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考证“汉奸”二字由来，有一说是始于南宋灭亡之后：在蒙元大军的步步紧逼之下，南宋王朝虽有李庭芝和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的英勇抵抗，却无法挽狂澜于既倒，至崖山一战，宋军彻底失败，陆秀夫抱幼帝投海，历时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最后灭亡。崖山战事结束后，率元军征战的汉人张弘范自鸣得意，派人在厘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而汉族子民每见此石，却情不自禁地默诵“大宋左丞相陆秀夫殉难于此”。没过多久，石壁上出现了一首诗：“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
　　近代以来，每逢国难，有慷慨赴死者，也有卖身求荣者，尤其是抗战期间，汉奸数量之多，令人咋舌。据统计，抗战期间，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而在此之前1931年“九一八”之后的局部抗战中，汉奸也多如过河之鲫，难怪杨靖宇殉国前，一边开枪一边怒骂：怎么到处都是汉奸！事实上，杨靖宇之牺牲，就是汉奸出卖造成的。
　　汉奸为什么这么多？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或许，长期皇权压制之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论读书人还是文盲，心目中只有一家一姓的意识，缺乏国家、民族的整体观念。正如鲁迅所言：中国人看到日军杀中国人，他们只是围着看热闹，认为与己无关。
　　跟汉奸相比，群氓的数量更多。他们是无处不在的看客，嘻嘻笑着，同时精明地寻找能让自己获益的机会。
　　1840年鸦片战争，既有中国百姓自发的英勇抗英斗争，但同样也有一些地方民众给英军当后勤运输食物，在广东甚至有商人贩卖补给品给英军军舰，英国人称之为：“世界上最勇敢的商人，敢于在双方交战期间在前线贩卖商品。”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在厦门，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事实上，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中记载说：英国人认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能趁打仗之机卖个高价钱，哪管是卖给谁？谁出钱多就为谁干活，管他雇主是谁？当时的《伦敦画报》还刊登了一群广东苦力的素描群像，他们是英军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服务。一直到了1900年，世界进入了二十世纪，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京城群氓，仍然兴致勃勃地当看客，还有一些青壮年，在洋人们攀墙围攻皇宫时，他们帮着架梯、扶梯。在留存下来的照片中，这些帮助洋人进攻紫禁城的中国人，表情轻松得很，甚至有些愉悦——因为能赚钱了。
　　他们又怎么会把江山社稷的得失，跟自己联系在一起呢？那些都是爱新觉罗一家的，只有银钱，才是自己的。既然满清贵族只把这些人统统看成奴才，又怎么能奢求这些草根有国家意识、民族大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军水师与英军军舰激战，老百姓在岸上围观，当清军船只被击沉时，观众们居然欢声雷动。英军统帅巴夏礼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幕，他当时问买办这是怎么回事，买办给了经典的回答：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里亚公约》，后人认为，这是民族国家成型的开始。从公约里可以看到，曾经一统天下的神权世界已经无可避免趋于瓦解，民族国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国家之上不再有任何权威，这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基本原则。
　　与此同时，在东方的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的尸山血海之中。这一年，偏处一隅的南明小朝廷还在激烈地党争，而北京皇城里的满清顺治帝下诏旨说：满族贵族自开国以来，屡世出征，著有劳绩;命各部将他们分别升叙，实授官员，一概给予世袭诰命。这个规定，使满族贵族不仅本人获得了特权地位，而且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并使这种特权地位永远继续下去。
　　当国家成为满清贵族统治阶层的私产，与老百姓又有何干？满清贵族，又怎么可能与草根百姓，结成命运共同体？
　　这样的国家，势必一盘散沙，危难时刻，谁都指望不了谁，但谁都会陷入悲剧之中，不可避免。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与光绪慌忙出逃，而东南诸省纷纷表态“自保”。皇城惨遭洗劫，陷在京城的达官贵人，更是遭遇噩运。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在城破前一天逃至保定，“其家属尽为联军所拘，驱至天坛，数十人轮奸之”。其妻瓜尔佳氏不堪受辱，归来后率领全家同日自毙。躲在保定莲池书院的崇绮听闻噩耗，也服毒自杀。
　　但是作为看客的京城百姓，并没有逃脱噩运。在侵略者眼中，他们同样不是人。针对平民的屠杀四处发生，英国记者辛普生这么记载他在沦陷后的北京目击的情况：“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义和团丁、平民相与掺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機关枪……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事实上，每逢战乱，无人能够置身事外，权贵者或许利用其资源尚有一些逃生机会，平民百姓，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为谁守城？为谁而战？
　　南宋末年，元军兵临城下，临安朝官们纷纷匿名逃走，太皇太后谢道清无奈之下，在朝堂张榜做各位大臣的思想工作，说我赵家立国三百年，对大家不薄，现在我与嗣皇帝遇到困难，你们却纷纷跑路，哪里还像人的作为？又怎么见先帝于地下？但无用，大家继续跑路，弄得几乎没人上朝了。
　　而在北宋末年，是同样的场景：金兵围城，汴京乱作一团，守城部队斗志低落，徽宗、钦宗病急乱投医，居然靠神棍郭京的“六甲神兵”来保护京城。结果可想而知。徽宗、钦宗也因此成为史上结局最悲惨的皇帝，受尽屈辱，死在遥远的北方，他们的贵妃公主，金枝玉叶，沦为军妓，只爱丹青不爱江山的徽宗结局尤其悲惨，死后还被金兵焚尸熬油。
　　但徽宗、钦宗毕竟是皇帝，温饱无虞，苟延残喘数十年，而那些一起被掳往北方的十余万宋朝子民，命如草芥，冻饿而死，不计其数，一路上金兵“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而曾经有“清明上河图”之繁华著称的汴京，浩劫后形同废墟，老百姓饿死者日以万计，连一只老鼠都可以卖到十几文钱，人吃人的惨剧时有发生……靖康之耻，痛入心肺，并不仅仅只是赵氏皇族之痛。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在其新作《全民抗战是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中这么评价：“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