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杨飞
　　
　　老友姓杨名飞，藏族人，系甘肃的著名士绅、文史学家杨生华之子，与我有忘年之谊，同事多年，交情甚笃。
　　老杨1949年生于甘南卓尼，与新中国同龄，伴随天翻地覆之新社会，生命不熄、“运动”不止。因出身所累历次成为“运动”对象，用他自己的话说，能“全全活活的”撑到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已属不易。
　　老杨出生在新中国，但一生坎坷。他幼年过继给无子的叔父为后，其叔父杨景华系甘南土司杨积庆手下的地方武装首领。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甘边界，为使其顺利突破天堑腊子口，杨景华接受土司指示，将国民党军队破坏的栈道、木桥修好。他严饬群众不得向红军放冷枪，秘密与红军联系开仓放粮，每人一斗粮，总计支援红军30多万斤粮食。中央红军在甘南藏区不仅没有受到阻击，而且得到了大批粮食、军鞋，顺利通过。
　　这位积极执行土司命令的叔父，这位也许有意也许无意在这个时刻支援了中国红色革命的叔父，后来正是因为这事为军阀所害。
　　老杨一家命运多舛!
　　老杨16岁时，运动波浪及于草原，出身问题，使全家惨遭扫地出门。
　　草原上的冬天零下30度，一家人蜷缩在无法抵御严寒的临时帐篷里。面对几近无助的老母的建议，次年春天老杨与其叔父的养女成了亲。
　　老杨说，当年他那样的出身是无资格与贫、下、中、牧结缘的。母亲这样的做法，也算上对得住叔父下对得住儿女的万全之策了。
　　他们默然以对，从此相依为命。
　　17岁从兽医学校毕业后，老杨被下放到与家乡卓尼相临的迭部县农村劳动改造。那几年是其人生最为苦闷的岁月。白天与农牧民一起伐木，晚上则接受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毒打当然是家常便饭。老杨说当年的自己“就像一头牲口似的活着!”一度产生了弃世的想法。
　　苦闷之余，老杨常用红薯叶卷烟、用红薯干制酒，聊以自慰。从此养成嗜酒之癖，晚年病患即由此发端。
　　近而立之年，老杨进甘南歌舞团工作，随后公派进京人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学习作曲。十几年的劳动改造几乎使其完全陷入“无意识”，大学学习异常辛苦。老师想不通的是，基层单位怎么会把一个30有余、基本乐理都不过关的兽医专业毕业生送来学作曲。
　　不解归不解，教还是照样教。仔细想来，那样的年月，又有几个人能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何况老杨这样的“黑五类”出身?
　　1990年代初，在主持多年的藏剧团、歌舞团工作方面，老杨与剧团的上级机关产生芥蒂、渐行渐远，心灰意冷之余，萌生离去之意。
　　也许是因为这一想法正中领导下怀，请调报告很快得到批准。
　　1994年新春伊始，老杨来到兰州郊区的铝厂艺术团任职专业作曲。企业的工作性质，使得原先厂里答应他来厂工作不坐班的承诺很快付之东流。每日起早贪黑坐50分钟厂车到单位坐班，对一个从事创作的“艺术工作者”来说，其体乏心累可想而知。
　　老杨性情毕竟开朗平和。领导安排的创作任务从来都是用心完成。即使如街头妇孺声嘶力竭的哭号、文革红卫兵式歇斯底里的狂叫，他也能谱成乐章，令一众同行瞠目。面对朋友们疑惑的眼神，他总是自嘲：“混饭吃不能要求太高啊，弟兄们!” 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有这样坎坷经历的人，能喝酒是不奇怪的，何况时不时还有要应酬的“局”呢。老杨酒高，团里没有饭局酒局便罢，有饭局，必见老杨身影；有酒局，必闻老杨歌喉：“喝汤要撇油花子，做人要当人尖子!”
　　花儿悠扬沁人心脾、老杨胸怀可揽方圆。(“花儿”系甘肃、青海、宁夏一带流行的一种民间歌曲)
　　领导说，老杨在酒场我们安心。
　　大家说，老杨在酒场我们宽心。
　　1995年，例行身体检查中老杨被查出患有轻度糖尿病。按理说，医生谆谆教导犹在耳畔，酒是再也不能喝了。然而，形势比人强。两年后的变故，使得老杨不但没能戒酒，反而愈饮愈烈。
　　1997年，铝厂新领导上任，对上一任厂长多年前成立的艺术团颇有微词，裁撤艺术团在其上任“三把火”中首当其冲。第二年，成立已届10年、在全国都有影响的艺术团被宣布解体。一批“艺术骨干”怎么办?新领导处理遗留问题的手法决绝异常：
　　能调走的调走，不能调走的，一律分配去一线生产车间做工人。
　　艺术团的主要人员，都是前任厂长当年不惜重金从各地艺术院校的团里挖来的。如今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动使大部分团员陷入困境。老杨被分配到职工中学传达室，工人们称其“看大门的”。
　　我曾在传达室的一张旧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段话：“二十年作曲等于更夫。”(老杨的笔迹)桌下隐约可见空酒瓶若干，胸中块垒可想而知。
　　2004年3月，老杨因糖尿病并发症在兰州去世。享年55岁。
　　此前数月，工厂已勉强同意其病退，在长途电话的那端，老友兴奋地告诉我：
　　“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