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次盛会，我自己算是新教育实验早期的支持者，但又是一个老年的新学生，因为前面十届年会都错过了，现在才开始系统地学习。我非常高兴这次能够来到鄂尔多斯参加新教育第十一届年会，并感受“中国思想 中国文化”这个主题。我对鄂尔多斯缺乏了解，感到非常惭愧，来了以后才知道，才亲身感受到鄂尔多斯的经济发展之迅速，社会进步之快速，教育受到经济和社会强有力的支持之大；才感受到东胜成为新教育实验区后，在鄂尔多斯东胜区政府、教育局的支持下，学校教育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今天早上，我们兴致勃勃地看了四、五所开展新教育实验的学校，更加感受到把“中国思想 中国文化”为主题的第十一届新教育年会放在“草原明珠”鄂尔多斯东胜区举办的恰切性，由衷地感谢鄂尔多斯和东胜区给我们提供观摩的现场和讨论的条件。
　　下面我就自己对新教育的一點理解，以及对教育的一点感受说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批评。
　　首先，我想说的是把这次会议的主题定位在“中国思想 中国文化”，与第十届年会的文化主题形成呼应。第十届年会谈的是学校的教育改革为什么要有一个良好的学校文化来作为保障，这也是学校改革的重要的方向，这次会议继续将它放大延伸为“中国思想 中国文化”，我想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中国的教育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经济基础来支持。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稳定的社会环境也给予教育很大的支持，而教育与文化又有着最基础、最内源的关系，因为教育本来就是一种文化形态，教育本来就是人文文化最重要的形式。教育的根基深藏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域、各个不同的种族的文化中，因此今天需要把教育的文化主题进一步凸显出来，我以为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谈文化的时候，我们立刻会想到文化的继承性、传承性，教育首先要是传承的。在教育几千年的传承中，有最重要的两种模式：一种是默读，一种是对话。我想在今天新教育实验倡导的形态中，非常典型地体现了默读与对话。默读与对话并不是在今天才产生的，它产生在教育最早的文化形态中。当然今天我们已经发展到民主社会人和人之间的、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共同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对话，及利益主体之间的对话。当我们谈到文化的时候，我们更多地会想到教育的内在性质、教育的内涵、教育的精神素质、教育相对独立的性质、教育自己本有的规律性，因为这些都跟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教育不仅需要传承，还有它内在的本原性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新教育的倡导者朱永新教授最早就开始呼吁、一直到现在还在呼吁的要回到教育的本原，要回到教育的原点，回到教育本原性的功能。
　　教育也是相对独立的，它有自己的规律性。它固然需要经济作为强大的基础，它固然需要外在的政治环境和条件，但是它更需要教育的精神性质、思想内涵，关心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信仰系统。当我们谈到文化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和以下这些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尊重、包容、合作、和谐、信念、坚忍不拔，这些价值观念自人类创造文化以来不断地经过磨砺、演变、演化和发展，是历久不衰的价值观，因此朱永新教授才会在他十年来最倾心、最用心或者说做得最有新教育特色的阅读活动中，提出要通过阅读来推崇一些核心价值观，因为那些经典阅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传递着这些核心价值观。我们只有通过阅读这些经久不衰的经典才可能知道千百年来人类最推崇的那些核心价值观、历久而弥新的价值观，那些维系着我们人类社会凝聚力、稳定、和谐，进一步发愤图强地把社会推向更好的人类秩序的那些价值观。所以，我觉得我们谈文化这个主题的时候，它与教育的联系是内源性的，这是一个分观点。当我们强调教育文化性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文化是独特的，文化总是多样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地域都有不同的文化，因此我们需要尊重文化，需要包容文化，从纯粹意义上说我们就希望教育是多样化、多元模式的。
　　教育是必须要尊重人的，必须有包容性。鄂尔多斯这座新型的、快速发展的城市，它也在传承着多元文化。它包容着70%左右外来人员的子女，有些学校有来自多达30个省、市、自治区外来人口的子女。所以，我们的教育是走向越来越追求共同性、同一性，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多样性、独立性的时代。为什么要追求同一性和共同性呢？那是因为今天教育已经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在全球性经济、文化各方面既竞争又要合作的态势下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大家都希望教育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有了共同的标准，才使得我们的教育有一个基本的保障，我们说的教育公平、入园公平、入学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才有一个基本的标准来衡量，所以我们需要同一性和共同性。而且今天全球成为地球村、世界成为地球村，同时，今天特别需要推崇多样性，需要文化的多样性来丰富我们的教育，教育精神财富的丰富是需要多样的民族文化的特点的；多样的差异的求同存异，才可能使人类的教育宝库更加丰富起来，人们的精神更加丰富起来；思维不再单一，心胸不再狭小，我们的精神永远越来越广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也非常赞成多样性、民族性、多元化模式的发展。因此，在今天追求教育质量的时候，提出这个文化的话题、尊重差异的话题，我以为也是跟朱永新教授从一开始提倡的教育理想是一致的，本质就是关注人、关注人的命运、关注人的改变。那么人是什么？人不是抽象的，人从来都非常具体。人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中，有具体的生活情境和当下的生活状态。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关心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我们一定会考虑他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是很广义的文化背景，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到经济文化、政治文化、学术文化。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关注每个孩子的文化条件、背景，这样才可能使今天的教育走向一个既有统一基准、但又是面向每一个不同人的未来。其实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质量，我以为质量是有一个基准的。质量是因人而异的，对每个孩子来说，可以把教育质量在每个孩子自身的基础上体现为不同的呈现，或者不同的方向，所以从追求高质量、什么是真正的高质量的意义上谈文化也是很重要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以为有一种趋向是值得注意的，那种过分追求标准化，过分要求齐一化，过分要求评价的量化，其实是在伤害着我们的教育，其实不是给我们带来教育质量，它是在扼杀我们教育内质性的那些东西。所以，在今天，我认为需要警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那种消解民族性、消解文化性的、不大健康的风尚。这是第一个观点，不对的请大家讨论和批评。 　　第二个观点，我非常认同朱永新教授倡导的新教育实验从一开始就把突破口、关注点放在学校改革、学校内部改革、学校中的教师改变。从教育学的基本原理来谈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育的影响和作用。其实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在教师和学生之间构筑的那种关系，他们日复一日产生的那种教和学、教和育的一种活动。这种教育的影响和作用主要发生在师生之间，当然也发生在源于学校又辐射社会、辐射家庭的那些时候。因此，学校内部的改革是最寄托着我们一个教育家的理想的。要想改变教育，我个人以为最重要的是从学校内部改变起。从国际上的经验教训来看，很多国家的教育改革为什么是不成功的呢？那就是因为教育改革不能只自上而下去改革。教育的文化性极强，它的多样性极广，它是不能够齐步走的，它是很难齐步走的，因此不能够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新教育实验走的是既有自上而下的路线，又有自下而上的路线，例如，今天满台的这么多领导，我想他们是从政府层面自上而下地支持咱们；同时台下的好多老师们是在基层，是草根力量。新教育是自下而上在静悄悄地发生着学校的革命，静悄悄地发生着教室的革命，这种革命非常可贵。这种革命可能就是一个案例，但一个案例里面就蕴含着教育的机智，蕴含着教育的要素，蕴含着哪些经验是可以从中间挖掘、提炼的，蕴含着昭示人们的一些东西。一个案例其实也就告诉我们从现实走向未来、走向理想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中我们可能有很多不满意，觉得中国的素质教育推进还很艰难，觉得中国的素质教育还远远没有到整体性转型的时候。那怎么办？我想很难说哪一天我们素质教育全面转型了，我们全面地从应试形态的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了，但是我们可以期望一间一间教室、可以期望一所一所学校在走向素质教育，在比较好地呈现素质教育的形态。一个案例、一间教室、一个学校，就是一种可能性。当然我觉得学校相对也有这种条件，因为它有相对独立的空间来做这件事情。
　　第三，我想说的是我对新教育实验的认识。我认为它在教育研究类型上应该归类为本质上是实验研究，是一个行动研究，是一个行动性的实验研究，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行动性的实验研究。它从一开始提出的就是改变，从一开始提出的就是行走，它从一开始说的就是旅程。它一开始说的这些从十年前到今天，就是一直在行动，一直在行走，一直在旅途中来体现它的行动品质、行动品格、行动哲学，我以为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在我们的现代史上，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行动哲学家，他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而把过去的“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颠倒了过来，所以他的名字才改成了“陶行知”，而不是“陶知行”。我以为永新教授带领的团队做的也恰恰是这样一个行走的教育，是一种行动的教育。这项行动研究不太像学者做的那种分门别类的专项的实验研究，它很综合，正因为这样，十年来，很多学校、很多地区、很多老师，只要你愿意做，你都可以随时跟上队伍，革命不分先后，都可以进来。这十年来裹挟了很多很多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这给一些学者一个启示：实验是可以这样做的。
　　我们需要多种形式的实验，虽然新教育不是唯一一种形式的实验，但是它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当代教育史上最大规模、最大能量、最有号召力的教育实验。而新教育实验的核心，我以为它又是思想性的实验，它的思想性特别强，无论是它希望改变教师也好，希望改变儿童也好，还是希望通过阅读来铸造每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塑造国民的精神性，这些事情都表明了它的精神性和思想性。我在昨天晚上来的飞机上看了一本书，书中有一位先生写冯友兰先生对蔡元培先生的崇敬，有一段话我觉得写得很好。他说：为什么冯友蘭认定蔡元培是一个最大的教育家？因为他是蔼然仁者，他是诚于中形于外。他说一个教育者如果你没有这种内在的素质，你就没有办法发生影响作用，反过来说如果你有了这种内在的东西，你也就不可能不发挥这种作用，而蔡元培就是这样的大教育家、君子大教育家。那么，我们今天新教育实验想要倡导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在千百所学校培养出这样的教育家。有了这样的教育家一定会有活泼可爱、全面发展的学生。因此，我以为新教育的行动特征在于它不仅制定出目标，标示出它的理想，而且它有很多的具体的目标，仅就阅读来说，有基础阅读书目的研制，有标准的研制，有针对小学、中学、大学的，有针对教师、公务员的。仅就这一项做的事情来说，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从理论走向实践、从理想转化为现实的非常切实的行动实验。这样的实验搭起了理想和现实的桥梁，搭起了理论和实践的中介。
　　作为一个教育研究工作者，作为一个学者，我常常觉得非常困惑的是：我们可能说一些理论，但我们在学校里做不出来，我们做不了像台下老师做得那么好的实践。反过来，我们老师可能会做但上不了思想的层次，提炼不出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升自己、涵养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需要这样一支研究团队，需要这样一些带领人，和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所以，新教育的无限前途在哪里呢？新教育的无限希望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就在于锲而不舍地坚持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向实践走、实践向理论走，相互融入。这个相互融入的过程，我觉得非常好。理论和实践有三种关系：一种是老师们可以把一些理论应用在实践中，那很好，但是如果过于追求技术化的应用理论，那么他可能没有办法应对千变万化的课堂和学生，所以现象学教育家马克斯·范梅南说：“有的老师会很多的理论和技术，但是他仍然是个蹩脚的教师。”为什么？就因为他只会技术和工具。还有很多老师善于写叙事，书写自己的教育生活，这也很好，但是不够，仅仅靠概括、提炼典型，那也容易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容易把典型模式化，容易忽略还有更多的事情、更多的差异、更多的教育类型和样式。因此，有一个主张我这些年也在琢磨着，就是我们都应当共同地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中变成我们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是仅仅靠外部的理论来推动，更不能仅仅靠那一点经验来维持，而是要把它融化、熔解，内化为我们个人化的知识，内化为像蔡元培那样从内部来控制我们自己，也就是你内心有了，就不怕你做不出来，不怕你不会做，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所谓实践的教育学。
　　永新教授不久前送给我2011版的《新教育》修订本。我仔细地拜读了一遍。我认为他的这个新版的《新教育》应该是一个完备的、有相当成熟基础的实践教育学形态。现在我们非常需要这种实践教育学形态，尽管很多人标榜他们要做实践教育学，但是以我的孤陋寡闻，目前所看到的，像苏霍姆林斯基就形成了他的实践教育形态，朱永新教授也初步形成了他的实践教育学形态。那么，我们希望新教育实验在中国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教育正在艰难地起飞的过程中、在素质教育艰难的推进中、在课程改革的推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是一种草根的力量，这是一种民间的力量，这是一种群体性很强的力量。这样一个从思想层面到实践层面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在当代教育史上留下印记。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是鲁迅先生诞生130周年，是陶行知先生诞生120周年，想到这些伟人先驱，他们为了推翻帝制，为了追求共和，为了推行新的教育而锲而不舍，他们甚至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想这些精神都鼓舞着我们把新教育实验坚持到底。
　　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著名教育学家、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