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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泰戈尔的《戈拉》是一部关注印度转型与复兴的知识分子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泰戈尔通过主人公的“爱”这一线索引出对种姓制度、不可接触制度和妇女歧视问题，提出如何用宗教思想与爱解决印度转型时期的种种问题，认识真实的印度，实现印度的复兴。
关键词：《戈拉》；爱的宗教；印度复兴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的长篇小说《戈拉》是20世纪上半叶描写印度城市生活或者说描写城市知识分子的最优秀的作品。通过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塑造，泰戈尔回答了如何用印度文明的声音为转型时期的印度寻找自己的出路，体现泰戈尔的宗教思想和爱的哲学。
一、爱——驱散障眼的迷雾
小说开头，毕诺业听到游方僧在街头高唱：“笼中飞进一只无名小鸟，不知道它来自何方。我的心栓不住它的双脚，它飞走了，飘然不知去向。”[1]根据故事发展，在毕诺业遇到苏查丽妲和帕瑞什后，又回想起这首诗。这次偶遇象征故事开展的契机，随后信奉印度教的戈拉和毕诺业分别与梵社信徒苏查丽妲和罗丽妲产生爱情，并通过这种超越教派与世俗的爱情战胜自我，认清祖国的现状与自己的心灵，进而激发自己心中的大爱，实现对永恒的“宗教”的追寻，爱情是矛盾的开始也是解决矛盾的钥匙，这“不知来自何方”的“小鸟”正是爱的象征。泰戈尔认为，爱是使一切达到和谐的妙方，因为一切存在的矛盾都在爱中融化、消失。“我们有自己的意志自由，这种意志自由只有在他人意志的自由中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和谐”，因此“我们的最高快乐在爱中，因为在那里，我们在他人身上实现了意志的自由。……在这样的爱中，我们的人格获得了它最高的实现。”也就是说，人的自由意志在爱中实现，在与他人的自由意志的统一中实现。这种以爱为中心的和谐是泰戈尔的诗学追求。[2]
正如毕诺业在文中所说“可以使人整个天性在刹那间觉醒过来的唯一媒介就是这种爱情”， [3]随着爱情的发展，真实的印度得以显现，贯穿其中的是泰戈尔对种姓制度、不可接触制度和歧视妇女问题的批判，泰戈尔认为，应该把对印度的爱培植于对现实的完整了解和理解之中，放在每个个体的内心之爱中。戈拉与苏查丽妲的结合、毕诺业与罗丽妲的结合冲破了种姓制度和不可接触制，自由恋爱冲消除了教派门户之见，四人的爱情是人本主义的，是真正的“宗教”的结合。
二、大爱与宗教精神
除了青年外，小说中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家长角色——梵教家庭的帕瑞什先生与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这两个角色分别是“梵”与“印度的母亲”的化身，代表大爱与真正的宗教精神。
帕瑞什先生作为梵社的领袖，心胸开阔、从容恬静，他不是狭隘的宗派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是高于一切教派的协调和谐的真理即“梵”。这里的梵是古圣梵典的升华，本质上是人本主义的，把爱他人放在第一位。帕瑞什先生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泛神的梵，他曾说过“近来社会不断地受到打击和反击，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神的大业正在完成……对他来说，梵社算得了什么？印度教社又算得了什么？——他看中的只有人”。 [4]在一系列冲突与矛盾后，帕瑞什先生看清教社的真正作用，教派与宗教本身并不相同。作为教派的领导人，帕瑞什先生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教派的发展，没有被动执行前人留下的法则，而是强调主动追求真理，当现实与“神”的大业背离时，要按神真正的旨意行事，尊重人的发展的人本主义思想。所以，当苏查丽妲受到戈拉的影响为印度教辩驳时，帕瑞什先生说：“印度教社会侮辱人，抛弃人，由于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越来越难以维持我们的自尊心了……要是印度教社会不立刻唤醒一切力量，听任这种消耗性的疾病蔓延，那么这种和外面世界自由交往的关系就会给印度教社会一个致命的打击”。在宗教纷杂的印度社会，如何坚守自我，作出是非判断呢？帕瑞什先说说：“在你判断是非之前，先把每一件事和你心中的真理以及你所感到的善的概念调和起来——这样，一切都会变得渐渐清楚起来了。神比一切都伟大，不要在祖国或任何人面前贬低他”。 [5]帕瑞什先生所追求的宗教，正是泰戈尔想为转型期彷徨的印度构想的泛神的爱的新宗教。它服务于全人类，没有偶像崇拜，以爱为行为的最高标准，追求人类共同的福祉。那谁又是这一宗教的践行者呢？
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正是这一理性的化身。在文中，安南达摩依多次被称为“印度的母亲”，戈拉在得知自己的血统后，高声说：“我到处寻找的妈妈原来一直坐在我的屋子里。您没有种姓，不分贵贱，没有仇恨——您只是我们幸福的象征！您就是印度”！ [6]安南达摩依并不在一开始就是作为理性的“印度母亲形象”出現，安南达摩依曾是正统的印度教徒，严格遵守教派的清规戒律，但当她成为爱尔兰血统的戈拉的母亲，便完全放弃教派的制约，安南达摩依对戈拉说：“你可知道和旧习惯分手是从抱你的那一天开始的？只要你怀里抱住一个孩子，你就会确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时生来就具有种姓的。从那一天起，我领悟到假如我看不起一个基督徒或低种姓的人，老天爷就会把你从我手里夺走”。 [7]因此安南达摩依的理性是舍弃种姓、教派的桎梏后达成的。泰戈尔给戈拉一个爱尔兰血统的身份，正是想表达真正的宗教徒是无国界无教派的，高人一等的出身和严格的隔离制度并不是宗教的基础，无差别的大爱是成为一个宗教徒唯一的要求。具备无私母爱的安南达摩依是小说中最具宗教色彩的人物，与她相比较，帕瑞什先生仍会为社会左右，一度因罗丽妲的身份犹疑。而安南达摩依只从无私的母性出发，关心每个人最切身的福祉，给孩子们鼓励和庇佑。泰戈尔之所以把这样一个理想的母亲形象比作印度的化身，正说明他认为真正的印度精神正是这样无私无畏、和谐包容的形象，印度在爱的宗教的带领下必然会突破桎梏，实现复兴。
三、爱的宗教是民族复兴的基石
泰戈尔是一位典型站在时代的交叉口的跨世纪作家，他生活在印度社会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权威崩解，思想解放，新旧杂陈。印度社会文化转型的标志是十九世纪初开始的启蒙运动，主要借鉴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思想，改造传统文化，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泰戈尔的祖父和父亲都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印度作为幸存的文明古国，古代文化辉煌灿烂，而近代以来长期遭受异族统治压迫，在文化上也逐渐式微，被外来文化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的复兴与转型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宗教深深融入印度民族的血液之中，传统的印度教诸多陋习使印度无法摆脱衰败的命运，从宗教改革这一凝聚意识形态的领域入手，启蒙运动渐次展开。三大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共同推进了印度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生活在三大运动时代的泰戈尔参与到启蒙运动中来，用人道主义贯穿其文学的理论和创作，他的文学艺术创作和各种社会活动，在印度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贯穿《戈拉》的思想线索，是对民族复兴的思考。泰戈尔从宗教入手，通过梵社家庭与印度教家庭的矛盾说明改革就宗教建立现代印度宗教的迫切性。对宗教混乱现状的反思在作品中集中体现在哈兰与哈里摩希妮身上，两人分别是梵社教徒与印度教教徒。在当时的印度社会中，这两个人都被视为各自教社“虔诚”的典范，他们象征泰戈尔对宗教保守主义的批判。哈兰精通英语与基督教经典，深受当地英国殖民者的喜爱，他狂热的想融入到英国人的社会去，成为一个“高等印度人”。他看不起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在他的眼里民族只有缺陷毫无希望，他的惟一目标是成为领袖并控制他人。他的行为仍与贯彻种姓制度、不可接触制度和歧视妇女的传统印度教徒没有区别，他所信仰的并不是真正的“神”而是自己利益。他并不具备爱他人的能力，看似虔诚实则并无信仰，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
与他相似的哈里摩希妮以印度教教徒形象出现在书中，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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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着力描写她如何被落后的宗教制度迫害，备受歧视与侮辱后被剥夺财产赶出家门，她遵循严格的印度教教规，通过苦行与崇拜偶像显示自己的虔诚。然而，当她脱离了迫害得到了照顾与尊敬时，却将受到的迫害都转嫁给自己的侄女，饱受印度教迫害的哈里摩希妮成为旧教派的施暴者。
哈里摩希妮崇拜的只是有形的“偶像”，这个偶像只是旧的印度社会的代言人，它象征的只是旧的印度统治者的利益。哈兰与她作为新旧共存的教社是作为统治阶层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只能给印度带来苦难。这说明民族复兴的关键并不在于教派的争斗和信仰的形式，只有以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以爱他人为行为的最高准则，将自己视为人民的代言人，深入到人民中去，信仰真正的“梵”，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
四、结语
被称为泰戈尔最伟大小说的《戈拉》，寄托了泰戈尔复兴印度、改革宗教的热望。在怀疑印度传统文化或死守狭隘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民族独立斗争的低潮期，提供一个走印度自己道路的范式，既抛弃教派争斗和落后制度，又回归传统的印度精神是《戈拉》最重要的意义，同时，泰戈尔的宗教思想也得到了完整的表达。从文体来看，故事有大量篇幅都在进行争论与陈述，人物之间的摩擦与矛盾贯穿整部作品，这恰恰说明民族转型时期泰戈尔自我探求中的挣扎。生活在时代交叉口的泰戈尔并不是完全的现代人，他保留了许多印度的传统思想，故事主人公的转变也正说明了泰戈尔自身的成长。因此，这样一部新旧交替时代诞生的作品必定有缺陷，从人物设定来说，苏查丽妲和罗丽妲结婚时都年纪尚小，人物的性格设置存在扁平化倾向，虽然思想上不断转变，但从人性来说，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界限、人性的好与坏过于单一。故事的叙述由于过多大段的独白和争论显得冗长拖沓。虽然前期都在为戈拉的转变做铺垫，但醍醐灌顶的觉醒还是稍显突兀，这样的觉醒会表现为怎样的行动呢？大爱的宗教精神要如何在转型的印度从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手里普世化呢？虽然文中大量提到底层人民的生活，提到戈拉的牢狱经历，然而涉及如何改善这种落后隔绝的面貌时，故事的叙述就显得乏力了。这样的缺陷与泰戈尔的时代密不可分，《戈拉》在那个时代带来的震撼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去研究挖掘。
注释：
[1] 泰戈爾：《戈拉》，刘寿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页。
[2] 侯传文：《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3] 泰戈尔：《戈拉》，刘寿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77页。
[4] 泰戈尔：《戈拉》，刘寿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69页。
[5] 泰戈尔：《戈拉》，刘寿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53-454页。
[6] 泰戈尔：《戈拉》，刘寿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517页。
[7] 泰戈尔：《戈拉》，刘寿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参考文献：
[1]侯传文：《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唐仁虎：《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昆仑出版社，2003年。
[3]潘一禾：《故事与解释—世界文学经典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4]黎跃进：《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东方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
郭艳艳（1993—），女，汉族，籍贯：天津，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关键词：《戈拉》；爱的宗教；印度复兴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的长篇小说《戈拉》是20世纪上半叶描写印度城市生活或者说描写城市知识分子的最优秀的作品。通过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塑造，泰戈尔回答了如何用印度文明的声音为转型时期的印度寻找自己的出路，体现泰戈尔的宗教思想和爱的哲学。
一、爱——驱散障眼的迷雾
小说开头，毕诺业听到游方僧在街头高唱：“笼中飞进一只无名小鸟，不知道它来自何方。我的心栓不住它的双脚，它飞走了，飘然不知去向。”[1]根据故事发展，在毕诺业遇到苏查丽妲和帕瑞什后，又回想起这首诗。这次偶遇象征故事开展的契机，随后信奉印度教的戈拉和毕诺业分别与梵社信徒苏查丽妲和罗丽妲产生爱情，并通过这种超越教派与世俗的爱情战胜自我，认清祖国的现状与自己的心灵，进而激发自己心中的大爱，实现对永恒的“宗教”的追寻，爱情是矛盾的开始也是解决矛盾的钥匙，这“不知来自何方”的“小鸟”正是爱的象征。泰戈尔认为，爱是使一切达到和谐的妙方，因为一切存在的矛盾都在爱中融化、消失。“我们有自己的意志自由，这种意志自由只有在他人意志的自由中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和谐”，因此“我们的最高快乐在爱中，因为在那里，我们在他人身上实现了意志的自由。……在这样的爱中，我们的人格获得了它最高的实现。”也就是说，人的自由意志在爱中实现，在与他人的自由意志的统一中实现。这种以爱为中心的和谐是泰戈尔的诗学追求。[2]
正如毕诺业在文中所说“可以使人整个天性在刹那间觉醒过来的唯一媒介就是这种爱情”， [3]随着爱情的发展，真实的印度得以显现，贯穿其中的是泰戈尔对种姓制度、不可接触制度和歧视妇女问题的批判，泰戈尔认为，应该把对印度的爱培植于对现实的完整了解和理解之中，放在每个个体的内心之爱中。戈拉与苏查丽妲的结合、毕诺业与罗丽妲的结合冲破了种姓制度和不可接触制，自由恋爱冲消除了教派门户之见，四人的爱情是人本主义的，是真正的“宗教”的结合。
二、大爱与宗教精神
除了青年外，小说中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家长角色——梵教家庭的帕瑞什先生与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这两个角色分别是“梵”与“印度的母亲”的化身，代表大爱与真正的宗教精神。
帕瑞什先生作为梵社的领袖，心胸开阔、从容恬静，他不是狭隘的宗派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是高于一切教派的协调和谐的真理即“梵”。这里的梵是古圣梵典的升华，本质上是人本主义的，把爱他人放在第一位。帕瑞什先生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泛神的梵，他曾说过“近来社会不断地受到打击和反击，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神的大业正在完成……对他来说，梵社算得了什么？印度教社又算得了什么？——他看中的只有人”。 [4]在一系列冲突与矛盾后，帕瑞什先生看清教社的真正作用，教派与宗教本身并不相同。作为教派的领导人，帕瑞什先生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教派的发展，没有被动执行前人留下的法则，而是强调主动追求真理，当现实与“神”的大业背离时，要按神真正的旨意行事，尊重人的发展的人本主义思想。所以，当苏查丽妲受到戈拉的影响为印度教辩驳时，帕瑞什先生说：“印度教社会侮辱人，抛弃人，由于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越来越难以维持我们的自尊心了……要是印度教社会不立刻唤醒一切力量，听任这种消耗性的疾病蔓延，那么这种和外面世界自由交往的关系就会给印度教社会一个致命的打击”。在宗教纷杂的印度社会，如何坚守自我，作出是非判断呢？帕瑞什先说说：“在你判断是非之前，先把每一件事和你心中的真理以及你所感到的善的概念调和起来——这样，一切都会变得渐渐清楚起来了。神比一切都伟大，不要在祖国或任何人面前贬低他”。 [5]帕瑞什先生所追求的宗教，正是泰戈尔想为转型期彷徨的印度构想的泛神的爱的新宗教。它服务于全人类，没有偶像崇拜，以爱为行为的最高标准，追求人类共同的福祉。那谁又是这一宗教的践行者呢？
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正是这一理性的化身。在文中，安南达摩依多次被称为“印度的母亲”，戈拉在得知自己的血统后，高声说：“我到处寻找的妈妈原来一直坐在我的屋子里。您没有种姓，不分贵贱，没有仇恨——您只是我们幸福的象征！您就是印度”！ [6]安南达摩依并不在一开始就是作为理性的“印度母亲形象”出現，安南达摩依曾是正统的印度教徒，严格遵守教派的清规戒律，但当她成为爱尔兰血统的戈拉的母亲，便完全放弃教派的制约，安南达摩依对戈拉说：“你可知道和旧习惯分手是从抱你的那一天开始的？只要你怀里抱住一个孩子，你就会确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时生来就具有种姓的。从那一天起，我领悟到假如我看不起一个基督徒或低种姓的人，老天爷就会把你从我手里夺走”。 [7]因此安南达摩依的理性是舍弃种姓、教派的桎梏后达成的。泰戈尔给戈拉一个爱尔兰血统的身份，正是想表达真正的宗教徒是无国界无教派的，高人一等的出身和严格的隔离制度并不是宗教的基础，无差别的大爱是成为一个宗教徒唯一的要求。具备无私母爱的安南达摩依是小说中最具宗教色彩的人物，与她相比较，帕瑞什先生仍会为社会左右，一度因罗丽妲的身份犹疑。而安南达摩依只从无私的母性出发，关心每个人最切身的福祉，给孩子们鼓励和庇佑。泰戈尔之所以把这样一个理想的母亲形象比作印度的化身，正说明他认为真正的印度精神正是这样无私无畏、和谐包容的形象，印度在爱的宗教的带领下必然会突破桎梏，实现复兴。
三、爱的宗教是民族复兴的基石
泰戈尔是一位典型站在时代的交叉口的跨世纪作家，他生活在印度社会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权威崩解，思想解放，新旧杂陈。印度社会文化转型的标志是十九世纪初开始的启蒙运动，主要借鉴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思想，改造传统文化，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泰戈尔的祖父和父亲都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印度作为幸存的文明古国，古代文化辉煌灿烂，而近代以来长期遭受异族统治压迫，在文化上也逐渐式微，被外来文化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的复兴与转型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宗教深深融入印度民族的血液之中，传统的印度教诸多陋习使印度无法摆脱衰败的命运，从宗教改革这一凝聚意识形态的领域入手，启蒙运动渐次展开。三大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共同推进了印度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生活在三大运动时代的泰戈尔参与到启蒙运动中来，用人道主义贯穿其文学的理论和创作，他的文学艺术创作和各种社会活动，在印度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贯穿《戈拉》的思想线索，是对民族复兴的思考。泰戈尔从宗教入手，通过梵社家庭与印度教家庭的矛盾说明改革就宗教建立现代印度宗教的迫切性。对宗教混乱现状的反思在作品中集中体现在哈兰与哈里摩希妮身上，两人分别是梵社教徒与印度教教徒。在当时的印度社会中，这两个人都被视为各自教社“虔诚”的典范，他们象征泰戈尔对宗教保守主义的批判。哈兰精通英语与基督教经典，深受当地英国殖民者的喜爱，他狂热的想融入到英国人的社会去，成为一个“高等印度人”。他看不起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在他的眼里民族只有缺陷毫无希望，他的惟一目标是成为领袖并控制他人。他的行为仍与贯彻种姓制度、不可接触制度和歧视妇女的传统印度教徒没有区别，他所信仰的并不是真正的“神”而是自己利益。他并不具备爱他人的能力，看似虔诚实则并无信仰，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
与他相似的哈里摩希妮以印度教教徒形象出现在书中，一开始
（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
泰戈尔着力描写她如何被落后的宗教制度迫害，备受歧视与侮辱后被剥夺财产赶出家门，她遵循严格的印度教教规，通过苦行与崇拜偶像显示自己的虔诚。然而，当她脱离了迫害得到了照顾与尊敬时，却将受到的迫害都转嫁给自己的侄女，饱受印度教迫害的哈里摩希妮成为旧教派的施暴者。
哈里摩希妮崇拜的只是有形的“偶像”，这个偶像只是旧的印度社会的代言人，它象征的只是旧的印度统治者的利益。哈兰与她作为新旧共存的教社是作为统治阶层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只能给印度带来苦难。这说明民族复兴的关键并不在于教派的争斗和信仰的形式，只有以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以爱他人为行为的最高准则，将自己视为人民的代言人，深入到人民中去，信仰真正的“梵”，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
四、结语
被称为泰戈尔最伟大小说的《戈拉》，寄托了泰戈尔复兴印度、改革宗教的热望。在怀疑印度传统文化或死守狭隘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民族独立斗争的低潮期，提供一个走印度自己道路的范式，既抛弃教派争斗和落后制度，又回归传统的印度精神是《戈拉》最重要的意义，同时，泰戈尔的宗教思想也得到了完整的表达。从文体来看，故事有大量篇幅都在进行争论与陈述，人物之间的摩擦与矛盾贯穿整部作品，这恰恰说明民族转型时期泰戈尔自我探求中的挣扎。生活在时代交叉口的泰戈尔并不是完全的现代人，他保留了许多印度的传统思想，故事主人公的转变也正说明了泰戈尔自身的成长。因此，这样一部新旧交替时代诞生的作品必定有缺陷，从人物设定来说，苏查丽妲和罗丽妲结婚时都年纪尚小，人物的性格设置存在扁平化倾向，虽然思想上不断转变，但从人性来说，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界限、人性的好与坏过于单一。故事的叙述由于过多大段的独白和争论显得冗长拖沓。虽然前期都在为戈拉的转变做铺垫，但醍醐灌顶的觉醒还是稍显突兀，这样的觉醒会表现为怎样的行动呢？大爱的宗教精神要如何在转型的印度从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手里普世化呢？虽然文中大量提到底层人民的生活，提到戈拉的牢狱经历，然而涉及如何改善这种落后隔绝的面貌时，故事的叙述就显得乏力了。这样的缺陷与泰戈尔的时代密不可分，《戈拉》在那个时代带来的震撼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去研究挖掘。
注释：
[1] 泰戈爾：《戈拉》，刘寿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页。
[2] 侯传文：《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3] 泰戈尔：《戈拉》，刘寿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77页。
[4] 泰戈尔：《戈拉》，刘寿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69页。
[5] 泰戈尔：《戈拉》，刘寿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53-454页。
[6] 泰戈尔：《戈拉》，刘寿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517页。
[7] 泰戈尔：《戈拉》，刘寿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参考文献：
[1]侯传文：《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唐仁虎：《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昆仑出版社，2003年。
[3]潘一禾：《故事与解释—世界文学经典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4]黎跃进：《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东方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
郭艳艳（1993—），女，汉族，籍贯：天津，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