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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日本大正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芥川龙之介与谷崎润一郎在1920年前后赴华游历，体验了当时处于动乱状态的中国社会的风土人情，并以中国之行为素材创作了一系列游记作品。文章从二者游记作品中的风景元素入手，分析其中国体验的差异所在，进而探究其差异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中国体验;风景元素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之中，政治上混乱无序，民不聊生，可谓是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动荡状态。这一时期，两位在大正时期的日本文坛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作家來到了中国进行游历，并创作了相应的游记作品，他们就是谷崎润一郎（1886-1965）和芥川龙之介（1892-1927）。谷崎润一郎于1918年和1926年两次赴华游历，而芥川龙之介则是于1921年赴华。两位作家在游记中选择描写的自然和人文风景对象重合度较高，但是两者描写的内容所传递出的心绪和思想则大相径庭。本文即以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的游记中共同描写的风景对象为例，分析其中国体验的具体差异所在，进而探究影响差异产生的主要因素。
谷崎润一郎幼时便熟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并曾就读于汉学塾。以汉学的学习为契机，谷崎润一郎对中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对中国这一国家的憧憬。1918年（大正七年）10月17日至12月7日，自幼对中国的憧憬驱使着谷崎润一郎以自费独自来到了中国。谷崎润一郎游历的足迹到达了北京、武汉（汉口）、九江、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通过这次旅行，谷崎润一郎得以将自幼熟习的汉文典籍中描写的中国风景亲眼确认。这次旅行催生了谷崎润一郎一系列的中国游记作品，如《秦淮之夜》（1919）、《苏州纪行》（1919）、《庐山日记》（1919）等。
与谷崎润一郎的幼时经历相似，芥川龙之介也是很早便接触了汉学，早在七岁时（1899年）便开始跟随老师学习汉文，而他幼时最爱读的书便是《西游记》和《水浒传》。直到成年之后，芥川龙之介仍然爱读《西游记》，甚至评价道“像这样的杰作，西洋文坛是没有的”。芥川龙之介对汉学的学习和喜爱，成就了他对中国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但与谷崎润一郎赴华不同的是，芥川龙之介赴华并非出自游历中国的冲动，而是作为当时其工作的《大阪每日新闻》报社的海外特派记者赴华工作。1921年（大正十年）的3月下旬到7月中旬，芥川龙之介由上海登陆，游历了南京、九江、汉口、北京、天津等地。归国后，以此次中国之行的经历为内容发表了《中国游记》。
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在游历中国的过程中，足迹产生了较多重叠，如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北京等地。本文选取二者均游历过的自然和人文风景中的代表例，对其体验差异进行剖析。
1.南方与北方
从宏观上看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在中国之行，虽先后有所不同，但均涉及了南方和北方地区。谷崎润一郎在其中国游记《中国旅行》的序言中写道：“被问起哪个地方最有意思，想来也没有特别的，只是最喜欢的还是南京、苏州、上海一带。与北方相比，那边的风景格外好，树木也茂盛，人也长得好看。”由此可见，谷崎润一郎毫不掩饰其对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江浙地区风景的喜爱。并且特意提到与北方相比，从这一点也不难推测出谷崎润一郎对北方风景抱持一种偏向负面的态度。
而观察芥川龙之介对中国南北方风景的描述不难发现，芥川龙之介对南北方风景的态度与谷崎润一郎呈相反的状态。对于谷崎润一郎所钟爱的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风景，芥川龙之介非但没有表示喜爱之情，甚至是毫不留情地进行尖锐的嘲讽和批判。从《上海游记》《江南游记》等篇章中所述对南方风景的观感中，可以比较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失望之情。而游历至北方，尤其是北京之后，芥川龙之介的笔锋一转，在《北京日记抄》中对北京的自然、人文风景称赞有加，毫不吝惜其中意之情。关于这一点，后文将予以考察。
2.西湖
喜爱南方风景的谷崎润一郎在欣赏了西湖风景后，写下了《西湖之月》一文。谷崎润一郎游玩西湖是在月光皎洁的夜晚，在其笔下，月下的西湖仿佛一块“巧夺天工的，带有令人惊叹的光泽的、柔滑的天鹅绒”。如此梦幻的、超现实的描写透露出，西湖俨然成了谷崎润一郎心中的一片仙灵之地。
而芥川龙之介在抵达杭州之初，对西湖是充满了期待的。其时已是夜晚，芥川龙之介只能在黄包车的行进中隔着茫茫夜色一窥西湖的轮廓，怀着兴奋的心情想象着西湖的美丽：“这种美丽的银色与黑色交织而成的画面在日本是根本无法看到的。在摇晃的车上，我一直直挺挺地绷着身子，久久地凝望着西湖。”
但当芥川龙之介真的乘坐画舫游于西湖之上时，却感受到了深深的失望。在《江南游记》中可见其对西湖的如下描写与评价。
“西湖尚可比喻为稍怯春寒的中国美人。但是这位中国美人，已经被岸边随处修建的那些俗恶无比的红灰两色的砖瓦建筑，植下了足以令其垂死的病根……刚才我在秋瑾女侠的墓前见到这种红砖砌成的大门时，我不仅为西湖鸣不平，更为女侠的冤魂鸣不平……而且西湖的恶俗化，更有一种愈演愈烈之势……对我而言，别说是领事，即使被任命为浙江督军，我也不愿意守着这样的烂泥塘，而更愿意住在东京。”
通过上述记述，芥川龙之介明确地表达了对西湖现状的不满，以及不满的原因。文中提到的“俗恶无比的红灰两色的砖瓦建筑”，乃是“洋人”所居住的“洋楼”，是西方文化入侵中国的象征。芥川龙之介在字里行间表露出了对这种破坏西湖风景的存在的憎恶，抒发对崇洋媚外的中国人的怒其不争的感情。而此种对风景的人文思考和政治关心，是谷崎润一郎所没有的。谷崎润一郎对于西湖的关注停留在自然风光的欣赏层面。 3.苏州
在苏州，谷崎润一郎最为喜爱的是“水”的风景。在中国之行后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均是以中国南方的“水乡”为背景，或是包含“水”的意象。在《苏州纪行》中，谷崎润一郎描写了游运河的感受：“河的两岸是一片灌木林，河水仿佛隐藏在灌木的枝叶之下。眺望远方，感觉树林一带那么的清新美丽，仿若仙境。民间故事中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所住的村子，应该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吧。”此处谷崎润一郎对运河的感受与对西湖的感受一样，与其说是在感受现实中的风景，不如说是在描繪幻想中的风景，体现出谷崎润一郎“耽美派”作家的特质。
与谷崎润一郎关注自然风景不同的是，芥川龙之介在苏州的游历过程中更为关注的是人文景观。尤其是对天平山白云寺墙壁上的排日题诗的评价显得意味深长。“打听了一下，据说排日的唆使费在三十万日元左右，若是有这样大的效果的话，即便是在驱逐日本的商品方面，也毋宁说是一笔相当便宜的广告费用。”对于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芥川龙之介选择了无视和不予理解，甚至以“广告费”的说法进行嘲讽。可见与谷崎润一郎纯粹的风景描写相比，芥川龙之介的风景是带有浓浓政治倾向性的风景。
4.北京
与不喜北方的谷崎润一郎在游记中几乎没有对北京风景的描写相反，芥川龙之介在《北京日记抄》中对于北京进行了大量记述。
“在北京才住了三天，我已经被其迷住了。我在东京感觉住不下去，要是能住在北京就好了。昨夜在三庆园听戏的归途中经过前门时，见门上一轮残月高挂，此情此景难以言表。与北京的壮阔相比，上海只不过如同粗野的集市。”
上述记述一改之前游历南方时的嘲讽作风，明确地表达了芥川龙之介对北京的钟爱，并且将其与上海相比，突出两者性质之不同。此类表述在《北京日记抄》中比比皆是。由此可见，芥川龙之介所向往的风景之美，并非南方自然风景的纤细的、芥川龙之介所说的“病态”的美，而是北方人文风景的雄壮开阔的美。
如要探究两位作家产生上述风景体验差异的原因，二者的文学创作风格上的因素是决不能被忽略的，因创作风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本身的性格、心理和情趣。谷崎润一郎作为日本文坛“耽美派”的扛鼎人物，其浪漫而超现实的风景描写间接反映出其相同倾向的精神特质。谷崎润一郎的眼中只有他想看到的、他认为美的风景，其他与风景无关的现象大多被其忽略了，在其游记作品中极少涉及。而芥川龙之介作为一位关注社会现实和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人性，擅长披露、嘲讽社会阴暗面，存在怀疑主义倾向的作家，他在面对风景时便无法如谷崎润一郎那般只沉溺于风景之美，而是更为在意风景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及风景背后的现实意义。上述风景体验侧重点的差异在二者的游记中体现为“赏美”和“论弊”的差异。
另外，芥川龙之介在赴华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对其游记风格和内容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1919年（大正八年），芥川龙之介在文学创作上遭遇了挫折。芥川龙之介在同年入职大阪每日新闻社之后产生了改变创作风格的想法，但在创作新的小说作品的过程中屡遭挫折，其后的几部作品风评均不佳，甚至他自己也承认是失败之作。在个人感情方面，芥川龙之介同样不顺利。同年，芥川龙之介在某文坛聚会上对才女小泷氏一见倾心，但之后对其产生厌恶而急于逃离。这时作为特派记者赴华的工作安排便成为芥川龙之介逃离小泷氏的绝佳机会。此时的芥川龙之介希望在中国的风景中得到心灵的治愈，希望中国能成为一片“世外桃源”。然而，真实的情况使其希望落空了，在中国所见的景色并非芥川龙之介所想象和希冀的“桃源”之景，反而展现了动乱的半殖民地性质。这种失望及衍生的愤怒直接对芥川龙之介的风景体验产生了消极影响，且进一步影响了游记整体的风格。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芥川龙之介和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游记中风景元素的对比分析，明确了其与风景相关的中国体验的差异所在，进而分析出此种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即作家自身的创作风格和经历对游记中风景描写及游记整体风格的关键性的影响。
[1]（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M].秦 刚，译.中华书局，2007.
[2]金凌卉.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比较——以南京、苏州、庐山和上海为中心[J].首都外语论坛，2007（00）.
[3]（日）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M].赵 怡，译.中华书局，2005.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中国体验;风景元素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之中，政治上混乱无序，民不聊生，可谓是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动荡状态。这一时期，两位在大正时期的日本文坛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作家來到了中国进行游历，并创作了相应的游记作品，他们就是谷崎润一郎（1886-1965）和芥川龙之介（1892-1927）。谷崎润一郎于1918年和1926年两次赴华游历，而芥川龙之介则是于1921年赴华。两位作家在游记中选择描写的自然和人文风景对象重合度较高，但是两者描写的内容所传递出的心绪和思想则大相径庭。本文即以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的游记中共同描写的风景对象为例，分析其中国体验的具体差异所在，进而探究影响差异产生的主要因素。
一、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的渊源及其中国之行概况
谷崎润一郎幼时便熟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并曾就读于汉学塾。以汉学的学习为契机，谷崎润一郎对中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对中国这一国家的憧憬。1918年（大正七年）10月17日至12月7日，自幼对中国的憧憬驱使着谷崎润一郎以自费独自来到了中国。谷崎润一郎游历的足迹到达了北京、武汉（汉口）、九江、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通过这次旅行，谷崎润一郎得以将自幼熟习的汉文典籍中描写的中国风景亲眼确认。这次旅行催生了谷崎润一郎一系列的中国游记作品，如《秦淮之夜》（1919）、《苏州纪行》（1919）、《庐山日记》（1919）等。
与谷崎润一郎的幼时经历相似，芥川龙之介也是很早便接触了汉学，早在七岁时（1899年）便开始跟随老师学习汉文，而他幼时最爱读的书便是《西游记》和《水浒传》。直到成年之后，芥川龙之介仍然爱读《西游记》，甚至评价道“像这样的杰作，西洋文坛是没有的”。芥川龙之介对汉学的学习和喜爱，成就了他对中国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但与谷崎润一郎赴华不同的是，芥川龙之介赴华并非出自游历中国的冲动，而是作为当时其工作的《大阪每日新闻》报社的海外特派记者赴华工作。1921年（大正十年）的3月下旬到7月中旬，芥川龙之介由上海登陆，游历了南京、九江、汉口、北京、天津等地。归国后，以此次中国之行的经历为内容发表了《中国游记》。
二、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中的风景元素
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在游历中国的过程中，足迹产生了较多重叠，如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北京等地。本文选取二者均游历过的自然和人文风景中的代表例，对其体验差异进行剖析。
1.南方与北方
从宏观上看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在中国之行，虽先后有所不同，但均涉及了南方和北方地区。谷崎润一郎在其中国游记《中国旅行》的序言中写道：“被问起哪个地方最有意思，想来也没有特别的，只是最喜欢的还是南京、苏州、上海一带。与北方相比，那边的风景格外好，树木也茂盛，人也长得好看。”由此可见，谷崎润一郎毫不掩饰其对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江浙地区风景的喜爱。并且特意提到与北方相比，从这一点也不难推测出谷崎润一郎对北方风景抱持一种偏向负面的态度。
而观察芥川龙之介对中国南北方风景的描述不难发现，芥川龙之介对南北方风景的态度与谷崎润一郎呈相反的状态。对于谷崎润一郎所钟爱的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风景，芥川龙之介非但没有表示喜爱之情，甚至是毫不留情地进行尖锐的嘲讽和批判。从《上海游记》《江南游记》等篇章中所述对南方风景的观感中，可以比较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失望之情。而游历至北方，尤其是北京之后，芥川龙之介的笔锋一转，在《北京日记抄》中对北京的自然、人文风景称赞有加，毫不吝惜其中意之情。关于这一点，后文将予以考察。
2.西湖
喜爱南方风景的谷崎润一郎在欣赏了西湖风景后，写下了《西湖之月》一文。谷崎润一郎游玩西湖是在月光皎洁的夜晚，在其笔下，月下的西湖仿佛一块“巧夺天工的，带有令人惊叹的光泽的、柔滑的天鹅绒”。如此梦幻的、超现实的描写透露出，西湖俨然成了谷崎润一郎心中的一片仙灵之地。
而芥川龙之介在抵达杭州之初，对西湖是充满了期待的。其时已是夜晚，芥川龙之介只能在黄包车的行进中隔着茫茫夜色一窥西湖的轮廓，怀着兴奋的心情想象着西湖的美丽：“这种美丽的银色与黑色交织而成的画面在日本是根本无法看到的。在摇晃的车上，我一直直挺挺地绷着身子，久久地凝望着西湖。”
但当芥川龙之介真的乘坐画舫游于西湖之上时，却感受到了深深的失望。在《江南游记》中可见其对西湖的如下描写与评价。
“西湖尚可比喻为稍怯春寒的中国美人。但是这位中国美人，已经被岸边随处修建的那些俗恶无比的红灰两色的砖瓦建筑，植下了足以令其垂死的病根……刚才我在秋瑾女侠的墓前见到这种红砖砌成的大门时，我不仅为西湖鸣不平，更为女侠的冤魂鸣不平……而且西湖的恶俗化，更有一种愈演愈烈之势……对我而言，别说是领事，即使被任命为浙江督军，我也不愿意守着这样的烂泥塘，而更愿意住在东京。”
通过上述记述，芥川龙之介明确地表达了对西湖现状的不满，以及不满的原因。文中提到的“俗恶无比的红灰两色的砖瓦建筑”，乃是“洋人”所居住的“洋楼”，是西方文化入侵中国的象征。芥川龙之介在字里行间表露出了对这种破坏西湖风景的存在的憎恶，抒发对崇洋媚外的中国人的怒其不争的感情。而此种对风景的人文思考和政治关心，是谷崎润一郎所没有的。谷崎润一郎对于西湖的关注停留在自然风光的欣赏层面。 3.苏州
在苏州，谷崎润一郎最为喜爱的是“水”的风景。在中国之行后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均是以中国南方的“水乡”为背景，或是包含“水”的意象。在《苏州纪行》中，谷崎润一郎描写了游运河的感受：“河的两岸是一片灌木林，河水仿佛隐藏在灌木的枝叶之下。眺望远方，感觉树林一带那么的清新美丽，仿若仙境。民间故事中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所住的村子，应该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吧。”此处谷崎润一郎对运河的感受与对西湖的感受一样，与其说是在感受现实中的风景，不如说是在描繪幻想中的风景，体现出谷崎润一郎“耽美派”作家的特质。
与谷崎润一郎关注自然风景不同的是，芥川龙之介在苏州的游历过程中更为关注的是人文景观。尤其是对天平山白云寺墙壁上的排日题诗的评价显得意味深长。“打听了一下，据说排日的唆使费在三十万日元左右，若是有这样大的效果的话，即便是在驱逐日本的商品方面，也毋宁说是一笔相当便宜的广告费用。”对于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芥川龙之介选择了无视和不予理解，甚至以“广告费”的说法进行嘲讽。可见与谷崎润一郎纯粹的风景描写相比，芥川龙之介的风景是带有浓浓政治倾向性的风景。
4.北京
与不喜北方的谷崎润一郎在游记中几乎没有对北京风景的描写相反，芥川龙之介在《北京日记抄》中对于北京进行了大量记述。
“在北京才住了三天，我已经被其迷住了。我在东京感觉住不下去，要是能住在北京就好了。昨夜在三庆园听戏的归途中经过前门时，见门上一轮残月高挂，此情此景难以言表。与北京的壮阔相比，上海只不过如同粗野的集市。”
上述记述一改之前游历南方时的嘲讽作风，明确地表达了芥川龙之介对北京的钟爱，并且将其与上海相比，突出两者性质之不同。此类表述在《北京日记抄》中比比皆是。由此可见，芥川龙之介所向往的风景之美，并非南方自然风景的纤细的、芥川龙之介所说的“病态”的美，而是北方人文风景的雄壮开阔的美。
三、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中风景体验差异的原因
如要探究两位作家产生上述风景体验差异的原因，二者的文学创作风格上的因素是决不能被忽略的，因创作风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本身的性格、心理和情趣。谷崎润一郎作为日本文坛“耽美派”的扛鼎人物，其浪漫而超现实的风景描写间接反映出其相同倾向的精神特质。谷崎润一郎的眼中只有他想看到的、他认为美的风景，其他与风景无关的现象大多被其忽略了，在其游记作品中极少涉及。而芥川龙之介作为一位关注社会现实和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人性，擅长披露、嘲讽社会阴暗面，存在怀疑主义倾向的作家，他在面对风景时便无法如谷崎润一郎那般只沉溺于风景之美，而是更为在意风景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及风景背后的现实意义。上述风景体验侧重点的差异在二者的游记中体现为“赏美”和“论弊”的差异。
另外，芥川龙之介在赴华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对其游记风格和内容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1919年（大正八年），芥川龙之介在文学创作上遭遇了挫折。芥川龙之介在同年入职大阪每日新闻社之后产生了改变创作风格的想法，但在创作新的小说作品的过程中屡遭挫折，其后的几部作品风评均不佳，甚至他自己也承认是失败之作。在个人感情方面，芥川龙之介同样不顺利。同年，芥川龙之介在某文坛聚会上对才女小泷氏一见倾心，但之后对其产生厌恶而急于逃离。这时作为特派记者赴华的工作安排便成为芥川龙之介逃离小泷氏的绝佳机会。此时的芥川龙之介希望在中国的风景中得到心灵的治愈，希望中国能成为一片“世外桃源”。然而，真实的情况使其希望落空了，在中国所见的景色并非芥川龙之介所想象和希冀的“桃源”之景，反而展现了动乱的半殖民地性质。这种失望及衍生的愤怒直接对芥川龙之介的风景体验产生了消极影响，且进一步影响了游记整体的风格。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芥川龙之介和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游记中风景元素的对比分析，明确了其与风景相关的中国体验的差异所在，进而分析出此种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即作家自身的创作风格和经历对游记中风景描写及游记整体风格的关键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M].秦 刚，译.中华书局，2007.
[2]金凌卉.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比较——以南京、苏州、庐山和上海为中心[J].首都外语论坛，2007（00）.
[3]（日）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M].赵 怡，译.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