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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回来，小双告诉我，来了个新人，漂亮。他看看我，呲着一对虎牙，笑得诡异，说，长得很高。我的八卦之心才发芽，还没拱出地面见到阳光，便被他这一板子给拍死了。我来自江南，有江南女子的小，却失了江南女子的玲珑，肩宽背厚，骨骼饱满，于是对于好看的女子，我是喜欢且忍不住要品评的；但若生得高，我先是忍不住要心生嫉妒，再装不屑的。没办法，女人的天性使然。好在我虽不见半分精致，偶尔还可以在文字里挥衣舞袖，咿咿呀呀地扮青衣，唱花旦。奇怪的是小双，明明就是生于斯长于斯，大西北的地理、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都足以将他养成个彪形大汉，可他就是长得灵秀细腻，不见半分粗砺，也没有本土很多男人身上的那种戾气。我想也许是他在武汉上大学时，被长江水给滋养了，还有南方的风，湿润润的，不带一丝蛮劲，就那么温柔地吹，再粗糙的男子，怕也经不住这样的柔情吧，不知不觉就有了南方的味道。
办公室的人不多，采访的去采访，办事的去办事，余下的就安安静静地干着自己的工作。这是一间大办公室，几个柜子成了屏风，隔出相对独立的几个空间，每个空间是相通的，偏个头，也许正好就与总编大人审视的目光相逢了。见我反应冷淡，小双两颗虎牙又闪了闪，说，猜猜，快猜猜她多高。我犹豫猜与不猜，他却兴奋起来，没等我的态度明确，已脱口而出，至少有一米七五！你说女孩子要这么高干嘛？
我正要做出一副不闻世事的样子，却忽地想起，这个平时严肃得可爱，现在又八卦得可恨的男孩还没有女朋友呢。我脑洞大开，把小双重又扯拉过来，知心姐姐一般，快说，这高个子的漂亮妹妹是不是你的目标？我没忍住挤眉弄眼。小双如我预期地羞涩起来，他每次羞涩都特别明显，想让人看不出来都难——整张脸都是红的。偏他还要掩饰，还要耍贫，我觉得跟你合适，做你保镖是可以的！
初见新来的美女同事阿彤，长腿细腰，明眸皓齿，果然让人眼前一亮。美女倒是直爽、大方，办公室的人个个招呼着，不知是不懂底细不肯轻慢了谁，还是年少老成。漂亮的女生本来就招人喜欢，还不扭捏做作，由不得我一开始生出来的那份抗拒转为欢喜。传言呢，阿彤来自兵团，是军区某位领导介绍来的，在我们这一拨人里，就算是有背景的人了。许是因了我也是军人家属，在或有或无的背景墙上我俩有那么浅浅的一点交集，海拔高度的差异竟同时被我们忽略，彼此都表现出一见如故的投缘来。小双对此则表现得很不屑，一味只说缘因我俩都很男人。阿彤就很男人地说，这世界男人都不肯男人了，只好让我们女人来男人。我惊讶不已，本以为才二十出头的阿彤正是天真烂漫的年龄，不想她的言语里却有着千山万水走过的深刻和睿智。
阿彤被放在广告部，广告部是纯粹的创收部门，以阿彤的貌美，再以她背后的关系，不来创造财富实在暴殄天物。我们都有这样阴暗的心理，觉得美丽是吸铁石，可以毫不费力地吸取很多财富，何况，她还有一定的背景。阿彤似乎并不肯担待我们的期待，对压上来的广告任务毫无要去完成的意思，每天像我们一样来坐班，看着谁有空了，坐到谁跟前，聊天、吹牛，也不在意她的笑声有多响亮，根本不像我们顾忌着在总编的眼皮子底下，说个笑话有时还要轻着嗓子，笑起来经常是悄没声息，光咧嘴。
没什么具体事务，闲在办公室总有些扎眼，阿彤改了战略，不再整点上班下班，而是来得晚走得早。以她的工作性质，时间不固定倒属正常。我再出去采访，有时就会邀了阿彤一起，她人虽跟着我出来了，并无心做什么采访，只说做这样的记者无聊，追的是案子，看的是卷宗，聊的对象不是毫无表情的警察就是低了眉眼的嫌犯，翻来覆去都是压抑的事件，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倒不如安静地守着一种生活，看云卷云舒。她说时并无半点激昂，毫无往日几个要好的人在一块冷嘲热讽、互相挤兑时言语的激烈。
我正行走在马路牙上，为了保持在狭道上的平衡，不得不张开双手，以一种飞翔的姿势向前。她的话止住了我的飞翔，我企鹅般从马路牙上趔趄到平坦的地面，海拔差瞬间又拉大了，我不得不仰望于她。于我，法制记者并不是最爱，但当时的生活由不得我挑三拣四，能有一份跟文字有关的工作已属奢求。我喜欢的风清月朗只能退居在生活的某个角落，等待崭露头角的时机。我根本无法看透这个年轻的女孩，她有时毫无心肺，有时又高深莫测，既热情坦荡，又安静沉郁。我一度还很努力地鼓动小双去追她，结果发现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的两个人，相处和谐，不过无关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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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间大办公室，当时上级单位还拨给社里单独一间屋子，在二楼，有台电脑，专用来排版，这样就省去了把杂志拿到外面去排的麻烦。燕子独占此间。她原是财会人员，不晓得起了什么心思，偏要去学排版，学成归来整天跟我们说什么方正书版、Photoshop之类，对每个月我们领多少钱，拿一笔稿费要上多少税这样的话题，她是绝口不提了，好像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她的记忆和思维被彻底颠覆，从此当朝再无前朝事。那时网络刚兴起，这唯一一台电脑也成为我们上网的啟蒙，而启蒙的源发地，则是“新丝路”聊天室。休息时间，燕子通常要让出电脑，给我们上网聊天。与陌生人聊天本是件比较私密的事，但我们经常四五个人挤在电脑跟前，无论谁占了聊天的位置，剩下的几位一定是要七嘴八舌地参与，说是私聊，却是一帮人在和一个人聊。有时看到屏幕上对方发过来的话，若是有了暖昧的味道，大家就哄笑起来，甚或有人还想引诱着对方继续说些更露骨的话。幸好那时人对网络的了解还不是非常透彻，也不敢太过放肆，即便说些暖昧不清的话，总还算端得住自己，懂得适可而止。我在小双的指引下，有了网名，有了固定的聊友，而他们也知道我旁边的小双和阿彤，有时候电话找过来，若小双和阿彤在，他俩必不闲着，一边一个把耳朵贴过来，因了电话那端的某句话，我还未及开口，这两人已你一言我一语地冲着电话喊开了。我按下电话免提，走得远点，好家伙，这两人居然一点不含糊地跟人聊得热火朝天。所以，我的网友也一定是他们的。现在想想，那时的网友间，是真单纯的友谊；而我们，也真过了一段欢实的日子。
没多久，单位附近新开了一家网吧。阿彤请我上网，二十五块钱一小时，那时还真是舍得。我用的那台电脑没有五笔，拼音打得慢，加之南方人对前鼻音后鼻音，卷舌撮口分得不那么明显，没有联想功能的拼音又规矩得不得了，一点点提示都不给，有时几分钟还没打出两个字，对面是新聊友，不知道这头的事，便秘一样的聊天任谁也没有这个守候的耐心，等我好不容易打出一行字，屏幕上显示聊友已退出了房间。反复几回，我索性退了电脑，坐到阿彤的身边，看她舌战群雄，时不时地还跟我糟践一下某个人，丝毫不顾及形象地吐出几句脏话。这时候的阿彤，才表现出她的率真来，不带一点儿遮掩。但一离开网络，归于现实之后，她却像身披了战甲，你根本无法击中她身体的某个部位，除非，她肯低下头。 阿彤并没有她表面那般快乐，我能感受到，但她既不说，我亦不能问。
乌鲁木齐的夏天是舒服的，昼夜的温差让夜晚有着南方无法达到的清凉与舒适，而时差则让夜晚变得更加漫长。那年夏天，整个乌鲁木齐似乎都在激动中，香港回归的兴奋余震一样一直持续着，人民广场每晚都像是在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派对，常常天色还未向晚，广场就已是人群欢涌，热闹非凡。在乌鲁木齐已生活两年，依旧习惯北京时间的作息，通常是十点之前就陪着女儿开始准备入睡。小双和燕子都曾讥笑我，说十点钟的乌鲁木齐，夜生活还没有开始呢。我没有夜生活的概念，只因循时间的规律和身体的生物钟，有时为了赶稿开夜车，熬过十二点，大脑皮层已开始兴奋，身体却疲累到无以复加，这时候再睡，却是连觉都没有了，或者浅浅入眠，如蜉蚴于水上。
那天已过十点，收到阿彤的传呼。下楼用公用电话给她回过去，却是要我去人民广场。快出来，我们等你！她欢快地说。我问“我们”是谁？她说一群网友啊，想要见你。我直接回绝。听到那边一阵一阵轰涌的笑声，还有人冲着电话在叫嚷，就像网友给我电话时，小双和阿彤在旁边的无所顾忌。我忽觉这是阿彤在用我的方式来回报我对她的不设防：我毫不掩饰“仇高”的心理，却依旧坦然立定在她的身边；从来都不曾私有过的网友，她和小双可以随性介入我们所有的话题；从未过问她的背后，即使传言和流言像墨水一样，将她的美丽与姣好涂染得失去本性——最终我没接受她的邀请，究根到底，我并不是一个喧哗的人，对于陌生的人群，总是先发制人地排拆和抗拒，我并不想唐突而轻率地进入一个我不熟悉的世界。
在这之后没多久，阿彤离开了杂志社。没有专程的告别。她来的时候有小双告诉我，离开却无人提及。算起来，她只在杂志社待了三四个月。一年后的某天黄昏，在广场遇了阿彤，她高挑的个子淹没在人群里并没有单独和我在一起时那么鲜明突出，反倒是她看到我，过来打招呼。旁边一个小伙，个头并不比阿彤高，两人站在一起，更衬出阿彤的挺拔与端正。小伙神情有些倨傲，阿彤说，这是她的未婚夫。说时，脸上是寡淡的，这样的寡淡在日渐暗淡的暮色里，有种无法言说的寂寞。阿彤说，她去了部队院校，现在在上学呢。广场的人真多啊，人声鼎沸中，我无法完全听清阿彤呓语似的话语，但我清晰地感知到她的不快乐。
数年后，在北京接到阿彤的电话，她还在军校，是一名教员了，至于她教授的是什么，她不说，我仍是不问。既是教员，总有她可教授的东西，只是这么多年，她可还有过那夜在电话里放肆而欢快的呐喊？
3
乌鲁木齐的冬天很漫长，不过漫长的冬天并不寂寞，总是伴随着一场场纷扬的大雪。我对雪的概念完全偏重于幼时每年的一两场雪，所谓大雪，也不过是一落即化，像下了一场细长的雨，把田间地头的土给润湿了。乌鲁木齐给了我这个南方人绝对的震撼，果然是广袤之地，随随便便一场雪就又大又密，让我明白所谓“鹅毛大雪”绝非夸张或是形容。除了鹅毛大雪，还有细密结实的小雪粒，不是飘落，是砸落，打得脸生疼。在这样的天气里跑采访，对我们来说是常有的事，突发的事件或既定的安排，极少因天气变化而改变行程。第一次和老龚一块儿采访是去监狱，我是缺了方位感的人，而他是个极其敏锐的人。采访结束出来，才发现雪飘得没有边际，地上已是厚厚一层。监狱在戈壁滩上，放眼望去，满目银白，连东西南北都淹没了。我讶异于戈壁滩上茫茫白雪覆盖的壮观，而忽略时间已近黄昏，童心大发，欢叫着一心扑向平坦无垠的戈壁，却被老龚一把拉住在大风雪里狂奔，一边跑一边大喊，只怕再晚就没车进城了。十几分钟后到达车站已是气喘不已，没几分钟就来了辆小巴，果然，这是发往城里的最后一趟车，因了大雪，因了路途的遥远。
在大雪中一起狂奔，说起来总是更有一些浪漫色彩，我和老龚也因此而关系密切起来，在几次专题策划里，都是我俩在一组，采访、写稿，我是他稿件的责任编辑，他亦是我稿件的责任编辑。合作得久了，彼此间就多了几分默契。有次，一个老乡曲里拐弯地要了我的电话打过来，说他的儿子在乌鲁木齐打工，却受不了这里的苦，而工地又不肯中途把工钱支付了，要我帮助孩子要回工钱。以为是让我出面摆平这事，义愤填膺之下满口答应，放下电话掂量了一下自己的份量，似乎还没足够的能力和勇气去跟人交涉。老龚听罢轻笑，说出一二三四几条来，条条都是正义正气，又自告奋勇帮我力担此事。结果他要过那孩子电话一问，竟只是想借点钱回家，至于讨公道要工钱之类，根本就是老乡自己的想法。第二天，孩子过来取钱，约好就在单位大门口见。大门口有哨兵，不至于有什么危险。老龚不放心，跟随而来。他身材高大，严肃起来确有几分威严。我用家乡话跟老乡的孩子聊了几句，这也是种试探的方法，乌鲁木齐南方人不多，我家乡的人更喜欢广东和福建，能来大西北的，多是心里有梦，或要远远逃离故土的人。老龚并不认可我的方式，抛出几个问题，第一个便是问我的姓名。老乡的孩子只知道我的姓，这不免就有了尴尬。后来得老龚批评，太易轻信于人。我不能不服他的警惕，跟法制沾了邊，整天跑的单位是“公检法司”，如果不比常人多出一份对人对事对物的本能怀疑，就有愧于这个职业的性质。但轻信是骨子里生就的，如同习惯，即使有了一定的年龄和阅历也没能让自己世故起来。况且对我而言，轻信他人比怀疑更简单容易。
平时没什么事时，老龚会挤进我和燕子的谈话，反正聊天，多个人多个话题，再互相掐一下，怎么都能聊出一团乱笑。和阿彤一样，老龚也来自兵团，原在企业做办公室主任，还有个诗人的头衔。写诗的人对生活总是有着不一般的想法，与普通人对生活的期待不一样，如我，只为立足，喜好只能封沉于黑暗。
毕竟是做过企业领导的人，无论说话还是行事，老龚都比我们想得周全。既有飞翔思维，又务实肯干，再加上原来的广泛人脉，老龚可说是能文能武，实在也是人才。所以，不过一年的时间，老龚就被提拔为副总编，成了我们的领导。
当了我们领导的老龚表面上没什么太大变化，照样跟我们嘻嘻哈哈，但我还是觉出他慢慢生出来的疏离。也许人的位置不一样，情感的角度也会不一样。只说高处不胜寒，那高处，很多时候其实是自己要的，那寒，似乎一件外衣，站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身不由己要穿。虽然觉出疏离，却未曾感受那层薄寒，也或许是我反应过于迟钝，当他人的尖言利语失去，都一派温和地叫他“龚总”，我还是没心没肺地沿用着之前的称呼，一口一个“老龚”。老龚其实年岁不大，偏就被我喊老了。当然我也偶尔会看到他脸上闪过的不快，或者是尴尬，却总是忽略掉。有时候电话里，他像是无意、又很刻意地说“我是小龚”，到我这里，又成了“哦，老龚啊！”我们拔河一般，过分地瞅着绳索中间那个结的移向，但这种力量太过均衡，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把那个结挪动半分，他依然“谦逊”称自己“小龚”，我也执拗地冠他“老龚”。 4
已经忘了燕子是要出什么妖蛾子，一个排版人员竟然要上稿，还不屑于空挂名，把我拉过去当枪手。小孟开车顶着大雪和小双把我们送到采访单位，临走时说一句“采访完呼一下，来接！”一副很冷峻的样子走了。我知道他的冷峻很快会消融，他的表情会在和小双几句话之后变得邪恶，厚肿的眼皮下面，笑眯了的小眼睛几乎失去踪迹。我们一直在拿小孟的小眼睛说事，他常常要气急败坏地说，小眼睛聚光！我在他眼前左摇右晃，纳闷地问，聚的光在哪？这时的小双，一对虎牙要呲上好久都不肯收进去。
采访很顺利，采访对象是提前安排好了的，什么类型、年龄段，条件一旦固定，目标就明确了。几个女子依次而来，清一色的素颜，却有着浓妆之下不曾有的简洁与素朴，还有清丽秀美。有羞涩之心的，会低了眉眼，一问一答间总是会作些掩饰；不那么在意的，倒恨了不是舞台，不能挥衣舞袖，翘着兰花指咿咿呀呀。做为人所不齿的事，理由自然各一，有人为了生活，有人为了爱情，还有人懵懂，只道涉世不深，一步错，便步步错，回头已不见岸，还有呢，玩世不恭，单纯只为体验。燕子是警察世家，又是警察家属，与守候一旁的女警相熟，两人低了声息聊些家长里短，聊到开心处，唇角皆绽出花来。这时候，低了眉眼的女子忍不住抬头看定她们，满眼的艳羡。闲处的安定、自然，在失去自由的人眼里，也温暖成一道风景。采访结束跟燕子说起那女子的眼神，我只是唏嘘，她却怔愣之间神情已黯然，眼中泛起泪光。在等候小孟时，爱说笑的燕子竟沉默在纷扬的大雪中，宽厚的背影在茫茫的白雪之中安静素然，好似一朵雪莲，孤独寒绝。我无法解读燕子，她本来是个美丽绝然的女子，患心脏病吃了过多的激素药，由美人变成了胖美人，内心便多愁善感起来。善感但不敏感，更不多疑，脸上时常弥漫着笑意，让人在面对她时通常是不肯设防的，但同时她的唇齿也是伶俐的，她对于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反应迅速而有力，通常我还在别人的冷言峭语中处于发懵状态，她已舞着寒光闪烁的剑将对方逼退。她的宽仁与豁达时时给我错觉，总以为她应该是行过万水千山，看过人世沧桑，甚至历过人间轮回，但事实上她只不过长我三个年头。虽然，她的凌厉也会如一道闪电，仓促而激烈地闪过，只是我们还没来得及惊异时那道闪电便悄然沉寂，反让我们的仓促像退潮瞬间的暗礁，湿淋淋地突兀在潮水中。在新疆的幾年时光里，燕子温厚与尖锐并存的行事风格让她成为我的偶像。
燕子最终放弃独自署名，她的放弃没有道理，又似乎顺理成章。她开启了我的枪手生涯，又顺手将它结束。她的悲悯，常态而又奇崛，她的柔软，像暗里的空，伸手皆是，又触摸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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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孟来杂志社之前，我采访从来都是坐公交车，包里揣张市区图，去哪儿坐几路车，提前打探好，写在纸上，车上再拿出地图研究。没有方位感，地图真是用来装样子的，若遇了车上有人热情，主动来问去哪儿，于是采访地点在下车多少米后左拐或右转，就都清楚了。
小孟是老龚介绍过来的。那时小双是发行人员，却又不是现如今的发行概念，他的杂事很多，回想起来，一个正经的理工男，还是总编的儿子，在杂志社里做些杂务真是荒废了他的才华和时光。但那时并不觉得小双被荒废和辜负，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得有头有绪，让人说不出一点不是，完全符合他理工男的标签。小孟来了之后，除了帮衬小双发行事务，还兼着开车。那时社里唯一一辆桑塔纳轿车是常务副主编拉来的赞助，说是赞助，实际还是付了几万块钱的。车是领导的坐骑，象征身份，有独享性。小孟其实是非常冷傲的人，脸上的表情很少有阳光灿烂的时候，跟他说话总免不了有些发怵，那浓重的新疆口音里时时透着不耐烦，像被人惹怒了一般。我老担心他会爆发，一米八七的小伙子，真要发作起来，绝对有半颗原子弹的威力。好在，他也只是看着不耐烦。起初，小孟并不那么合群，做过生意的人，大抵是有一颗睥睨世界的心，我们这些摆弄文字、弱弱地挣几个稿费的穷酸之人入不了他的眼。但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变化的缘由就是跟着老龚蹭了几回车，上赶着跟他搭腔聊天，受了委屈抱怨爆粗口时也从不避他。于是冷傲的小孟于我们就有了丝丝缕缕的春天的气息，等这气息一浓，温暖就辽阔了，止也止不住。再出车，哪怕只是去送个文件或取什么东西，也要悄声招呼一声，我们便各自寻找借口，约了一块出门——能有什么事呢？就是蹭坐车，在车里胡侃乱聊。待小孟办完事，最后总归要商量去哪个地方吃饭。那时候，吃饭真是我们的大事，刮再大的风，下再大的雪，也不能阻止我们一颗胡吃海喝的心。新疆的饭食，无肉不欢，且盘大量大，真正诠释着西北人对于“食”的豪爽。世事之外，风雨之中，我们像嗅觉灵敏的猎犬，奔跑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哪怕只为一碗面，也乐在其中。如今想来，所谓酒肉朋友，大概我们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人情越来越世故，也许只有食物才能让一颗冷寒的心变得有温度有热度，也只有在美食之中，才能忘却身外的寒冷，忘却人世的凉薄。
小孟祖籍山东，说话大气，很有大男子主义的味道。他最常跟我们说的，是他的女友，因是女友追的他，所以说时又故意表现出很多不耐烦。我与燕子就那么上当了，经常摆出街道大妈的架势来教训他，一旁的小双，连女朋友都没有，却与小孟站在同一阵营，可着劲儿替小孟辩护。后来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小孟直接把我们载到女友单位，一见面，才见识高壮粗猛的小孟极为温柔的一面，原来在我们面前所有的不耐烦都是只为掩饰他的羞涩，甜蜜是捂不住的，他用另类的方法诠释着一个大男孩的甜蜜，而我们自以为是的训导，不过是为他的甜蜜发酵加温而已。唯有小双不谙男女之情，连呼上当，向我们示好一般一头扎进批判小孟的阵营。一车人似乎总在吵吵闹闹，从未有过消停，也未有过固定的盟友，嘴上打着乱仗，关系却在这种不讲缘由没有章法的相聚中越来越紧密。欢快的时光，总是过得比较快，倏忽，几年就那么过去了。而我，临着离开也越来越近，只是那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在这一车人中，貌似最为弱小的我是最早离开的。我离开之后，或许是环境使然，他们再也没有这么一起出来过，在风雪天里，在炎炎酷夏，一边拌着嘴，一边搜寻美食。时间在前行的途中，过往的事物并不全部在时间之上，我们回头，有些东西已被抖落掉，有些东西，则鲜明如昨。 很多年后，小孟来到北京，这时候的他已经是某出版社一个中层干部，他说话的神态未变，我还是担心他会在某句话后会因了某事发作。他却平和了许多，有了临近中年的稳重与踏实，他的激进与傲慢像件被洗白的外衣，或许能看出那痕迹，但也只是痕迹，还是隐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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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杂志社越来越庞大的人事愈来愈复杂，领导和领导之间因权力的不均衡而形成对立，表面的一团和气下是暗潮汹涌，不同部门的人员也暗暗地、却泾渭分明地选择好自己的立场。我或许是这暗潮之中最置身事外之人——直到所有矛盾公开，派别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遮掩，才发现自己在两派之间的毫发无损，并非源于我的懵懂或是有左右逢源之术，而是一干人刻意的保护。
小双就是其中一个。
与总编的父子关系，注定小双无法逃脱这场权力游戏。我总记得他越来越紧皱的眉头，两颗硕大的虎牙不再那么放肆地外露，甚至，他的额头密集着的一层暗淡让我时时想到“印堂发黑”，可见在这场与他无关的你来我往的争斗中，他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所幸，他行事的认真与严谨让所有人都无可挑剔，每周例會，他在表达问题时也十分公正客观，从未借题发挥说些有指向的话，他的冷静与理性完全不是那个在车上跟我们胡侃乱聊的男生。因为迟钝，我没看出社里的分门别派，更未觉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其实，迹象是有的，有好几个人曾试探过，甚至还有赤裸些的，诱导性地说些谁能力更强大之类的话，我自动忽略掉话后面的意味，仅把这场权力之争当成了普通的矛盾而已，想法不一样，观念不尽同，有些矛盾也是正常！这自是当年我的幼稚，可许多年后，我依然执着于这样的幼稚。后来有人总结我其实并不适合做一名记者，因为我习惯置身热闹之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缺乏记者应有的敏锐和胆识。我很认同这个总结。
我无法想象，小双并不高大的身躯竟有着大鹏一样的双翅，他悄然将我护在翼下，既不让这派伤我，亦防守着另派对我的中伤，风雨在外，我竟安然。当两派之争彻底公开化时，我才发现自己一路行程的惊险——走得最近的几个人皆稳当站立左右，因为毫无心肺，我的一言一行，反而有了双面间谍的味道，在有些人看来，我并非与世无争，不过是自以为在各方诸侯里游刃有余，也许是如墙头草，只为了等待结果明朗之后的投奔而已。小双懂我的无心，他从不曾因此疏远于我，或许他能明白，无论世事，不管红方黑方，皆有恩于我，没有投奔，只有尊敬。
只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的安然若素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和认同，于是终被莫名卷进一些是非之中。我习惯于身边人的开诚布公，应付不来曲里拐弯的的流言蜚语，伏在桌上，唯有伤心流泪。燕子安慰半晌，给老龚打了个传呼。老龚和小孟正在去外区县参加活动的路上。收到传呼，他们掉头回返。老龚一言不发，拉起我就走，好似我们初次去采访，他拉着我在雪中狂奔。那时我虽错过戈壁的壮观雪景，却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安然回城。
车上，老龚待我略有平静才说了一句话，什么都甭想，只管跟我们走！
采访回来，小双告诉我，来了个新人，漂亮。他看看我，呲着一对虎牙，笑得诡异，说，长得很高。我的八卦之心才发芽，还没拱出地面见到阳光，便被他这一板子给拍死了。我来自江南，有江南女子的小，却失了江南女子的玲珑，肩宽背厚，骨骼饱满，于是对于好看的女子，我是喜欢且忍不住要品评的；但若生得高，我先是忍不住要心生嫉妒，再装不屑的。没办法，女人的天性使然。好在我虽不见半分精致，偶尔还可以在文字里挥衣舞袖，咿咿呀呀地扮青衣，唱花旦。奇怪的是小双，明明就是生于斯长于斯，大西北的地理、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都足以将他养成个彪形大汉，可他就是长得灵秀细腻，不见半分粗砺，也没有本土很多男人身上的那种戾气。我想也许是他在武汉上大学时，被长江水给滋养了，还有南方的风，湿润润的，不带一丝蛮劲，就那么温柔地吹，再粗糙的男子，怕也经不住这样的柔情吧，不知不觉就有了南方的味道。
办公室的人不多，采访的去采访，办事的去办事，余下的就安安静静地干着自己的工作。这是一间大办公室，几个柜子成了屏风，隔出相对独立的几个空间，每个空间是相通的，偏个头，也许正好就与总编大人审视的目光相逢了。见我反应冷淡，小双两颗虎牙又闪了闪，说，猜猜，快猜猜她多高。我犹豫猜与不猜，他却兴奋起来，没等我的态度明确，已脱口而出，至少有一米七五！你说女孩子要这么高干嘛？
我正要做出一副不闻世事的样子，却忽地想起，这个平时严肃得可爱，现在又八卦得可恨的男孩还没有女朋友呢。我脑洞大开，把小双重又扯拉过来，知心姐姐一般，快说，这高个子的漂亮妹妹是不是你的目标？我没忍住挤眉弄眼。小双如我预期地羞涩起来，他每次羞涩都特别明显，想让人看不出来都难——整张脸都是红的。偏他还要掩饰，还要耍贫，我觉得跟你合适，做你保镖是可以的！
初见新来的美女同事阿彤，长腿细腰，明眸皓齿，果然让人眼前一亮。美女倒是直爽、大方，办公室的人个个招呼着，不知是不懂底细不肯轻慢了谁，还是年少老成。漂亮的女生本来就招人喜欢，还不扭捏做作，由不得我一开始生出来的那份抗拒转为欢喜。传言呢，阿彤来自兵团，是军区某位领导介绍来的，在我们这一拨人里，就算是有背景的人了。许是因了我也是军人家属，在或有或无的背景墙上我俩有那么浅浅的一点交集，海拔高度的差异竟同时被我们忽略，彼此都表现出一见如故的投缘来。小双对此则表现得很不屑，一味只说缘因我俩都很男人。阿彤就很男人地说，这世界男人都不肯男人了，只好让我们女人来男人。我惊讶不已，本以为才二十出头的阿彤正是天真烂漫的年龄，不想她的言语里却有着千山万水走过的深刻和睿智。
阿彤被放在广告部，广告部是纯粹的创收部门，以阿彤的貌美，再以她背后的关系，不来创造财富实在暴殄天物。我们都有这样阴暗的心理，觉得美丽是吸铁石，可以毫不费力地吸取很多财富，何况，她还有一定的背景。阿彤似乎并不肯担待我们的期待，对压上来的广告任务毫无要去完成的意思，每天像我们一样来坐班，看着谁有空了，坐到谁跟前，聊天、吹牛，也不在意她的笑声有多响亮，根本不像我们顾忌着在总编的眼皮子底下，说个笑话有时还要轻着嗓子，笑起来经常是悄没声息，光咧嘴。
没什么具体事务，闲在办公室总有些扎眼，阿彤改了战略，不再整点上班下班，而是来得晚走得早。以她的工作性质，时间不固定倒属正常。我再出去采访，有时就会邀了阿彤一起，她人虽跟着我出来了，并无心做什么采访，只说做这样的记者无聊，追的是案子，看的是卷宗，聊的对象不是毫无表情的警察就是低了眉眼的嫌犯，翻来覆去都是压抑的事件，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倒不如安静地守着一种生活，看云卷云舒。她说时并无半点激昂，毫无往日几个要好的人在一块冷嘲热讽、互相挤兑时言语的激烈。
我正行走在马路牙上，为了保持在狭道上的平衡，不得不张开双手，以一种飞翔的姿势向前。她的话止住了我的飞翔，我企鹅般从马路牙上趔趄到平坦的地面，海拔差瞬间又拉大了，我不得不仰望于她。于我，法制记者并不是最爱，但当时的生活由不得我挑三拣四，能有一份跟文字有关的工作已属奢求。我喜欢的风清月朗只能退居在生活的某个角落，等待崭露头角的时机。我根本无法看透这个年轻的女孩，她有时毫无心肺，有时又高深莫测，既热情坦荡，又安静沉郁。我一度还很努力地鼓动小双去追她，结果发现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的两个人，相处和谐，不过无关风月。
2
除了一间大办公室，当时上级单位还拨给社里单独一间屋子，在二楼，有台电脑，专用来排版，这样就省去了把杂志拿到外面去排的麻烦。燕子独占此间。她原是财会人员，不晓得起了什么心思，偏要去学排版，学成归来整天跟我们说什么方正书版、Photoshop之类，对每个月我们领多少钱，拿一笔稿费要上多少税这样的话题，她是绝口不提了，好像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她的记忆和思维被彻底颠覆，从此当朝再无前朝事。那时网络刚兴起，这唯一一台电脑也成为我们上网的啟蒙，而启蒙的源发地，则是“新丝路”聊天室。休息时间，燕子通常要让出电脑，给我们上网聊天。与陌生人聊天本是件比较私密的事，但我们经常四五个人挤在电脑跟前，无论谁占了聊天的位置，剩下的几位一定是要七嘴八舌地参与，说是私聊，却是一帮人在和一个人聊。有时看到屏幕上对方发过来的话，若是有了暖昧的味道，大家就哄笑起来，甚或有人还想引诱着对方继续说些更露骨的话。幸好那时人对网络的了解还不是非常透彻，也不敢太过放肆，即便说些暖昧不清的话，总还算端得住自己，懂得适可而止。我在小双的指引下，有了网名，有了固定的聊友，而他们也知道我旁边的小双和阿彤，有时候电话找过来，若小双和阿彤在，他俩必不闲着，一边一个把耳朵贴过来，因了电话那端的某句话，我还未及开口，这两人已你一言我一语地冲着电话喊开了。我按下电话免提，走得远点，好家伙，这两人居然一点不含糊地跟人聊得热火朝天。所以，我的网友也一定是他们的。现在想想，那时的网友间，是真单纯的友谊；而我们，也真过了一段欢实的日子。
没多久，单位附近新开了一家网吧。阿彤请我上网，二十五块钱一小时，那时还真是舍得。我用的那台电脑没有五笔，拼音打得慢，加之南方人对前鼻音后鼻音，卷舌撮口分得不那么明显，没有联想功能的拼音又规矩得不得了，一点点提示都不给，有时几分钟还没打出两个字，对面是新聊友，不知道这头的事，便秘一样的聊天任谁也没有这个守候的耐心，等我好不容易打出一行字，屏幕上显示聊友已退出了房间。反复几回，我索性退了电脑，坐到阿彤的身边，看她舌战群雄，时不时地还跟我糟践一下某个人，丝毫不顾及形象地吐出几句脏话。这时候的阿彤，才表现出她的率真来，不带一点儿遮掩。但一离开网络，归于现实之后，她却像身披了战甲，你根本无法击中她身体的某个部位，除非，她肯低下头。 阿彤并没有她表面那般快乐，我能感受到，但她既不说，我亦不能问。
乌鲁木齐的夏天是舒服的，昼夜的温差让夜晚有着南方无法达到的清凉与舒适，而时差则让夜晚变得更加漫长。那年夏天，整个乌鲁木齐似乎都在激动中，香港回归的兴奋余震一样一直持续着，人民广场每晚都像是在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派对，常常天色还未向晚，广场就已是人群欢涌，热闹非凡。在乌鲁木齐已生活两年，依旧习惯北京时间的作息，通常是十点之前就陪着女儿开始准备入睡。小双和燕子都曾讥笑我，说十点钟的乌鲁木齐，夜生活还没有开始呢。我没有夜生活的概念，只因循时间的规律和身体的生物钟，有时为了赶稿开夜车，熬过十二点，大脑皮层已开始兴奋，身体却疲累到无以复加，这时候再睡，却是连觉都没有了，或者浅浅入眠，如蜉蚴于水上。
那天已过十点，收到阿彤的传呼。下楼用公用电话给她回过去，却是要我去人民广场。快出来，我们等你！她欢快地说。我问“我们”是谁？她说一群网友啊，想要见你。我直接回绝。听到那边一阵一阵轰涌的笑声，还有人冲着电话在叫嚷，就像网友给我电话时，小双和阿彤在旁边的无所顾忌。我忽觉这是阿彤在用我的方式来回报我对她的不设防：我毫不掩饰“仇高”的心理，却依旧坦然立定在她的身边；从来都不曾私有过的网友，她和小双可以随性介入我们所有的话题；从未过问她的背后，即使传言和流言像墨水一样，将她的美丽与姣好涂染得失去本性——最终我没接受她的邀请，究根到底，我并不是一个喧哗的人，对于陌生的人群，总是先发制人地排拆和抗拒，我并不想唐突而轻率地进入一个我不熟悉的世界。
在这之后没多久，阿彤离开了杂志社。没有专程的告别。她来的时候有小双告诉我，离开却无人提及。算起来，她只在杂志社待了三四个月。一年后的某天黄昏，在广场遇了阿彤，她高挑的个子淹没在人群里并没有单独和我在一起时那么鲜明突出，反倒是她看到我，过来打招呼。旁边一个小伙，个头并不比阿彤高，两人站在一起，更衬出阿彤的挺拔与端正。小伙神情有些倨傲，阿彤说，这是她的未婚夫。说时，脸上是寡淡的，这样的寡淡在日渐暗淡的暮色里，有种无法言说的寂寞。阿彤说，她去了部队院校，现在在上学呢。广场的人真多啊，人声鼎沸中，我无法完全听清阿彤呓语似的话语，但我清晰地感知到她的不快乐。
数年后，在北京接到阿彤的电话，她还在军校，是一名教员了，至于她教授的是什么，她不说，我仍是不问。既是教员，总有她可教授的东西，只是这么多年，她可还有过那夜在电话里放肆而欢快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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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的冬天很漫长，不过漫长的冬天并不寂寞，总是伴随着一场场纷扬的大雪。我对雪的概念完全偏重于幼时每年的一两场雪，所谓大雪，也不过是一落即化，像下了一场细长的雨，把田间地头的土给润湿了。乌鲁木齐给了我这个南方人绝对的震撼，果然是广袤之地，随随便便一场雪就又大又密，让我明白所谓“鹅毛大雪”绝非夸张或是形容。除了鹅毛大雪，还有细密结实的小雪粒，不是飘落，是砸落，打得脸生疼。在这样的天气里跑采访，对我们来说是常有的事，突发的事件或既定的安排，极少因天气变化而改变行程。第一次和老龚一块儿采访是去监狱，我是缺了方位感的人，而他是个极其敏锐的人。采访结束出来，才发现雪飘得没有边际，地上已是厚厚一层。监狱在戈壁滩上，放眼望去，满目银白，连东西南北都淹没了。我讶异于戈壁滩上茫茫白雪覆盖的壮观，而忽略时间已近黄昏，童心大发，欢叫着一心扑向平坦无垠的戈壁，却被老龚一把拉住在大风雪里狂奔，一边跑一边大喊，只怕再晚就没车进城了。十几分钟后到达车站已是气喘不已，没几分钟就来了辆小巴，果然，这是发往城里的最后一趟车，因了大雪，因了路途的遥远。
在大雪中一起狂奔，说起来总是更有一些浪漫色彩，我和老龚也因此而关系密切起来，在几次专题策划里，都是我俩在一组，采访、写稿，我是他稿件的责任编辑，他亦是我稿件的责任编辑。合作得久了，彼此间就多了几分默契。有次，一个老乡曲里拐弯地要了我的电话打过来，说他的儿子在乌鲁木齐打工，却受不了这里的苦，而工地又不肯中途把工钱支付了，要我帮助孩子要回工钱。以为是让我出面摆平这事，义愤填膺之下满口答应，放下电话掂量了一下自己的份量，似乎还没足够的能力和勇气去跟人交涉。老龚听罢轻笑，说出一二三四几条来，条条都是正义正气，又自告奋勇帮我力担此事。结果他要过那孩子电话一问，竟只是想借点钱回家，至于讨公道要工钱之类，根本就是老乡自己的想法。第二天，孩子过来取钱，约好就在单位大门口见。大门口有哨兵，不至于有什么危险。老龚不放心，跟随而来。他身材高大，严肃起来确有几分威严。我用家乡话跟老乡的孩子聊了几句，这也是种试探的方法，乌鲁木齐南方人不多，我家乡的人更喜欢广东和福建，能来大西北的，多是心里有梦，或要远远逃离故土的人。老龚并不认可我的方式，抛出几个问题，第一个便是问我的姓名。老乡的孩子只知道我的姓，这不免就有了尴尬。后来得老龚批评，太易轻信于人。我不能不服他的警惕，跟法制沾了邊，整天跑的单位是“公检法司”，如果不比常人多出一份对人对事对物的本能怀疑，就有愧于这个职业的性质。但轻信是骨子里生就的，如同习惯，即使有了一定的年龄和阅历也没能让自己世故起来。况且对我而言，轻信他人比怀疑更简单容易。
平时没什么事时，老龚会挤进我和燕子的谈话，反正聊天，多个人多个话题，再互相掐一下，怎么都能聊出一团乱笑。和阿彤一样，老龚也来自兵团，原在企业做办公室主任，还有个诗人的头衔。写诗的人对生活总是有着不一般的想法，与普通人对生活的期待不一样，如我，只为立足，喜好只能封沉于黑暗。
毕竟是做过企业领导的人，无论说话还是行事，老龚都比我们想得周全。既有飞翔思维，又务实肯干，再加上原来的广泛人脉，老龚可说是能文能武，实在也是人才。所以，不过一年的时间，老龚就被提拔为副总编，成了我们的领导。
当了我们领导的老龚表面上没什么太大变化，照样跟我们嘻嘻哈哈，但我还是觉出他慢慢生出来的疏离。也许人的位置不一样，情感的角度也会不一样。只说高处不胜寒，那高处，很多时候其实是自己要的，那寒，似乎一件外衣，站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身不由己要穿。虽然觉出疏离，却未曾感受那层薄寒，也或许是我反应过于迟钝，当他人的尖言利语失去，都一派温和地叫他“龚总”，我还是没心没肺地沿用着之前的称呼，一口一个“老龚”。老龚其实年岁不大，偏就被我喊老了。当然我也偶尔会看到他脸上闪过的不快，或者是尴尬，却总是忽略掉。有时候电话里，他像是无意、又很刻意地说“我是小龚”，到我这里，又成了“哦，老龚啊！”我们拔河一般，过分地瞅着绳索中间那个结的移向，但这种力量太过均衡，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把那个结挪动半分，他依然“谦逊”称自己“小龚”，我也执拗地冠他“老龚”。 4
已经忘了燕子是要出什么妖蛾子，一个排版人员竟然要上稿，还不屑于空挂名，把我拉过去当枪手。小孟开车顶着大雪和小双把我们送到采访单位，临走时说一句“采访完呼一下，来接！”一副很冷峻的样子走了。我知道他的冷峻很快会消融，他的表情会在和小双几句话之后变得邪恶，厚肿的眼皮下面，笑眯了的小眼睛几乎失去踪迹。我们一直在拿小孟的小眼睛说事，他常常要气急败坏地说，小眼睛聚光！我在他眼前左摇右晃，纳闷地问，聚的光在哪？这时的小双，一对虎牙要呲上好久都不肯收进去。
采访很顺利，采访对象是提前安排好了的，什么类型、年龄段，条件一旦固定，目标就明确了。几个女子依次而来，清一色的素颜，却有着浓妆之下不曾有的简洁与素朴，还有清丽秀美。有羞涩之心的，会低了眉眼，一问一答间总是会作些掩饰；不那么在意的，倒恨了不是舞台，不能挥衣舞袖，翘着兰花指咿咿呀呀。做为人所不齿的事，理由自然各一，有人为了生活，有人为了爱情，还有人懵懂，只道涉世不深，一步错，便步步错，回头已不见岸，还有呢，玩世不恭，单纯只为体验。燕子是警察世家，又是警察家属，与守候一旁的女警相熟，两人低了声息聊些家长里短，聊到开心处，唇角皆绽出花来。这时候，低了眉眼的女子忍不住抬头看定她们，满眼的艳羡。闲处的安定、自然，在失去自由的人眼里，也温暖成一道风景。采访结束跟燕子说起那女子的眼神，我只是唏嘘，她却怔愣之间神情已黯然，眼中泛起泪光。在等候小孟时，爱说笑的燕子竟沉默在纷扬的大雪中，宽厚的背影在茫茫的白雪之中安静素然，好似一朵雪莲，孤独寒绝。我无法解读燕子，她本来是个美丽绝然的女子，患心脏病吃了过多的激素药，由美人变成了胖美人，内心便多愁善感起来。善感但不敏感，更不多疑，脸上时常弥漫着笑意，让人在面对她时通常是不肯设防的，但同时她的唇齿也是伶俐的，她对于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反应迅速而有力，通常我还在别人的冷言峭语中处于发懵状态，她已舞着寒光闪烁的剑将对方逼退。她的宽仁与豁达时时给我错觉，总以为她应该是行过万水千山，看过人世沧桑，甚至历过人间轮回，但事实上她只不过长我三个年头。虽然，她的凌厉也会如一道闪电，仓促而激烈地闪过，只是我们还没来得及惊异时那道闪电便悄然沉寂，反让我们的仓促像退潮瞬间的暗礁，湿淋淋地突兀在潮水中。在新疆的幾年时光里，燕子温厚与尖锐并存的行事风格让她成为我的偶像。
燕子最终放弃独自署名，她的放弃没有道理，又似乎顺理成章。她开启了我的枪手生涯，又顺手将它结束。她的悲悯，常态而又奇崛，她的柔软，像暗里的空，伸手皆是，又触摸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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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孟来杂志社之前，我采访从来都是坐公交车，包里揣张市区图，去哪儿坐几路车，提前打探好，写在纸上，车上再拿出地图研究。没有方位感，地图真是用来装样子的，若遇了车上有人热情，主动来问去哪儿，于是采访地点在下车多少米后左拐或右转，就都清楚了。
小孟是老龚介绍过来的。那时小双是发行人员，却又不是现如今的发行概念，他的杂事很多，回想起来，一个正经的理工男，还是总编的儿子，在杂志社里做些杂务真是荒废了他的才华和时光。但那时并不觉得小双被荒废和辜负，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得有头有绪，让人说不出一点不是，完全符合他理工男的标签。小孟来了之后，除了帮衬小双发行事务，还兼着开车。那时社里唯一一辆桑塔纳轿车是常务副主编拉来的赞助，说是赞助，实际还是付了几万块钱的。车是领导的坐骑，象征身份，有独享性。小孟其实是非常冷傲的人，脸上的表情很少有阳光灿烂的时候，跟他说话总免不了有些发怵，那浓重的新疆口音里时时透着不耐烦，像被人惹怒了一般。我老担心他会爆发，一米八七的小伙子，真要发作起来，绝对有半颗原子弹的威力。好在，他也只是看着不耐烦。起初，小孟并不那么合群，做过生意的人，大抵是有一颗睥睨世界的心，我们这些摆弄文字、弱弱地挣几个稿费的穷酸之人入不了他的眼。但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变化的缘由就是跟着老龚蹭了几回车，上赶着跟他搭腔聊天，受了委屈抱怨爆粗口时也从不避他。于是冷傲的小孟于我们就有了丝丝缕缕的春天的气息，等这气息一浓，温暖就辽阔了，止也止不住。再出车，哪怕只是去送个文件或取什么东西，也要悄声招呼一声，我们便各自寻找借口，约了一块出门——能有什么事呢？就是蹭坐车，在车里胡侃乱聊。待小孟办完事，最后总归要商量去哪个地方吃饭。那时候，吃饭真是我们的大事，刮再大的风，下再大的雪，也不能阻止我们一颗胡吃海喝的心。新疆的饭食，无肉不欢，且盘大量大，真正诠释着西北人对于“食”的豪爽。世事之外，风雨之中，我们像嗅觉灵敏的猎犬，奔跑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哪怕只为一碗面，也乐在其中。如今想来，所谓酒肉朋友，大概我们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人情越来越世故，也许只有食物才能让一颗冷寒的心变得有温度有热度，也只有在美食之中，才能忘却身外的寒冷，忘却人世的凉薄。
小孟祖籍山东，说话大气，很有大男子主义的味道。他最常跟我们说的，是他的女友，因是女友追的他，所以说时又故意表现出很多不耐烦。我与燕子就那么上当了，经常摆出街道大妈的架势来教训他，一旁的小双，连女朋友都没有，却与小孟站在同一阵营，可着劲儿替小孟辩护。后来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小孟直接把我们载到女友单位，一见面，才见识高壮粗猛的小孟极为温柔的一面，原来在我们面前所有的不耐烦都是只为掩饰他的羞涩，甜蜜是捂不住的，他用另类的方法诠释着一个大男孩的甜蜜，而我们自以为是的训导，不过是为他的甜蜜发酵加温而已。唯有小双不谙男女之情，连呼上当，向我们示好一般一头扎进批判小孟的阵营。一车人似乎总在吵吵闹闹，从未有过消停，也未有过固定的盟友，嘴上打着乱仗，关系却在这种不讲缘由没有章法的相聚中越来越紧密。欢快的时光，总是过得比较快，倏忽，几年就那么过去了。而我，临着离开也越来越近，只是那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在这一车人中，貌似最为弱小的我是最早离开的。我离开之后，或许是环境使然，他们再也没有这么一起出来过，在风雪天里，在炎炎酷夏，一边拌着嘴，一边搜寻美食。时间在前行的途中，过往的事物并不全部在时间之上，我们回头，有些东西已被抖落掉，有些东西，则鲜明如昨。 很多年后，小孟来到北京，这时候的他已经是某出版社一个中层干部，他说话的神态未变，我还是担心他会在某句话后会因了某事发作。他却平和了许多，有了临近中年的稳重与踏实，他的激进与傲慢像件被洗白的外衣，或许能看出那痕迹，但也只是痕迹，还是隐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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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杂志社越来越庞大的人事愈来愈复杂，领导和领导之间因权力的不均衡而形成对立，表面的一团和气下是暗潮汹涌，不同部门的人员也暗暗地、却泾渭分明地选择好自己的立场。我或许是这暗潮之中最置身事外之人——直到所有矛盾公开，派别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遮掩，才发现自己在两派之间的毫发无损，并非源于我的懵懂或是有左右逢源之术，而是一干人刻意的保护。
小双就是其中一个。
与总编的父子关系，注定小双无法逃脱这场权力游戏。我总记得他越来越紧皱的眉头，两颗硕大的虎牙不再那么放肆地外露，甚至，他的额头密集着的一层暗淡让我时时想到“印堂发黑”，可见在这场与他无关的你来我往的争斗中，他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所幸，他行事的认真与严谨让所有人都无可挑剔，每周例會，他在表达问题时也十分公正客观，从未借题发挥说些有指向的话，他的冷静与理性完全不是那个在车上跟我们胡侃乱聊的男生。因为迟钝，我没看出社里的分门别派，更未觉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其实，迹象是有的，有好几个人曾试探过，甚至还有赤裸些的，诱导性地说些谁能力更强大之类的话，我自动忽略掉话后面的意味，仅把这场权力之争当成了普通的矛盾而已，想法不一样，观念不尽同，有些矛盾也是正常！这自是当年我的幼稚，可许多年后，我依然执着于这样的幼稚。后来有人总结我其实并不适合做一名记者，因为我习惯置身热闹之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缺乏记者应有的敏锐和胆识。我很认同这个总结。
我无法想象，小双并不高大的身躯竟有着大鹏一样的双翅，他悄然将我护在翼下，既不让这派伤我，亦防守着另派对我的中伤，风雨在外，我竟安然。当两派之争彻底公开化时，我才发现自己一路行程的惊险——走得最近的几个人皆稳当站立左右，因为毫无心肺，我的一言一行，反而有了双面间谍的味道，在有些人看来，我并非与世无争，不过是自以为在各方诸侯里游刃有余，也许是如墙头草，只为了等待结果明朗之后的投奔而已。小双懂我的无心，他从不曾因此疏远于我，或许他能明白，无论世事，不管红方黑方，皆有恩于我，没有投奔，只有尊敬。
只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的安然若素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和认同，于是终被莫名卷进一些是非之中。我习惯于身边人的开诚布公，应付不来曲里拐弯的的流言蜚语，伏在桌上，唯有伤心流泪。燕子安慰半晌，给老龚打了个传呼。老龚和小孟正在去外区县参加活动的路上。收到传呼，他们掉头回返。老龚一言不发，拉起我就走，好似我们初次去采访，他拉着我在雪中狂奔。那时我虽错过戈壁的壮观雪景，却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安然回城。
车上，老龚待我略有平静才说了一句话，什么都甭想，只管跟我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