出北京电台的第四套节目《外语广播讲座》。
二是争取北京市的支持。按照当时的管理体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由中央广播事业局代管,宣传业务由中央广播事业局直接领导,重要的宣传精神、宣传口径都是听局宣传小组的指令。但北京电台的宣传服务对象仍然是北京市,编制、经费都由北京市提供保障。在北京电台交中央广播事业局代管时,北京市领导明确表示:“市里对北京电台的人员编制不减,财政经费照拨,只要是中央批给北京电台办的事,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得知北京电台根据中央精神要开办外语广播讲座,市里立即批准了台里申请经费和人员编制的报告,专门拨出20万元作为台里开办节目的经费,增加编制的问题也很快得到批准。
三是台里调兵遣将,组织筹办外语广播讲座的工作班子。台领导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编辑部的专题组负责,徐宏是组长,具体联络这个节目筹备工作的是张大祯,尔后陆续调入了耿炎、武全福等同志。台编辑部副主任田月华负责筹办节目的联络、接待、协调。台领导还专门为录制外语广播讲座调出一个录音机房,以保证节目的录音、制作。
四是抓好教材的编写和教师的播讲。这项专业性强、要求高的工作任务,毫无疑义地落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头上。学院领导抽调出陈琳等几位优秀英语教师,组成教材编写组,并根据英语初级班的特点,本着“从标准发音开始,从生活语言入手,由浅到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很快编写出了《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教材》。有了教材,学院和北京电台的领导就精心挑选讲课教师,经过双方反复研究、比较,决定前期讲课由张冠林和屠蓓两位老师担任。他们按照学校编写并经外交部审定的教材进行备课,每逢录音时,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用当时台里仅有的一部华沙牌小轿车接他们到电台录音机房录音。由于教材编写适合大众学英语的需要,又经过了外交部浦寿昌、章含之、唐闻生三位外交专家的审定,加上两位讲课老师也是学校精心挑选出来的,英语讲得非常标准且十分动听,因此在录制出第一批教学磁带后,送外交部审查时很快便得到通过。
在筹办外语广播讲座的过程中,北京电台由于有周总理的重要批示作为“尚方宝剑”,所有审批环节一路绿灯,所有困难问题迎刃而解。从接受任务到正式播出节目,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1972年10月2日,《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出,立即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
为了把外语广播讲座节目办好,台里还十分注意听取社会上广大听众的意见。记得节目刚开办不久,台里要我陪张冠林、屠蓓两位老师去北京维尼纶厂开座谈会,听取对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的意见。我和两位老师从广播电台所在地复兴门坐公共汽车到北京站,从北京站坐火车到顺义牛栏山车站,下车后再步行半个小时到北京维尼纶厂。厂里知道广播讲座里教英语的张冠林、屠蓓两位老师来了,就像过节一样热闹。收听过外语广播讲座的工人和干部把两位老师团团围住,问长问短,用刚学到的简单的英语同老师对话。在座谈会上,大家对北京电台开办外语广播讲座节目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两位老师的课讲得好。厂里的领导和工人们都向我反映,现在想学外语的人很多,希望北京电台把外语广播讲座节目继续办下去。
“空中大课堂”广受听众欢迎
1972年下半年,国家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但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中央开始在一定限度内调整某些政策,恢复一些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部分行业的调整整顿工作开始着手,国家经济建设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并开始显露生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因“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而荒废学业的广大学生,因上山下乡而失去求学机会的知识青年,因厌倦了“文化大革命”动乱而希望过安稳日子的干部群众,都渴望学习文化知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的举动,正是顺应了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学习愿望,它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人们的心田。因此,广大听众把它称之为“空中大课堂”,从心底里欢迎它,赞扬它。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开播前几天,60万册教材刚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各个书店门口老早就排起了长队,其中有不少老人是受儿女或孙子的委托而来排队买书的。教材很快就售完了,可是大批没买到书的人还是不散,认为是售货员骗他们,双方相持不下,只好由群众当场推选代表亲自到书库里查看。书店的同志说:“英语广播讲座教材,是这个时期最畅销的书,买书的人都快把柜台挤塌了。”成百上千件的信寄到了电台编辑部,恳求的话说下一大堆,只求买到一本教材,不少人还寄来了买书的钱。在这种情况下,印刷厂只好连续加印三次,共计120万册,也很快全部售光。就在这段时间,北京市场收音机销售量也猛增。
北京电台的外语广播讲座节目开播后,在天津也产生很大影响。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为满足听众的需要,提出让北京电台提供教材及老师的讲课录音,在天津广播电台播出,天津电台几乎与北京同步播出了这一节目。随后全国60多家广播电台采用北京电台的录音磁带和教材,陆续开办了英语广播讲座。
继1972年10月2日开办第一期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之后,北京电台外语“空中大课堂”的范围由小到大,开设语种和课程也由少到多,先后举办了多期英语初级班、中级班,随后又开办了法语广播讲座、日语广播讲座、俄语广播讲座。到1975年时,北京电台平均每天播出34次17个小时的外语广播讲座节目。在北京上空,形成了一个覆盖面广、受众人数多的外语“空中大课堂”。据统计,仅北京市当时收听外语广播讲座的听众就达120万人之多。
“空中大课堂”为广大听众创造了学习外语的机会,使不少有志于学习外语的人受益。
北京插队知识青年任海沧,在大兴县劳动三年的时间里,一天不漏地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讲座,从初级班一直听完中级班,又进而阅读了许多英文资料。同时,他还坚持自学了高等数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8本书,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1978年春,任海沧报考理论物理所的研究生时,英语考了92分,总成绩也达到录取标准。1979年11月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给中国科学院领导来信,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希望接收中国研究生,并寄来试题,要求用英文答题。全国16所大专院校和研究所选拔了41人参加考试,年仅23岁的任海沧,以名列第一的成绩被录取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任海沧认为,当时在农村插队的困难条件下,北京电台英语广播讲座对他自学英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原北京五金工业公司青年职工吴杰,从上中学起就一直跟着电台的英语广播讲座学习,参加工作后仍然天天收听不间断。他边学边用,逐步翻译外国的科技资料,领导上派他参加外国工业展览会做翻译工作,也能完成任务。后来吴杰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外语学院。
东城师范学校教师柯冬青,从北京电台开始举办外语广播讲座就一直跟着学习英语,当时她家住房十分紧张,没有学习的地方,就星期天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带着书本,到附近的地坛公园学习。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她的坚持和刻苦努力下,终于在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顺利考入北京外贸学院,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当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到她家来祝贺时,她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北京电台开办的外语讲座。”在上大学的四年里,柯冬青在完成学校布置的各科学习任务的同时,仍然坚持收听北京电台的外语讲座。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由于她的英语口语好,经过十几年的外贸实践,后来她成为我国某驻外使馆的商务外交官。
改革开放的大潮,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外语广播讲座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根据听众要求和社会需要,北京电台先后开办了从少年儿童到成年人,从初级班到高级班,从基础课到听说课,从英语到多语种、多层次的外语广播讲座。1985年底,开办了具有中级英语水平的《出国人员实用英语会话》讲座,由外籍教师播讲,受到热烈欢迎。1988年10月,北京电台和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每日英语》又引起了强烈反响,开办这一讲座的消息一公布,两天内8万册教材就销售一空。1990年北京举办第11届亚运会,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推动外语学习,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亚运会组委会联合开办了《百句英语迎亚运》广播讲座。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又适时推出了《北京人英语100句》和《北京人英语300句》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外语广播讲座,已坚持了30多年,为推动群众学习外语、培养外语人才、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外语广播讲座的开播和群众学习外语热潮的兴起,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学习、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重视,展现了中国同国际社会加强联系和友好交往的姿态,传递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信号,其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是值得书上一笔的。
为纪念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讲座和周总理为北京电台开办该讲座作出重要批示30周年,2002年六七月间,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办公室、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奥组委宣传部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主办了“纪念周总理为北京电台外语讲座开播批示30周年、戴尔英语杯‘想起当年学外语’大型征文活动”,并于7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征文颁奖仪式暨“今天如何学外语”座谈会。座谈会上,张冠林、张道真等十几位外语专家、学者与到场的100余位征文作者,围绕“今天如何学外语”议题进行了交流。经专家对本次征文活动300多篇来稿的评选,有17篇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市委及主办单位的有关领导为他们颁发了奖品。颁奖仪式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领导将电台保存了30年的周总理批示原件移交给中央档案馆保存。他们表示,北京电台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听众的需求,下工夫办出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广播节目,为进一步提高北京市民的外语水平和文化素质,为北京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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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2年5月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正好也分配在负责外语广播的专题组,专题组同在一个房间办公,有关外语广播讲座的事,我也知道一些,有时他们忙不过来,我还帮助做一点儿接待、联络方面的工作。那时全台紧张筹办外语广播讲座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毛主席、周总理的战略眼光
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和胆略的重大调整,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打开了我国外交工作的崭新局面。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签订《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也对国际形势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根据我国对外交往日趋增多的新形势,毛主席、周总理首先想到了如何推动外语学习的问题。1972年5月,毛主席在一个文件上作出重要批示:“外语学习要搞好。”周总理也指示有关部门研究这件事情。
这年6月的一天,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宣传工作的军代表戴征远主持召开广播电视宣传方面的会议。会后,他把当时归属中央广播事业局领导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军代表朱德重留下来,专门谈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事。戴征远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外语学习要搞好”的重要指示,并说:“现在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国对外交往增多,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渴望学习外语的要求很强烈。中央广播事业局考虑,为适应形势,要尽快把外语广播讲座办起来。先在一个地方台办比较好,北京电台离得近,联系也方便,你们研究一下,北京电台能不能办。如果有困难,我们就在离北京比较近的省台选一个来办。”
朱德重从中央广播事业局开会回来后,立即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军管小组和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台领导班子开会研究认为:让北京电台在全国率先办外语广播讲座,这是中央广播事业局领导对北京电台的信任和委托,台里一定要响应毛主席、周总理的号召,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任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7月上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关于申请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报告,经中央广播事业局报送了中央。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7月18日,他亲自在北京电台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北京广播外语讲座,一经出现,影响极大。请于7月下旬先将第一月教材稿、教师播讲录音,送外交部由浦寿昌、章含之、唐闻生三同志组织审查,肯定可用后,再在8月中旬于北京开课。”周总理的重要批示,对北京电台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意义和影响作出了富有战略眼光的预见,并对教材编写、审定、教师讲课等具体事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周总理的重要批示传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台同志深受感动,也备受鼓舞。以周总理的重要批示为强大动力,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各项筹备工作在全台紧张而有序地展开起来。
精心筹办外语广播讲座
举办外语广播讲座,是广播宣传工作的一个崭新课题。当时的北京电台一无外语人才,二无开办这类节目的经验,完全是白手起家,摸索着干起。
台领导把筹办外语广播讲座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首先是向中央广播事业局申请一套频率。报告打上去之后,中央广播事业局积极支持,很快就批准同意用1480千赫专门播出北京电台的第四套节目《外语广播讲座》。
二是争取北京市的支持。按照当时的管理体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由中央广播事业局代管,宣传业务由中央广播事业局直接领导,重要的宣传精神、宣传口径都是听局宣传小组的指令。但北京电台的宣传服务对象仍然是北京市,编制、经费都由北京市提供保障。在北京电台交中央广播事业局代管时,北京市领导明确表示:“市里对北京电台的人员编制不减,财政经费照拨,只要是中央批给北京电台办的事,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得知北京电台根据中央精神要开办外语广播讲座,市里立即批准了台里申请经费和人员编制的报告,专门拨出20万元作为台里开办节目的经费,增加编制的问题也很快得到批准。
三是台里调兵遣将,组织筹办外语广播讲座的工作班子。台领导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编辑部的专题组负责,徐宏是组长,具体联络这个节目筹备工作的是张大祯,尔后陆续调入了耿炎、武全福等同志。台编辑部副主任田月华负责筹办节目的联络、接待、协调。台领导还专门为录制外语广播讲座调出一个录音机房,以保证节目的录音、制作。
四是抓好教材的编写和教师的播讲。这项专业性强、要求高的工作任务,毫无疑义地落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头上。学院领导抽调出陈琳等几位优秀英语教师,组成教材编写组,并根据英语初级班的特点,本着“从标准发音开始,从生活语言入手,由浅到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很快编写出了《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教材》。有了教材,学院和北京电台的领导就精心挑选讲课教师,经过双方反复研究、比较,决定前期讲课由张冠林和屠蓓两位老师担任。他们按照学校编写并经外交部审定的教材进行备课,每逢录音时,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用当时台里仅有的一部华沙牌小轿车接他们到电台录音机房录音。由于教材编写适合大众学英语的需要,又经过了外交部浦寿昌、章含之、唐闻生三位外交专家的审定,加上两位讲课老师也是学校精心挑选出来的,英语讲得非常标准且十分动听,因此在录制出第一批教学磁带后,送外交部审查时很快便得到通过。
在筹办外语广播讲座的过程中,北京电台由于有周总理的重要批示作为“尚方宝剑”,所有审批环节一路绿灯,所有困难问题迎刃而解。从接受任务到正式播出节目,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1972年10月2日,《业余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出,立即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
为了把外语广播讲座节目办好,台里还十分注意听取社会上广大听众的意见。记得节目刚开办不久,台里要我陪张冠林、屠蓓两位老师去北京维尼纶厂开座谈会,听取对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的意见。我和两位老师从广播电台所在地复兴门坐公共汽车到北京站,从北京站坐火车到顺义牛栏山车站,下车后再步行半个小时到北京维尼纶厂。厂里知道广播讲座里教英语的张冠林、屠蓓两位老师来了,就像过节一样热闹。收听过外语广播讲座的工人和干部把两位老师团团围住,问长问短,用刚学到的简单的英语同老师对话。在座谈会上,大家对北京电台开办外语广播讲座节目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两位老师的课讲得好。厂里的领导和工人们都向我反映,现在想学外语的人很多,希望北京电台把外语广播讲座节目继续办下去。
“空中大课堂”广受听众欢迎
1972年下半年,国家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但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中央开始在一定限度内调整某些政策,恢复一些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部分行业的调整整顿工作开始着手,国家经济建设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并开始显露生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因“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而荒废学业的广大学生,因上山下乡而失去求学机会的知识青年,因厌倦了“文化大革命”动乱而希望过安稳日子的干部群众,都渴望学习文化知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的举动,正是顺应了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学习愿望,它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人们的心田。因此,广大听众把它称之为“空中大课堂”,从心底里欢迎它,赞扬它。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开播前几天,60万册教材刚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各个书店门口老早就排起了长队,其中有不少老人是受儿女或孙子的委托而来排队买书的。教材很快就售完了,可是大批没买到书的人还是不散,认为是售货员骗他们,双方相持不下,只好由群众当场推选代表亲自到书库里查看。书店的同志说:“英语广播讲座教材,是这个时期最畅销的书,买书的人都快把柜台挤塌了。”成百上千件的信寄到了电台编辑部,恳求的话说下一大堆,只求买到一本教材,不少人还寄来了买书的钱。在这种情况下,印刷厂只好连续加印三次,共计120万册,也很快全部售光。就在这段时间,北京市场收音机销售量也猛增。
北京电台的外语广播讲座节目开播后,在天津也产生很大影响。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为满足听众的需要,提出让北京电台提供教材及老师的讲课录音,在天津广播电台播出,天津电台几乎与北京同步播出了这一节目。随后全国60多家广播电台采用北京电台的录音磁带和教材,陆续开办了英语广播讲座。
继1972年10月2日开办第一期外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之后,北京电台外语“空中大课堂”的范围由小到大,开设语种和课程也由少到多,先后举办了多期英语初级班、中级班,随后又开办了法语广播讲座、日语广播讲座、俄语广播讲座。到1975年时,北京电台平均每天播出34次17个小时的外语广播讲座节目。在北京上空,形成了一个覆盖面广、受众人数多的外语“空中大课堂”。据统计,仅北京市当时收听外语广播讲座的听众就达120万人之多。
“空中大课堂”为广大听众创造了学习外语的机会,使不少有志于学习外语的人受益。
北京插队知识青年任海沧,在大兴县劳动三年的时间里,一天不漏地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讲座,从初级班一直听完中级班,又进而阅读了许多英文资料。同时,他还坚持自学了高等数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8本书,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1978年春,任海沧报考理论物理所的研究生时,英语考了92分,总成绩也达到录取标准。1979年11月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给中国科学院领导来信,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希望接收中国研究生,并寄来试题,要求用英文答题。全国16所大专院校和研究所选拔了41人参加考试,年仅23岁的任海沧,以名列第一的成绩被录取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任海沧认为,当时在农村插队的困难条件下,北京电台英语广播讲座对他自学英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原北京五金工业公司青年职工吴杰,从上中学起就一直跟着电台的英语广播讲座学习,参加工作后仍然天天收听不间断。他边学边用,逐步翻译外国的科技资料,领导上派他参加外国工业展览会做翻译工作,也能完成任务。后来吴杰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外语学院。
东城师范学校教师柯冬青,从北京电台开始举办外语广播讲座就一直跟着学习英语,当时她家住房十分紧张,没有学习的地方,就星期天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带着书本,到附近的地坛公园学习。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她的坚持和刻苦努力下,终于在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顺利考入北京外贸学院,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当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到她家来祝贺时,她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北京电台开办的外语讲座。”在上大学的四年里,柯冬青在完成学校布置的各科学习任务的同时,仍然坚持收听北京电台的外语讲座。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由于她的英语口语好,经过十几年的外贸实践,后来她成为我国某驻外使馆的商务外交官。
改革开放的大潮,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外语广播讲座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根据听众要求和社会需要,北京电台先后开办了从少年儿童到成年人,从初级班到高级班,从基础课到听说课,从英语到多语种、多层次的外语广播讲座。1985年底,开办了具有中级英语水平的《出国人员实用英语会话》讲座,由外籍教师播讲,受到热烈欢迎。1988年10月,北京电台和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每日英语》又引起了强烈反响,开办这一讲座的消息一公布,两天内8万册教材就销售一空。1990年北京举办第11届亚运会,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推动外语学习,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亚运会组委会联合开办了《百句英语迎亚运》广播讲座。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又适时推出了《北京人英语100句》和《北京人英语300句》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外语广播讲座,已坚持了30多年,为推动群众学习外语、培养外语人才、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外语广播讲座的开播和群众学习外语热潮的兴起,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学习、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重视,展现了中国同国际社会加强联系和友好交往的姿态,传递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信号,其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是值得书上一笔的。
为纪念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讲座和周总理为北京电台开办该讲座作出重要批示30周年,2002年六七月间,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办公室、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奥组委宣传部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主办了“纪念周总理为北京电台外语讲座开播批示30周年、戴尔英语杯‘想起当年学外语’大型征文活动”,并于7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征文颁奖仪式暨“今天如何学外语”座谈会。座谈会上,张冠林、张道真等十几位外语专家、学者与到场的100余位征文作者,围绕“今天如何学外语”议题进行了交流。经专家对本次征文活动300多篇来稿的评选,有17篇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市委及主办单位的有关领导为他们颁发了奖品。颁奖仪式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领导将电台保存了30年的周总理批示原件移交给中央档案馆保存。他们表示,北京电台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听众的需求,下工夫办出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广播节目,为进一步提高北京市民的外语水平和文化素质,为北京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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