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文章从生态学种群概念出发，分析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的内在机理，从产业种群演进到产业集群的路径是由产业种群的属性所决定，而产业集群的效益又取决于其要素结构及关联效应。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是内外条件作用的结果，内在机理要求相应的外部环境与之相匹配。
关键词：产业集群；演化；组织生态学
一、 组织生态学理论关于企业集群演化的理论回顾
旧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T． Veblen）最早把达尔文进化思想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他指出，“问题不是事物如何在静态中自我稳定，而是它们如何不断地生长和变化”。凡勃伦对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基于累积因果的经济制度演进范式，这说明凡勃伦试图用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分析结构来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结构。马歇尔（A． Marshall）也比较早地用进化论思想解释了企业存在问题。他指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经济学不过是“广义生物学的一部分”，生物学发现了“适者生存”原则，因此经济学家在研究社会组织、特别是工业企业组织时，可以把它与高等动物机体上所发现的许多奥妙进行对比。他认为，技能、知识和协调的增加推动了企业的进化。在凡勃伦和马歇尔之后，多个西方经济学流派对企业进化问题都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深入研究和论述，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两个学派是演化经济学和组织生态学。
在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Hannan M T．和John Freeman在1977年创立了组织种群生态学。组织种群生态学认为在种群内一直在出现新的组织，因此组织种群不断地进行着变化。种群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变种、选择和保留，这三个过程带来新组织形式在组织种群内的建立。
Singh在1990年出版了名著《组织演化：新方向》，他认为组织生态学的中心任务是“对社会环境如何决定（企业）组织形态的产生与消亡率、组织的创建与死亡率以及组织形态的变化率进行调查”，并对组织生态学的内涵作了调整，把组织转换（Transformation）看成组织生态学分析的结果。1992年Hannan和Carroll对组织种群动力学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将行业的种群演化视为合法化（Legitimation）和竞争（Competition）两个生态过程，通过对这两个生态过程对企业种群在不同进化阶段种群密度（Density）的影响建立了种群密度依赖公式，用来解释企业种群的演化过程。1994年Baum和Singh编辑了《组织进化动力学》，书中重要讨论了企业组织进化的层级本质，并把组织进化分为四个层次，即组织内进化（Intraorganizational Evolution）、组织进化（Organizational Evolution）、种群进化（Population Evolution）和群落进化（Community Evolution）。Aldrich（1999）在《组织进化》一书中从组织进化的角度对组织生态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2000年，Olav Sorenson在合法化和竞争的基础上又提出选择（Slection）和组织学习（Leaning）两个生态过程。通过选择可以淘汰适应度比较低的企业个体，而组织学习则可以提高整个种群的平均适应度，这样可以更准确地解释企业种群的进化过程。除了上面提到的四个生态过程，其他因素也会对企业种群的进化造成影响。在这方面许多学者进行了实证分析。例如Hannan M．T研究了欧洲汽车种群的进化过程，证明地理环境对种群的合法化与竞争存在不同影响，这可以对产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性作出合理的解释。Gregory N． Price对美国黑人拥有的商业银行进入行业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证明了国家政策、黑人出生率以及城市黑人人口比例等因素对银行业种群的进化有影响，而且前者具有比较大的影响。Murray B． Low等人研究了企业种群的起源以及企业组织个体在种群进化的不同阶段的进入问题。
以上研究均在组织生态学理论基础上开展的研究，大部分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结果支持组织生态学理论。尽管有人曾研究行业子种群之间的竞争和相互作用，但是其研究的对象均是同一个种群，或是种群内企业个体，而种群之间的协同演化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借助组织生态学理论，研究不同但又存在某种关系的种群间协同演化的规律，探讨任何一个种群渐进的演进对相关种群演化的影响以及相关种群间演化的相互促进作用。
二、 基于组织生态学理论的产业集群演化研究——以台湾自行车产业集群的演化为例
组织生态学理论认为环境是主宰生物群落命运的绝对力量，因此生存在相同环境下而彼此条件类似的生物群落，在面临着相同的环境限制与压力时，自然会采取相似的生存手段，致使彼此的形式趋于相同。这种现象在企业组织中同样存在，一般学者将这种组织趋向与环境契合的过程称为“同形”（Isomorphism），根据Buchko（19910的看法，环境将组织推向同形的力量，主要可概分为“竞争”与“制度”两大类。前者来源于环境中有限的资源诱发了激烈的竞争，各个组织为了争取相同的资源，会修正其习性（策略），以求最有效地取得资源。经过激烈的竞争之后，具有生存特性的组织得以留存，反之则被淘汰，所以，生存的厂商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即企业的同质性。在此，“市场”扮演着自然淘汰机制的角色。但是，竞争力量并不能完全地解释所有的组织同形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来自制度环境中的压力，才是迫使组织同形的主因，依照DiMaggio和Powell（1983）研究指出，来自制度环境的同形力量有二。即模仿同形（Mimetic Isomorphism）和强制同形（Cocercive Isomorphism）。
1． 模仿同形（Mimetic Isomorphism）这种力量源自于组织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规避行为。当组织面对的环境呈现高度的变动率与不确定性时，经理人员不能确定什么是适当的策略。于是只好假定成功竞争者的策略，在此环境下至少是“有效的”，而决意加以抄袭，这种于生态学于称为“拟态行为”的举动，一方面规避了风险，一方面还能避免对手建立优势。由此可知，模仿同形未必是为了改善绩效而来，其实这更可能是一种对不确定性与无力感的回应而已。
2． 强制同形（Cocercive Isomorphism）组织所依赖的客户、厂商或社会机构，特别是政府对组织有许多期待或规范，组织为了取得正当性，并配合上、下游的要求，必须逐渐同形。
环境是一个动态现象，因此，组织应该经常审视不确定环境下的策略要求，更重要的是，种群间具有相互依赖的现象，因此，其他种群的环境改变后，会影响该种群的组织形式。与此同时，该种群的变异将会对本种群形成选择压力，本种群如果不同时进行共同演化则可能被逐出生存环境。最近几年来，台湾产业快速移向大陆，此种现象尤其明显：许多中心厂在零件厂移往大陆后，不得不随之移向大陆，否则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便是种群间共同演化的最有力的实证。
台湾自行车产业主要集中在台湾的中部以大肚山为中心，南倚彰化，北靠台中，形成一个上中下游紧密结合的自行车产业聚落，这个聚落是全世界最大的，外籍人士称之为“台湾自行车村”。台湾的自行车产业20世纪50年代后崛起，历经装配生产、推动零组件的国产化、小厂纷立充斥、扩大输出、产业转型、产业升级与外移、产业国际化等七个阶段。经过四十多年努力，由于不断在设计、制造、管理、销售成本控制力求精进达到国际水准，至20世纪90年代更执全球自行车业之牛耳。
但是最近几年来，台湾许多产业快速移向大陆，其中以自行车产业集群的迁移尤其明显，回顾台湾自行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将是产业集群演进动力因素分析的最好例证。自行车产业是属于精密装配的工业，每辆自行车需要一百二十余种主、次要零件进行组装，故自行车的生态系中有两大共生种群，任何一家成车厂均需结合多家零件厂，方能完成最终产品。在1958年~1969年间，因为台湾自行车需求量增加，许多小厂以低廉低质的产品模仿，使仿制车充斥市面，此为模仿同形的力量。
在1975年~1977年间，因为美国政府公布CPSC的自行车安全标准，从严要求品质，故台湾也拟定了地区标准，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品质分等，不合格厂商禁止出口等政策，结果，成车厂开始重视品质，对零件厂的要求提高，零件厂若不能达到标准，就转向日本进口，此为制度同形的力量结果。
1980年之后，成车产品不断在创新，车材朝向“轻量化”的特色发展。台湾两大自行车企业巨头巨大与美利达两家公司开发出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在其带领下，其他成车厂也开始进口或生产铬钼合金、铝合金或碳纤维的登山车、变速车及多功能车，同时，零件种群也在设计、结构改良上配合成长。1982年，台湾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将自行车成车业列为主要扶持行业之一，相关专家轮流驻厂，改进成车厂的生产技术并加强质量管理，使各成车厂在管理上一致成长。1984年，巨大、旭光、太平洋与四十家零件厂登录为中心与卫星工厂体系，接受政府指导。其他如美利达、功学社、正道等厂虽未登录，但也推动中卫体系，派员指导重要的配套厂，引入同样来自日本的中卫制度，使厂商间指导与评价体系的模式大同小异。此时是模仿、规范、依赖同形的力量，共同推进演进。
1990年过后，零件种群纷纷前往大陆深圳设厂，部分成车厂也跟随与之前往聚集。1992年，巨大在江苏昆山投资设立捷安特公司，又掀起台湾零件种群的第四次跨海热潮，其他成车厂也紧随跟进，进入江苏地区。依赖与模仿同形的力量，主导了迁徙、适应的演化。
在生态观点下，个体的力量很弱，所以，组织个体在面对环境压力时，除了选择一种最有利于本身生命延续的生存利基与生命繁衍策略外，别无掌控自身命运的能力。在生物界中，物种为了提高生存的几率，便出现许多集体行为的现象，这种联合相关个体，以群体力量来对抗环境的选择，逐成为生态观点下的另一项重要的策略演化观。
三、 结语
综上所述，从大历史观点的来看，单一个体很难对抗大环境的挑战，但如果跟一大群体合作，就有可能回应环境的需要，共同演化强调集群内的每一个企业都应成群体中的个体，当环境改变，总会有人开始变，如果能跟上这种蜕变的步伐，就能跟得上时代的要求，当环境越不确定的时候，组织越要随着相关组织做适当的变化。为此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路径为个体——种群——集群，它在根本上是由其内在机理所决定的，但又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这就要求内外条件相匹配一致。为此政府必须制定相关的、适宜的政策和措施。
参考文献：
1．喻卫斌，崔海潮．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机理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5（3）．
2．陈金波．企业进化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华东经济管理，2005，19（6）．
作者简介：王发明，管理学博士，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收稿日期：2007-08-27。
关键词：产业集群；演化；组织生态学
一、 组织生态学理论关于企业集群演化的理论回顾
旧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T． Veblen）最早把达尔文进化思想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他指出，“问题不是事物如何在静态中自我稳定，而是它们如何不断地生长和变化”。凡勃伦对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基于累积因果的经济制度演进范式，这说明凡勃伦试图用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分析结构来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结构。马歇尔（A． Marshall）也比较早地用进化论思想解释了企业存在问题。他指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经济学不过是“广义生物学的一部分”，生物学发现了“适者生存”原则，因此经济学家在研究社会组织、特别是工业企业组织时，可以把它与高等动物机体上所发现的许多奥妙进行对比。他认为，技能、知识和协调的增加推动了企业的进化。在凡勃伦和马歇尔之后，多个西方经济学流派对企业进化问题都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深入研究和论述，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两个学派是演化经济学和组织生态学。
在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Hannan M T．和John Freeman在1977年创立了组织种群生态学。组织种群生态学认为在种群内一直在出现新的组织，因此组织种群不断地进行着变化。种群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变种、选择和保留，这三个过程带来新组织形式在组织种群内的建立。
Singh在1990年出版了名著《组织演化：新方向》，他认为组织生态学的中心任务是“对社会环境如何决定（企业）组织形态的产生与消亡率、组织的创建与死亡率以及组织形态的变化率进行调查”，并对组织生态学的内涵作了调整，把组织转换（Transformation）看成组织生态学分析的结果。1992年Hannan和Carroll对组织种群动力学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将行业的种群演化视为合法化（Legitimation）和竞争（Competition）两个生态过程，通过对这两个生态过程对企业种群在不同进化阶段种群密度（Density）的影响建立了种群密度依赖公式，用来解释企业种群的演化过程。1994年Baum和Singh编辑了《组织进化动力学》，书中重要讨论了企业组织进化的层级本质，并把组织进化分为四个层次，即组织内进化（Intraorganizational Evolution）、组织进化（Organizational Evolution）、种群进化（Population Evolution）和群落进化（Community Evolution）。Aldrich（1999）在《组织进化》一书中从组织进化的角度对组织生态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2000年，Olav Sorenson在合法化和竞争的基础上又提出选择（Slection）和组织学习（Leaning）两个生态过程。通过选择可以淘汰适应度比较低的企业个体，而组织学习则可以提高整个种群的平均适应度，这样可以更准确地解释企业种群的进化过程。除了上面提到的四个生态过程，其他因素也会对企业种群的进化造成影响。在这方面许多学者进行了实证分析。例如Hannan M．T研究了欧洲汽车种群的进化过程，证明地理环境对种群的合法化与竞争存在不同影响，这可以对产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性作出合理的解释。Gregory N． Price对美国黑人拥有的商业银行进入行业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证明了国家政策、黑人出生率以及城市黑人人口比例等因素对银行业种群的进化有影响，而且前者具有比较大的影响。Murray B． Low等人研究了企业种群的起源以及企业组织个体在种群进化的不同阶段的进入问题。
以上研究均在组织生态学理论基础上开展的研究，大部分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结果支持组织生态学理论。尽管有人曾研究行业子种群之间的竞争和相互作用，但是其研究的对象均是同一个种群，或是种群内企业个体，而种群之间的协同演化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借助组织生态学理论，研究不同但又存在某种关系的种群间协同演化的规律，探讨任何一个种群渐进的演进对相关种群演化的影响以及相关种群间演化的相互促进作用。
二、 基于组织生态学理论的产业集群演化研究——以台湾自行车产业集群的演化为例
组织生态学理论认为环境是主宰生物群落命运的绝对力量，因此生存在相同环境下而彼此条件类似的生物群落，在面临着相同的环境限制与压力时，自然会采取相似的生存手段，致使彼此的形式趋于相同。这种现象在企业组织中同样存在，一般学者将这种组织趋向与环境契合的过程称为“同形”（Isomorphism），根据Buchko（19910的看法，环境将组织推向同形的力量，主要可概分为“竞争”与“制度”两大类。前者来源于环境中有限的资源诱发了激烈的竞争，各个组织为了争取相同的资源，会修正其习性（策略），以求最有效地取得资源。经过激烈的竞争之后，具有生存特性的组织得以留存，反之则被淘汰，所以，生存的厂商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即企业的同质性。在此，“市场”扮演着自然淘汰机制的角色。但是，竞争力量并不能完全地解释所有的组织同形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来自制度环境中的压力，才是迫使组织同形的主因，依照DiMaggio和Powell（1983）研究指出，来自制度环境的同形力量有二。即模仿同形（Mimetic Isomorphism）和强制同形（Cocercive Isomorphism）。
1． 模仿同形（Mimetic Isomorphism）这种力量源自于组织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规避行为。当组织面对的环境呈现高度的变动率与不确定性时，经理人员不能确定什么是适当的策略。于是只好假定成功竞争者的策略，在此环境下至少是“有效的”，而决意加以抄袭，这种于生态学于称为“拟态行为”的举动，一方面规避了风险，一方面还能避免对手建立优势。由此可知，模仿同形未必是为了改善绩效而来，其实这更可能是一种对不确定性与无力感的回应而已。
2． 强制同形（Cocercive Isomorphism）组织所依赖的客户、厂商或社会机构，特别是政府对组织有许多期待或规范，组织为了取得正当性，并配合上、下游的要求，必须逐渐同形。
环境是一个动态现象，因此，组织应该经常审视不确定环境下的策略要求，更重要的是，种群间具有相互依赖的现象，因此，其他种群的环境改变后，会影响该种群的组织形式。与此同时，该种群的变异将会对本种群形成选择压力，本种群如果不同时进行共同演化则可能被逐出生存环境。最近几年来，台湾产业快速移向大陆，此种现象尤其明显：许多中心厂在零件厂移往大陆后，不得不随之移向大陆，否则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便是种群间共同演化的最有力的实证。
台湾自行车产业主要集中在台湾的中部以大肚山为中心，南倚彰化，北靠台中，形成一个上中下游紧密结合的自行车产业聚落，这个聚落是全世界最大的，外籍人士称之为“台湾自行车村”。台湾的自行车产业20世纪50年代后崛起，历经装配生产、推动零组件的国产化、小厂纷立充斥、扩大输出、产业转型、产业升级与外移、产业国际化等七个阶段。经过四十多年努力，由于不断在设计、制造、管理、销售成本控制力求精进达到国际水准，至20世纪90年代更执全球自行车业之牛耳。
但是最近几年来，台湾许多产业快速移向大陆，其中以自行车产业集群的迁移尤其明显，回顾台湾自行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将是产业集群演进动力因素分析的最好例证。自行车产业是属于精密装配的工业，每辆自行车需要一百二十余种主、次要零件进行组装，故自行车的生态系中有两大共生种群，任何一家成车厂均需结合多家零件厂，方能完成最终产品。在1958年~1969年间，因为台湾自行车需求量增加，许多小厂以低廉低质的产品模仿，使仿制车充斥市面，此为模仿同形的力量。
在1975年~1977年间，因为美国政府公布CPSC的自行车安全标准，从严要求品质，故台湾也拟定了地区标准，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品质分等，不合格厂商禁止出口等政策，结果，成车厂开始重视品质，对零件厂的要求提高，零件厂若不能达到标准，就转向日本进口，此为制度同形的力量结果。
1980年之后，成车产品不断在创新，车材朝向“轻量化”的特色发展。台湾两大自行车企业巨头巨大与美利达两家公司开发出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在其带领下，其他成车厂也开始进口或生产铬钼合金、铝合金或碳纤维的登山车、变速车及多功能车，同时，零件种群也在设计、结构改良上配合成长。1982年，台湾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将自行车成车业列为主要扶持行业之一，相关专家轮流驻厂，改进成车厂的生产技术并加强质量管理，使各成车厂在管理上一致成长。1984年，巨大、旭光、太平洋与四十家零件厂登录为中心与卫星工厂体系，接受政府指导。其他如美利达、功学社、正道等厂虽未登录，但也推动中卫体系，派员指导重要的配套厂，引入同样来自日本的中卫制度，使厂商间指导与评价体系的模式大同小异。此时是模仿、规范、依赖同形的力量，共同推进演进。
1990年过后，零件种群纷纷前往大陆深圳设厂，部分成车厂也跟随与之前往聚集。1992年，巨大在江苏昆山投资设立捷安特公司，又掀起台湾零件种群的第四次跨海热潮，其他成车厂也紧随跟进，进入江苏地区。依赖与模仿同形的力量，主导了迁徙、适应的演化。
在生态观点下，个体的力量很弱，所以，组织个体在面对环境压力时，除了选择一种最有利于本身生命延续的生存利基与生命繁衍策略外，别无掌控自身命运的能力。在生物界中，物种为了提高生存的几率，便出现许多集体行为的现象，这种联合相关个体，以群体力量来对抗环境的选择，逐成为生态观点下的另一项重要的策略演化观。
三、 结语
综上所述，从大历史观点的来看，单一个体很难对抗大环境的挑战，但如果跟一大群体合作，就有可能回应环境的需要，共同演化强调集群内的每一个企业都应成群体中的个体，当环境改变，总会有人开始变，如果能跟上这种蜕变的步伐，就能跟得上时代的要求，当环境越不确定的时候，组织越要随着相关组织做适当的变化。为此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路径为个体——种群——集群，它在根本上是由其内在机理所决定的，但又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这就要求内外条件相匹配一致。为此政府必须制定相关的、适宜的政策和措施。
参考文献：
1．喻卫斌，崔海潮．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机理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5（3）．
2．陈金波．企业进化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华东经济管理，2005，19（6）．
作者简介：王发明，管理学博士，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收稿日期：2007-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