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教学中人文内涵的表达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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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内涵丰富的政治史教学,如何在教学中滋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以人教版《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一课为例,以联邦制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以选举权协调大州和小州的矛盾,以三权分立制衡国家公权力是教学中的重点。然而,在高中政治课程中也会涉及民主共和制下的国体、政体、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且出于举例典型性的考虑,政治课大多会以美国为例展开教学。如何让政治史课堂凸显历史的意趣,进而滋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是实现和提高历史核心素养的题中之义。本文拟通过政治史教学人文内涵的表达多样性问题入手,分别通过历史关怀、理性关怀和现实关怀三个层次来呈现政治史教学中人文内涵的表达多样性。
  一、历史关怀
  好的历史教学设计应该从学生的感受出发。就《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一课而言,带着学生穿越时空和文化的阻隔,领略三百多年前美洲大陆的人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思考,让历史课堂更有历史学科的特点,应当是历史老师努力的方向之一。
  从教材内容上来看,本课被划分为三块:独立之初的严峻形势、1787年宪法的颁布、两党制的形成与发展;本课所属的单元主题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因此让学生明确理解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的特点是一方面,而把握民主制度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精神理念则是更重要的一方面。
  但是历史的魅力绝不仅仅在于解释历史的人赋予了它多么精细完整的构架,而更在于人们在试图逐渐理解更为真实的历史过程中获得的洞见。有穿透力的眼光往往会带给人来自历史的关怀,即陈寅恪所说的“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那么“历史关怀”这种更高的追求如何在课堂中体现,着实是考验教师智慧的一件事。
  新史学开创者梁启超认为史料是“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流至今日者也”[2]。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源头活水,也是引导学生探究历史的导航指南。教材更多的是在给学生展示主流的历史认知,而教师在课堂中创设具体的历史情境,引导学生体味历史的妙谛,学会实证和批判的思维方式,以史料为载体无疑是最具有历史学科特色的。《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一课引用华盛顿回复刘易斯·尼古拉的信作为导入。史料中历史人物的心声和抉择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生觉得历史是可以被实在感受的,是充满矛盾和感情的,这也就比较容易触发学生思维的敏感结点,从而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华盛顿为什么会选择拒绝当国王?”以此问题意识为基点,顺理成章地让学生意识到制度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民主意识深植于殖民地时期就已经奠定的政治基础当中。
  二、理性关怀
  傅斯年在史语所所长任上极力提倡“史学就是史料学”,推动了实证研究的科学风气。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有学者就提出了这是否就是“把手段等同于目的,把前提等同于派生物,把砖瓦砂石等同于房屋,把布帛针线等同于衣服,把五谷杂粮等同于美酒”[3]。毕竟历史存在于资料背后,甚至是存在于已知观点的背后,这就要求我们在探究历史的时候要用理性的眼光平衡实证与阐释、思想与事实,透过历史的表象追寻历史的启迪。
  就《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一课的教学设计而言,值得思考的是本课究竟可以向学生传递什么理念?王希教授在报告中谈到这样一件事:美国一位研究宪法的教授在酒吧吃飯,这时电视上播出了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道歉辞职的声明。面对这有些突然的政治风波,酒吧里的人们却显得很平静,两分钟的讲话结束后,人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吃饭喝酒一切照旧。尼克松的支持者也未见游行示威,更没有打砸放火。为什么人们会表现得出奇的冷静?这大概和美国建国以来逐渐培养的政治理性有关。那么他们的理性又来自哪里呢?
  众所周知美国有广袤的大平原、有资源丰富的山地、有富饶的海湾和港口,还有两片无垠的大洋作为天然屏障,可是仅凭这些美国还无以应对历史上交错复杂风起云涌挑战。纵观美国的历史,每一届政府都有自己的政策,然而在这200多年里一直存在且永远被奉为准则的宪法却拥有着持久的生命力。美国宪法分权制衡的设计原意是要使各个部门保持相对独立,警惕权力越出控制而对社会产生危害。这一理念无不得益于美国在立国时代“将原来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思想从一种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现实政治的原则,并通过后来的革命将其变成了新生美国宪政的理论基础”[4]。从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契约性文件《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到《康涅狄格基本法》(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社会契约在北美逐渐成为政治现实,政府权力的分离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早期殖民地;从潘恩的《常识》(Common Sense)到《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成为了新生美国的意识形态基础。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拥有的自制能力使得共和主义成为处理事情的方式,基于对“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的审慎,在1787年《联邦宪法》颁布之后,宪政主义原则作为政治守则,成了约束政府和官员,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永久宪章;三权分立的政治设计所具有的平等、牵制、合作的特点使美国拥有了即便让政府停摆而国家不乱的政治理性。[5]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辞职而民众平静坦然的原因。
  三、现实关怀
  著名美国史研究专家李剑鸣先生指出美国史研究要体现“作为一个中国人所特有的现实关怀和内在参照”[6]。实际上这句话强调了面对已经相当成熟的美国史研究,要善于从中国的视角来考察问题,或许才会碰撞出别样的思想火花。就中学历史教育而言,我们面对的学生已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网络媒体带给他们的资讯冲击。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和中美关系的微妙走向,学生对美国历史的兴趣往往发端于对现实的关注,因此适当地引入时政新闻也不失为一种恰当的教学策略。谢艳飞老师在教学设计中即以一则“美国众议院否决奥巴马医改法案,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的时政新闻导入,使学生充分感受美国政治体制中分权与制衡的理念。[7]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制度设计的分权制衡与两党制度与现实中的政治实践往往会有一些差距,这就涉及到政府权力被分割之后的效率问题,究竟是相互扯皮还是博弈。其实这些问题并非不能讨论,关键在于教师要如何引导学生去反思这些问题背后反映出来的制度性缺陷。通过一些合适的讨论,学生对民主的理解或许会跳出七零八碎的媒体信息,从而更多地把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去研究,而不做过多的诸如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之类的价值判断。
  另外就人教版教材本身的编排而言,的确容易引起中外政治制度的对比。一则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刘金军老师在本课的教学实录中向学生提出了“权力由不同的部门掌握是否就一定能够避免集权?能否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找出例子说明?”的问题。[8]三省对行政权的分割实际上是为皇帝集权服务,而美国在设计制度之初就考虑到了分权之后的权力的独立性如何保障的问题。当然对比的初衷是在于说明各自的特点,但是这种对比极易给学生造成中国政治文明的传统就是专制集权,西方政治文明的传统就是民主法治的刻板印象。线性进化论的思维方式会导致古不可与今同日而语,中难能与外比肩而论的判断,从而得出二者没有可比性的结论。实际上对历史的理解无论如何都要基于古人的知识体系,在今天被视为好的事物也未必就能适应古人的世界。基于这一点,判断对比并非不能成立,关键是要回归理性,去仔细审视二者不同的特殊历史条件,充分理解各种制度发生与存在的合理性。以集权政府为例,在农耕社会的条件下,自给自足的产品生产消费方式限制了对贸易的需求,以家庭或宗族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形态则限制了公共生活的空间。在此条件下,权力集中于决策中心甚至是个人往往是高效的组织社会的方式。而分权政府则适用于以商业为特征的大型社会,这是因为“在这种社会类型中,社会成员的身份平等,更加自由,利益多元化的特征更为明显,公共生活的内容更广……对公共决策的理性和民意约束要求更加旺盛”[9]。引导学生认识到集权与分权,专制与民主可能是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采用的社会类型,也有可能是同时代不同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类型,但它们都是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发挥了独特作用的制度。而如何设计、选择制度,则是考验人类智慧的一个永恒话题。
  【注释】
  [1]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79页。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4页。
  [3]王学典:《良史的命运》,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77页。
  [4]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5]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1—489页。
  [6]李剑鸣:《美国宪法何以成为“活着的宪法”》,《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
  [7]谢艳飞:《时政新闻介入让历史课堂更生动》,《學园》2014年第36期。
  [8]刘金军:《“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教学实录》,《历史教学》2008年第5期。
  [9]姜峰:《立宪选择中的自由与权威》,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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