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各国而言，抗制犯罪都是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也是一个几乎永恒的课题。现代社会中，反犯罪都是在政府或者官方的主导下进行的，应该说，这有其必然性。首先，国家或者官方承担抗制犯罪这种公共产品，符合国家作为“守夜人”的现代宪政理念；其次，抗制犯罪这一公共产品，其“原料”本身就来自于公共领域，如针对犯罪的法律，打击犯罪的专业力量，抗制犯罪所需的物质准备等等，通常都是国家能够提供，而若由社会组织或个人提供这一“原料”无异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次，抗制犯罪需要调动、整合、支配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各种社会资源，必然需要国家权威的存在，尤其在当今犯罪已呈现出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抗制犯罪更需要各国共同参与、配合，在这一领域中，显然只有国家方能胜任反犯罪的国际合作；最后，从人权保障角度而言，由于现代国家的民主体制（包括分权制衡机制、民主决策机制、民主监督机制、民意吸纳机制等）的存在并法定化，将打击犯罪的主导权授予国家是保障这一权力不被滥用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