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当牛津大学导师将17岁的学生Gladys Tayler介绍给中国协会主席杨宪益时，她便被杨宪益吸引了，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的他，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间都洋溢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而当杨宪益得知，这位英国姑娘不仅出生在中国，还在北京生活了6年，有着中国名字“戴乃迭”，并对中国文化有着难以摆脱的深厚情结后，也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个是风流倜傥、满腹经纶的翩翩公子，一个是美丽清纯、多情温婉的妙龄女孩，他们一起读《诗经》《唐诗》《宋词》，读所有能找得到的中国文学作品，他们的相处充满了诗情画意，甚至他们的定情物，也是一起合作翻译《离骚》，相同的爱好是花，把两情相悦的如锦爱情渲染得更加美好。
　　
　　她的爱情并没有得到母亲的祝福，听说女儿竟然爱上了一个中国人，并不顾一切地要和他在一起时，母亲甚至失控地预言道：“如果嫁给一个中国人，你们不会幸福的;如果你们有孩子，孩子会自杀的。”恐怖的预言没有浇灭爱情的火焰，他的提醒自然也不能。1940年，当杨宪益学有所成，即将返回重庆老家时，曾郑重其事地问她：“我的祖国正在经历战乱，你跟着我，会吃苦的。”但她坚定地摇摇头，带着父亲“只要精神和谐，就能幸福美满”的美好祝福毅然选择了同行。看到儿子带回来一个英国媳妇，杨宪益的母亲气倒，他的姑母当众痛哭，换了一般的英国姑娘恐怕早已被这种荒唐的、不尊重别人的行为吓跑，可她并未退缩。
　　他们是在1941年结为夫妇的，婚后，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二人的小日子过得依然如想象中那般美好。在英国留学多年，熟谙英语的杨宪益生活中对妻子保留着英国式的绅士风度，体贴有加，他为了不让妻子感觉陌生，只要她在场，他只说英语。而她，为了尽快地融入他的生活，不仅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写得一手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文写故事。但二人彼此最幸福的还是在工作之余，一起把中国文学译成英文，他边拿着书口译边为她解释，她边听边用手指在打印机上飞快舞动。
　　当时，杨宪益已在重庆国立编译馆任翻译委员会高级编撰，是一位专事翻译的人员，有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英国妻子，这为他的翻译工作带来了无限的好处。从1952年开始，他们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许多常人难以企及的作品，在这些作品的署名中，他与她的名字写在一起，仿佛是一对鸳鸯，他们在这些著作中，完成了美好的爱情，举案齐眉，琴瑟和谐，夫唱妇随。这不正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都赞美过的美好爱情吗？何况，生活中，对于丈夫的每一个决定，她都如所有传统的中国女子一样，总是给予积极的支持。有一次，为了筹够4万元，以成全杨宪益的爱国心，她卖掉了母亲和婆婆给她的所有首饰，毫无怨言。
　　不幸是从“文革”开始的，先是她被别的同事躲避，接着他被抓走了，再后来，她也被关了起来。4年，他们同关一座监狱，却没有机会讲一句话，他们在各自的牢房里苦苦思念，他们的孩子在外面遭受苦难。终于熬到一家团聚，并恢复了以往的身份，她却遭受了一生最大的打击，儿子因为受不了来自“文革”的压力而精神失常，最后，竟然自焚。
　　所有人以为，受到打击的她可能要回国了，而她，与他牵手将所有收藏及著作捐献和送人后，从此，与他再没分离。在别人不解的目光中，她说：“我从未后悔，也永远不会后悔在中国度过一生。”晚年的她，得了老年痴呆，同样年迈的他细心地照顾她：为她洗脸，喂她吃饭，扶她睡觉，帮她穿衣，还一边不厌其烦地说着绵绵情话，安慰她、逗她开心：“女人娶进家是让我来爱的，是让我来疼的。”那时，她说不出话，但心里一定感到安慰吧：没有看错他！
　　1999年11月18日，她在自己的第二个祖国安然离世，他写诗怀念她：“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两个人相伴一生的足迹清晰可见。她离去后，这首诗与她的画像是他身边唯一的陪伴。对着它们，她仿佛又来到他身边，带着爱情的芳香，与他一起时而为一个词反复交流，时而相视一笑。然而，从此，他再无作品问世，他说：“她不在，我不出现。”有这般痴情作爱的回应，她怎舍得说后悔呢？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