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是当务之急。吸收优良的国外资金、管理和理念参加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是建立真正的股份制、提高我国国有银行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近两年来，银行系统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何解决不良贷款问题、提高四大国有银行的竞争力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
　　
　　中国银行系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要想找到解决中国银行业存在的几大难题的好办法必须深挖产生问题的病根。
　　首先，谈一个在中国有趣而又真实的现象。在中国，很多父母望子成龙，尤其是很多富裕家庭的父母。他们认为应利用自己所有的关系、金钱和影响力以使自己的孩子获得成功并继承他们的事业。这种支持可以看作是孩子成长的一种资源——“父母资源”。它意味着如果孩子考不上大学，父母会利用他们的“资源”使孩子进入大学。如果孩子找不到一份好工作，父母会利用他们的“资源”使孩子得到理想的工作。甚至如果孩子找不到理想的妻子或丈夫的话，父母同样也会利用他们的“资源”为孩子找到一个漂亮的妻子或是一个英俊的丈夫。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支持”的结果往往是使孩子变得平庸、无能，而成不了“龙”。原因何在？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父母示“爱”的方式只会增加孩子们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中国，从父母那得到帮助是极为天经地义的事，换句话说，帮助孩子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是父母的责任。作为孩子，如果他知道只要他有什么问题，他的父母就一定会帮助他并解决他的问题，那么他就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努力，去父母那里寻求帮助（即逆向选择）。尽管父母的意愿是使自己的子女在他们的帮助下变得更好，但孩子们却通常走向相反的方向。例如，父母希望子女在他们的帮助下升入大学后会比以前更加努力学习，但是在子女的观念里，反正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东西（考入大学），为什么不继续玩下去，找乐子？因此，父母的帮助实际上是对孩子们的成长起到了反作用（道德风险）。从逆向选择到道德风险，再从道德风险到一个新的逆向选择，当这种情形变成一个循环和习惯，孩子们将不可避免地在任何领域都无法获得成功。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能够看出错误的教育手段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多么严重的问题。不幸的是，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我们的国有银行体制中。
　　当今中国，“国有”的确切含义是四大商业银行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因为政府提供了原始（自有）资本并建立了这些银行。谁是“国家”的代表呢？政府。由此各级政府任命这些银行的各级管理者。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政府是间接控制着国有银行和企业，但是由于这些银行和企业的人事制度实际上是由政府决定的，这种间接控制是很强的。从这一角度看，政府、国有银行和企业实际上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家庭。政府、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家庭关系”就导致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当一些国有企业在运行中遇到麻烦时，它们会向它们的父母（老板）──政府要新的资金，因为它们知道父母必须选择帮助它们。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父母”不会令它们失望。然而，自1984年之后这种帮助的手段就是间接的了，因为法律已经规定政府不能给企业直接帮助。这样，“父母”转而让他们的另一个儿子──国有银行，以发放贷款的方式给那些企业提供资金。银行也不得不遵从父母的意愿办事，否则，银行领导会被政府解雇。另一个原因是这些银行知道不管它们给那些企业的贷款将会面临多大的风险，政府总会帮助他们解决风险带来的问题。当所有这些情况变成一种循环和习惯，就产生了和家庭中同样的问题。国有企业不关注获利而且也不担心贷款，因为他们知道会得到新的特殊帮助。国有银行也不完全关注被贷款的企业是否具有优势，因为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按政府的意愿帮助企业。
　　为什么四大银行贷款总量的80%进入了国有企业，为什么不良贷款如此巨大并且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为什么资本充足率如此之低？最主要最深刻的原因是由于政府、企业和银行之间有了上述特殊关系，在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没有了“债和信”的概念。如果企业借了钱，却不努力按时归还的话，他们就不懂什么是“债务”也没有任何“信用”。如果银行放贷后不努力按时追缴，他们不清楚债的真正含义也就同样不会有任何信用。作为经济的中心，如果银行没有债和信的概念，将会对整个经济而不仅仅是银行自身产生伤害。
　　
　　引进外资建立真正的股份制银行
　　
　　如上所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问题的最深层次原因在于它们没有债和信的概念。然而，只要银行内部和外部的现行体制仍然保留，只要政府不停止干预银行的运作，这些银行将永远不会有债和信的概念，他们的问题也就不会得到完全解决。如何转变当前的体制？笔者认为必须建立真正的股份制银行。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股份制改革的主要措施。
　　假设现在有一个国有银行总资本为100元，属于政府的原始资本为5元，其他的95元是储蓄但其中三分之一是不良贷款（31元）。根据巴塞尔协议，这家银行实际上已经破产了。然而，运用股份制改革计划，这家银行或许就能起死回生。政府需要做出下述决定：
　　1.政府不再直接或间接控制这家国有银行；
　　2.允许任何来自国外跨国公司的总公司或者商业银行总部的资本注入这家银行，并成为其原始资本的一部分，这部分资本的总额为3元;
　　3.国有资本5元仍归国家所有，但新的董事会由那些提供了新资本的股东组成。它们有权决定银行的人事制度并有权选择如何运作；
　　4.以前的不良资产由政府负责。在新的资本注入银行之后，新股东可以决定如何利用银行的全部资本但新产生的不良资产也必须由它们负责；
　　5.新的收益必须由所有的股东，包括国家在内按股份分享；
　　6.新股东有权退出银行。如果银行2年不盈利，所有的新股东都应自动退出银行并且对由他们产生的新的不良资产负责到底；
　　7.银监会必须对银行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
　　8.政府应当为在中国破产的所有公司制定一些明确的法律和规定。
　　这个简单的例子中的银行代表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例子中的所有数字都是按比例反映了四大银行的实际平均状况。笔者深信当一些官员看到这一计划时，一定会说该计划将毁了这些银行，还有很多人都会对这一计划提出疑问。因此，仍然利用这个例子解释该计划可能面临的问题。
　　1.吸收了3%的新资本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会提升至8%，也就达到了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这将会增加银行抵御新风险的能力。12.该银行向一些跨国公司的总公司或外资银行的总部开放的原因在于那些企业在资本方面有实力而且也有很好的信誉。这就意味着它们有能力处理在它们成为银行的股东之后所可能产生的新的不良资产。为什么必须是“总部”或“总公司”？因为对这些总部、总公司来说，日后无法处理不良资产的惟一后果就是它们也得破产。然而，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微小，这样也就提高了该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后的安全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建议该银行向公众及国内私人资本开放的原因，因为他们不具备成为这家“大”银行股东的同等优势和条件。
　　


　　3.为什么新的董事会要由那些提供了新资本的股东组成，让他们有权决定银行的人事制度，有权选择如何运作？这样做会不会使国家失去自有的资本？笔者认为，当新的资本注入银行之后，如果银行仍旧由代表国家的政府控制，这家银行会继续走老路，除了新的银行比以前得到了更多的原始资本之外，什么都没改变。而且，那些新注入的资本为了消除由旧体制导致的新增不良资产而很快消失。实际上，笔者认为没有哪个愚蠢的外国投资者会参与一场毫无希望的游戏。此外，资本的所有权不同于资本的使用权。笔者的改革计划是使得外国股东得到了总资本（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的使用权，但是一级资本中以前属于国家的部分仍然属于国家，国有资本的所有权并没发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该银行新的收益应该由所有的股东分享，而不是只属于银行新的股东。这项措施本身也解释了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区别。
　　建立这一新的体制的好处在于新的行长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会也只能会高度关注如何使银行获利并尽力减少新增的不良贷款，当然这也是为他们自己获利。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选择那些能使银行获利的人为银行工作，必须确认他们所投放的每一笔贷款成为不良贷款的可能性最小。总而言之，该银行的新的管理层会逐步改变该银行以前所有不利于提高盈利的不合理因素，这不仅对他们自己有利而且对我们国家更有利。
　　4.为什么原有的不良贷款应该由国家负责？因为此计划是“改革”而非“合并或收购”。所以以前的旧债不能像合并及收购那样加以转移。外国投资者不会接受如此巨大且不是由他们造成的不良贷款，他们既没责任也没义务来处理。既然我们不允许他们收购或兼并国有银行，当然从法理上就不能要求他们承担以前的债务。同时，外资与国有银行合作目的是使用庞大的总资产获取利润而不是背负大量的旧债。
　　5.原有的大量不良贷款怎么处理？笔者的观点是:“减少”的前提是“停止继续增长”。如果我们不实行国有银行系统真正的股份制改革，怎么能够阻止不良贷款的继续增加？如果不能停止增加新的不良贷款，那么，“还了旧债又添新债”，减少不良贷款总额岂不就是一句空话？当然，这个新方案不能担保不产生新的不良贷款，但是它可以通过合理的管理使银行获得比以前更多的利润以使银行有能力及时冲销新的不良贷款。
　　此外，根据徐滇庆教授关于减少不良贷款的理论和观点，减少不良贷款的关键是“时间”。随着停止增加新的不良贷款（按照笔者的方案这种情况是会出现的）和GDP的增长率及通货膨胀率的稳定，假定现在银行账面不良贷款的数值是30美元，国家的GDP是100美元，GDP的增长率及通货膨胀率稳定在8%。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徐教授的理论：“时间”是怎样处理不良贷款的。
　　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不再增加，或者说不良贷款现有账面数额不变，假定通货膨胀率为8%，那么，物价水平上升使得不良贷款所代表的购买力逐年下降。从此表可知，经过5年以后，代表实际购买力水平的不良贷款总额就将降低到20美元，相当于基年的70%；NPL占GDP的比例降低为14%。这意味着，GDP的稳定增长及合理的通货膨胀率会使几年之后处理起不良贷款要容易得多。这个理论指出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减少不良贷款；笔者的改革计划可以使银行有能力处理新的不良贷款并使国家得到比以前更多的利益。
　　6.为什么要由外国股东负责新的不良贷款？新的银行两年之内不能盈利，所有的外国股东就要自动撤出并且要继续负责过去两年内新增的不良贷款？目的是使他们降低不必要的负担而创造比以前更多的利润。降低这些新的股东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的最好方法是将他们参加经营的风险永远加在他们自己身上。
　　第二个问题也是同样的答案──确保在新的银行里不损失我们的国有资产，任何新的股东如果想进入和想管理银行他们就必须遵循这个规定。笔者相信这个特殊规定将不会阻碍大的外国投资者的进入。首先，他们能够比他们的国际竞争者更早地进入中国银行市场，通过面向中国企业与老百姓进行人民币业务而获利；其次，中国快速增长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绝对能给他们创造挣钱的机会。笔者深信这一特殊的规定恰恰能够成为增加外国投资者获取更大利润的驱动力。
　　7.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好的银行系统必须要有高效的监管机构。在笔者看来，银监会不应该直接干涉银行的正常运行而是通过考察银行的财务报表及监督它的投资方向，找出潜在的赤字危机，给出某些改进的建议以使银行能够沿着正确的足迹前进。我们应该吸取日本的一些教训，因为日本中央银行没有高度重视许多商业银行投资到东南亚的泡沫经济的高风险行为，使日本银行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损失巨大。
　　8、中国政府制定公平的、适用于各种所有制性质的企业的破产法，只要企业坠入了破产的境地它就应该尽快进入破产程序，这将使银行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对于制定新的破产法，笔者的建议有二：一是破产程序不要太长；二是该法律的内容应该对中国的所有企业都是公平的。
　　综观古今中外，任何改革都会使某一部分群体受损，另一部分群体获利。评价一项改革是否成功关键要看其给整个国家带来的利益是否大于给某一部分群体或集团造成的损失。在短期内可能有某些国有企业破产，这将引起国有资产的损失和一些社会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继续 “帮助”那些有问题的企业，那么数年之后，当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带着自身内部的顽疾仓促应战而一败涂地之时，谁又能继续帮助这些有问题的企业呢？那时，破产的将不仅仅是某些国有企业而且还会有几家经营了数十载的国有银行，无疑会引起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比较改革和不改革分别带来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我们应该决定立即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