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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汇率的重大调整及其影响，至今仍然为世人所瞩目。在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发展过程中，国际社会有关国际汇率协调的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从重点关注汇率水平的调整转变到强调全球经济均衡增长在外部均衡调整中的中心作用，对当时和此后的国际汇率走势和各国经济政策调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广场协议与美元贬值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克服经济滞胀，美国里根政府实施了减税计划刺激经济，同时美国中央银行实行货币供应中介目标政策抑制通货膨胀。政策实施的结果是80年代初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不断下降，经济逐步由衰退走向复苏，成功地解决了滞胀问题。
虽然同期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同样受到了滞胀的冲击，但是这些国家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减少，日本政府赤字由1980年占GDP的4.9％下降到1985年的1.4％；德国政府赤字则由1980年占GDP的2.8％下降到1985年的1.1％。
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快，利率远高于日本和德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更加有活力。80年代上半期，美元汇率大幅度升值了72%。美国由1980年的经常项目顺差转变为此后的逆差，而日本和德国却由1980年的经常项目逆差转变为此后的顺差。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在1985年上升到1245亿美元，为GDP的3％。
美元的升值和贸易赤字的增长引起了美国国内企业界和工会的不满，国会贸易保护主义的提案大幅度增加。但是，里根政府认为，美元的强势反映了美国国家的实力和市场的信心，日本由于其国内金融市场过度管制和混乱，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很小，从而人为压低了日元汇率，使日本经济受到了伤害；德国应该采取美国式的供应学派战略，放松管制和进行税收改革，这样才能快速增长。基于以上认识，政府对美元80年代上半期的升值采取了放纵的态度。
1985年2月中旬，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干预外汇市场，抑制美元升值。美国人第一次强调了进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合作的必要性：一方面在美国削减赤字的同时，日本应该扩大内部需求；另一方面，国际货币汇率应该进行调整。由于当时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利差已经缩小，实际利率已经相差无几，但是，外汇市场上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仍然不断升值，美元高汇率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泡沫。
美国对国际汇率走势态度的转变得到了日、德、英、法等国政策制定者的一致认同。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的广场宾馆，发达国家5国（G5即美国、日本、西德、英国和法国）会议达成协议，决定进行政策合作，以稳步降低美元汇率。
会议第二天，美国就开始小幅度干预外汇市场。在广场协议后的一周中，G5国干预了27亿美元。在此后的四周中，G10国出售了75亿美元购买日元和欧洲国家货币。美元在外汇市场上开始缓慢贬值。在广场会议后的一周中，美元对日元下跌了8.3％，对马克下跌了6％。1985年11月份日本中央银行将3个月期利率提高了100个基点以上，支持了日元的升值。此后到1986年12月美元对日元和马克逐步贬值了20％。下跌幅度达到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升值幅度的70％。1986年5月在东京，G7国财长会议（加拿大和意大利加入）建议通过政策合作或者增强经济指标的监督来刺激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扩张，实现汇率目标。但是，这种做法没有能够持续。
卢浮宫协议与稳定汇率
1986年美元继续贬值，日本和欧洲逐渐产生了对本国货币升值的不满情绪，对美国没有实施有效削减预算赤字政策的意见也越来越大。美国则对其他国家没有实施积极的刺激经济增长措施也非常不满，并且威胁要继续执行美元贬值政策。
1987年2月21日到22日，G6国（意大利退出）在巴黎的卢浮宫达成协议，其公报指出：“广场协议以来的巨大汇率变化将越来越有助于减少外部非均衡，并且已经使货币的汇率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如果进一步发生巨大变化，将可能破坏各国增长和调整的前景。因此各国将紧密合作，维护当前汇率的稳定”。会议认为，国际收支的改善可以通过收入效应而非通过汇率变化的价格效应来实现。会议达成的主要承诺包括：日本经济刺激计划和2月23日降低贴现率，德国减税计划和美国削减预算赤字计划。
卢浮宫协议后，美元在1987年继续贬值，到1988年春季才达到了一个相对低点。此后，由于日本和德国的政治问题以及美国经济的加速增长，美元不断走高。为了维持美元汇率稳定，1987年各国对外汇市场进行了大量的干预，结果美国之外的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度增加。估计1987年美国获取了1050亿美元的外国官方融资，占1987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60％。
在卢浮宫协议达成后的3年多时间中，外汇市场在七个工业化国家的合作干预下，汇率相对稳定，没有发生重大货币危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也基本上按照协议所建议的方向进行。
汇率协调对美日经济的影响
从1987年起，美元贬值对美国的出口发生了显著影响。从1987年到1989年，美国出口增长占GDP增长的1/4。经常项目赤字从1987年1680亿美元下降到1990年920亿美元，为GDP的1.6%。1987年到1990年美国经常项目的改善主要反映在日本经常项目顺差的减少上。此外，从1987年到198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规模也开始不断下降，由占GDP的4.5%下降到3.4%。
但是，美元贬值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远非完全有利。尽管有卢浮宫协议，但是美元贬值的预期导致美国长期利率的回升。从1987年2月到9月，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由7.25%上升到9.42%。利率的迅速上升导致了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美国股市暴跌了22%。股票市场暴跌的结果之一是美元对日元和马克的进一步贬值（尽管各国对外汇市场进行了干预）。当然，美国在股票市场暴跌后大幅度向市场投入流动性（比其他国家更加积极），只关注国内经济问题，代价自然是牺牲美元汇率。1987年12月份日元升值到128，比2月份上升了12%，马克也升值了10%。美元贬值也促进了美国由净债权国转变为净债务国。1986年美国的净债务总额达到2636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广场协议促使日元升值成为日后日本发生“泡沫经济”的导火索。1985年日元升值后，日本出口企业出现困难，经济增长率迅速下降。日本的通货膨胀率下降了，同时资本外流大幅度增加，日本投资者开始购买国外的企业、房地产和证券，1986年日本持有的国外净资产高达1804亿美元，从而使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
卢浮宫协议之后，日本中央银行维持了较低的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了日本经济从1987年起快速增长。从1987年到1991年，日本GDP增长率平均接近5%。这期间日本经济经历了投机泡沫，投资膨胀带来了经济迅速增长，同时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也迅速上涨。随着经济过热，日本银行在1989年初期开始提高贴现率，在一年中将利率从2.5%提高到6%，导致了随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
从国际收支看，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的进口每年增长10%，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从1986年占GDP的4%以上，下降到1990年的1.2%。这也同时反映了日本投机性泡沫的影响。
国际汇率协调理念发生重大转变
尽管汇率协调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各国之间的经济矛盾，但是它对市场心理有一种牵制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干预市场的效果。因此，当国际经济出现严重失衡时，国际汇率协调成为调整各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机制。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一方面反映了各国经济和外汇市场发展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各国政府之间政策协调的重大影响。判断各国货币之间汇率水平是否合理和如何调整汇率水平都必须认识到这两点。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汇率调整通常是国际多方协调的结果，但是美国在国际汇率和政策走势上的影响要大于其他国家。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美国在汇率调整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一直起到了主导作用。
在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的发展过程中，国际经济协调的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重点关注汇率水平调整和要求美元贬值，转向了谋求汇率稳定和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各国认识到，国际收支的调整不一定必须通过汇率变化来进行，还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的变化来实现。卢浮宫协议公报明确指出：更加均衡的全球经济增长在减少贸易不平衡方面具有中心作用。而要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增长，就要求各国之间大力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不能仅依靠一国政策的调整来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还需要其他国家相应的政策配套支持。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的历史表明，日本等国家在国际汇率协调中承担了过多的政策调整义务，过分地了刺激国内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汇率稳定至关重要
汇率变化对一个国家经济和国际收支的影响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很好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不管是货币贬值还是升值，都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甚至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在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的发展过程中，国际社会从重点关注汇率水平的调整转向了强调维护汇率水平的稳定，就说明了这一点。1985年日元大幅度升值，导致随后2年日本经济增长迅速下降。此后，为了稳定日元汇率，1987年日本大幅度刺激经济，结果导致了经济中投机泡沫出现。显然，由于没有很好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日元汇率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同样，美元贬值对美国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1987年美国发生的股灾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汇率的调整必须考虑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可能发生的变化，必须有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为配套支持。当一个国家国内经济问题突出时，应该优先考虑国内问题。总体上看，减少汇率不必要的调整，不仅有利于相关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广场协议与美元贬值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克服经济滞胀，美国里根政府实施了减税计划刺激经济，同时美国中央银行实行货币供应中介目标政策抑制通货膨胀。政策实施的结果是80年代初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不断下降，经济逐步由衰退走向复苏，成功地解决了滞胀问题。
虽然同期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同样受到了滞胀的冲击，但是这些国家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减少，日本政府赤字由1980年占GDP的4.9％下降到1985年的1.4％；德国政府赤字则由1980年占GDP的2.8％下降到1985年的1.1％。
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快，利率远高于日本和德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更加有活力。80年代上半期，美元汇率大幅度升值了72%。美国由1980年的经常项目顺差转变为此后的逆差，而日本和德国却由1980年的经常项目逆差转变为此后的顺差。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在1985年上升到1245亿美元，为GDP的3％。
美元的升值和贸易赤字的增长引起了美国国内企业界和工会的不满，国会贸易保护主义的提案大幅度增加。但是，里根政府认为，美元的强势反映了美国国家的实力和市场的信心，日本由于其国内金融市场过度管制和混乱，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很小，从而人为压低了日元汇率，使日本经济受到了伤害；德国应该采取美国式的供应学派战略，放松管制和进行税收改革，这样才能快速增长。基于以上认识，政府对美元80年代上半期的升值采取了放纵的态度。
1985年2月中旬，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干预外汇市场，抑制美元升值。美国人第一次强调了进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合作的必要性：一方面在美国削减赤字的同时，日本应该扩大内部需求；另一方面，国际货币汇率应该进行调整。由于当时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利差已经缩小，实际利率已经相差无几，但是，外汇市场上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仍然不断升值，美元高汇率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泡沫。
美国对国际汇率走势态度的转变得到了日、德、英、法等国政策制定者的一致认同。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的广场宾馆，发达国家5国（G5即美国、日本、西德、英国和法国）会议达成协议，决定进行政策合作，以稳步降低美元汇率。
会议第二天，美国就开始小幅度干预外汇市场。在广场协议后的一周中，G5国干预了27亿美元。在此后的四周中，G10国出售了75亿美元购买日元和欧洲国家货币。美元在外汇市场上开始缓慢贬值。在广场会议后的一周中，美元对日元下跌了8.3％，对马克下跌了6％。1985年11月份日本中央银行将3个月期利率提高了100个基点以上，支持了日元的升值。此后到1986年12月美元对日元和马克逐步贬值了20％。下跌幅度达到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升值幅度的70％。1986年5月在东京，G7国财长会议（加拿大和意大利加入）建议通过政策合作或者增强经济指标的监督来刺激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扩张，实现汇率目标。但是，这种做法没有能够持续。
卢浮宫协议与稳定汇率
1986年美元继续贬值，日本和欧洲逐渐产生了对本国货币升值的不满情绪，对美国没有实施有效削减预算赤字政策的意见也越来越大。美国则对其他国家没有实施积极的刺激经济增长措施也非常不满，并且威胁要继续执行美元贬值政策。
1987年2月21日到22日，G6国（意大利退出）在巴黎的卢浮宫达成协议，其公报指出：“广场协议以来的巨大汇率变化将越来越有助于减少外部非均衡，并且已经使货币的汇率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如果进一步发生巨大变化，将可能破坏各国增长和调整的前景。因此各国将紧密合作，维护当前汇率的稳定”。会议认为，国际收支的改善可以通过收入效应而非通过汇率变化的价格效应来实现。会议达成的主要承诺包括：日本经济刺激计划和2月23日降低贴现率，德国减税计划和美国削减预算赤字计划。
卢浮宫协议后，美元在1987年继续贬值，到1988年春季才达到了一个相对低点。此后，由于日本和德国的政治问题以及美国经济的加速增长，美元不断走高。为了维持美元汇率稳定，1987年各国对外汇市场进行了大量的干预，结果美国之外的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度增加。估计1987年美国获取了1050亿美元的外国官方融资，占1987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60％。
在卢浮宫协议达成后的3年多时间中，外汇市场在七个工业化国家的合作干预下，汇率相对稳定，没有发生重大货币危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也基本上按照协议所建议的方向进行。
汇率协调对美日经济的影响
从1987年起，美元贬值对美国的出口发生了显著影响。从1987年到1989年，美国出口增长占GDP增长的1/4。经常项目赤字从1987年1680亿美元下降到1990年920亿美元，为GDP的1.6%。1987年到1990年美国经常项目的改善主要反映在日本经常项目顺差的减少上。此外，从1987年到198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规模也开始不断下降，由占GDP的4.5%下降到3.4%。
但是，美元贬值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远非完全有利。尽管有卢浮宫协议，但是美元贬值的预期导致美国长期利率的回升。从1987年2月到9月，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由7.25%上升到9.42%。利率的迅速上升导致了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美国股市暴跌了22%。股票市场暴跌的结果之一是美元对日元和马克的进一步贬值（尽管各国对外汇市场进行了干预）。当然，美国在股票市场暴跌后大幅度向市场投入流动性（比其他国家更加积极），只关注国内经济问题，代价自然是牺牲美元汇率。1987年12月份日元升值到128，比2月份上升了12%，马克也升值了10%。美元贬值也促进了美国由净债权国转变为净债务国。1986年美国的净债务总额达到2636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广场协议促使日元升值成为日后日本发生“泡沫经济”的导火索。1985年日元升值后，日本出口企业出现困难，经济增长率迅速下降。日本的通货膨胀率下降了，同时资本外流大幅度增加，日本投资者开始购买国外的企业、房地产和证券，1986年日本持有的国外净资产高达1804亿美元，从而使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
卢浮宫协议之后，日本中央银行维持了较低的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了日本经济从1987年起快速增长。从1987年到1991年，日本GDP增长率平均接近5%。这期间日本经济经历了投机泡沫，投资膨胀带来了经济迅速增长，同时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也迅速上涨。随着经济过热，日本银行在1989年初期开始提高贴现率，在一年中将利率从2.5%提高到6%，导致了随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
从国际收支看，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的进口每年增长10%，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从1986年占GDP的4%以上，下降到1990年的1.2%。这也同时反映了日本投机性泡沫的影响。
国际汇率协调理念发生重大转变
尽管汇率协调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各国之间的经济矛盾，但是它对市场心理有一种牵制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干预市场的效果。因此，当国际经济出现严重失衡时，国际汇率协调成为调整各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机制。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一方面反映了各国经济和外汇市场发展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各国政府之间政策协调的重大影响。判断各国货币之间汇率水平是否合理和如何调整汇率水平都必须认识到这两点。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汇率调整通常是国际多方协调的结果，但是美国在国际汇率和政策走势上的影响要大于其他国家。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美国在汇率调整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一直起到了主导作用。
在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的发展过程中，国际经济协调的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重点关注汇率水平调整和要求美元贬值，转向了谋求汇率稳定和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各国认识到，国际收支的调整不一定必须通过汇率变化来进行，还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的变化来实现。卢浮宫协议公报明确指出：更加均衡的全球经济增长在减少贸易不平衡方面具有中心作用。而要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增长，就要求各国之间大力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不能仅依靠一国政策的调整来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还需要其他国家相应的政策配套支持。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的历史表明，日本等国家在国际汇率协调中承担了过多的政策调整义务，过分地了刺激国内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汇率稳定至关重要
汇率变化对一个国家经济和国际收支的影响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很好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不管是货币贬值还是升值，都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甚至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在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的发展过程中，国际社会从重点关注汇率水平的调整转向了强调维护汇率水平的稳定，就说明了这一点。1985年日元大幅度升值，导致随后2年日本经济增长迅速下降。此后，为了稳定日元汇率，1987年日本大幅度刺激经济，结果导致了经济中投机泡沫出现。显然，由于没有很好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日元汇率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同样，美元贬值对美国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1987年美国发生的股灾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汇率的调整必须考虑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可能发生的变化，必须有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为配套支持。当一个国家国内经济问题突出时，应该优先考虑国内问题。总体上看，减少汇率不必要的调整，不仅有利于相关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