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市，“征用”了重庆市、黄石市、慈溪市还有其他更多地方从境外采购的口罩，据报道，数量或达到120万个。重庆、黄石、慈溪通过官方交涉无果，最后是在舆论监督下，大理才认了错，退还尚未使用的物资，已被使用的按价补偿，该市也被云南省通报批评。
　　对一个人也好，一个机构也好，要解释其突然发生的荒唐行为，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就是倒推法，也叫“逆向工程”。如果大理市（或者缩小到该市卫生健康局）知道最终是这样一种后果，它还会不会这样干？当然不会，因为结果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口罩要退，批评要挨，卫生健康局局长也已经被免职，市长也出来道歉。
　　在做出“征用”的决策之前，当事者一定设想过后果，只是没有设想到今天这一个结果。他们或许进行过一番沙盘推演，考虑过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能敷衍就敷衍，能抵赖就抵赖，最后实现吞没过境物资，后续予以钱款补偿的目的。这种情况最为合算，因为如果顺利实现，相当于金融上的负利率透支—在所有人都饥饿的时候拿走馒头，然后在所有人都吃饱了之后还回去。
　　第二种，即便此事违法，在道义上也毫无立足之地，但出于山头自保的需要，“造福一方”，于无法可想处想出好办法，也许仍能赢得上下同气的团结应对，如果上级丧失原则，可能予以保护，还赢得民间口碑。
　　前面几点没有实现，但在“口碑”这一点上，的确从网络上获得了零星同情的回应。一个大社会里，总有一些角落是不需要是非、“哪里来那么多对错”的，前提是，我必须是获益者。

结果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口罩要退，批评要挨，卫生健康局局长也已经被免职，市长也出来道歉。

　　第三种，可能没有多少理性算计，只是一种直觉反应—拿下再说。战时状态，也分两种，现代的，就是顾全大局服从命令；而前现代的，则是互不隶属，各干各的。北洋打仗，南洋袖手，这是清末故事；民国时期，也是各怀鬼胎，自保为要。
　　也就难怪有评论会说，这是“土司心理”作祟，是孙中山先生所謂“一片散沙”状态的阴魂回归。当然，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小。
　　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此行事，不是推演的结果，而是误解了“征用”一词意义，或者直接一点说，就是傻，所以这里不把它单独列为“第四种”。
　　傻，这种状态和许多普通老百姓的无意识行为没有区别—许多人之所以犯错，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在犯错。我们不能否认，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权力的确有可能把自己的角色理解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且在现实中的确一贯如此行事，那么它就会形成惯性，于是在万众瞩目的场合也完全没有自制意识。这和底层混混行事习惯相类，比如在汶川地震现场盗窃，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条件下用疫情诈骗，都是十分愚蠢的行为，只要脑仁大于核桃仁就能想明白，警察啥事不干也会先把你“办”了，因为就算是小事，在特殊时期也变成了大是大非。但他们毫无敏感性，就是沿着习惯行事。
　　不管导致这种行为的心理过程究竟是哪一种，大理市卫健局的行为，都是在一个特别强调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的国家内部，对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呈现出一种昏睡的或者愚蛮的面目。而在一个尤其需要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的特殊时期，这种行为表现为对试图集中力量抵抗疫病的上层意志的高调违背，即便舆论不介入，也必然会受到惩治，体制力量决不会轻易放过。
　　打个生动点的比方，在战争时代，一营要上火线，二营的角色是预备，而二营在战斗打响之前，却缴了一营的械，是可忍，孰不可忍？
　　法治教育，不是单向的，这一点，应该从今天开始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