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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法祀自从拿起画笔就再也没放下过，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创作苏州古镇的风景系列，那会儿天非常热，儿子一直劝他好好休息，等热劲过去了再画，只可惜他没能等到。
1957年5月24日，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举办了结业展览，前来参观画展的朱德元帅提议大家合影留念，当时作为合影背景的正是冯法祀的结业创作《刘胡兰就义》，照片中依稀可辨冯法祀、詹建俊、靳尚谊等先生年轻时的相貌。今年6月27日，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艺为人生”专题展，以纪念冯法祀百年诞辰、逝世5周年。展览聚焦冯法祀艺术生涯中两个重要的时期：20世纪40年代抗敌演剧队时期和50年代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时期。在此次展览上，还展出了其经典之作《刘胡兰就义》的近百幅珍贵画稿，从中我们可以洞悉该作品的积累过程。
虽然《刘胡兰就义》是冯法祀在“马训班”的结业创作，但是想要刻画女英雄刘胡兰这一想法确是在“马训班”成立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在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府希望艺术家和文艺单位多创作一些以历次战争中流血牺牲的英雄人物事迹为主题的作品，例如歌剧《刘胡兰》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当时冯法祀的夫人张云先在中央歌剧院，参与了该剧的编排和演出。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冯法祀产生了刻画刘胡兰这一形象的想法。
当时，冯法祀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一职，在处理日常的行政、教学工作之余，酝酿着自己的创作，恰巧此时马克西莫夫要来学校办油画训练班，冯法祀也去“凑了凑热闹”。之所以说他凑热闹，是因为当时参加学习的大多是20几岁的学生，靳尚谊21岁，詹建俊24岁，而冯法祀已经41岁了。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江丰还说，冯法祀都已经是教授、系主任了，那么大岁数怎么能跟那帮毛孩子在一起混呢。江丰问，“那些都是学生去学习的地方，你去干什么？”冯法祀觉得，自己就是想要去学习老马他们在绘画方面的表现方法，同时也有时间搞创作，作为教师的他也可以学习一下苏联的教育思想、教育体系，以及教育方法。他曾在《美术》杂志发表文章《学习苏联专家创作课教学的先进经验》。
1955年，“马训班”开班，1954年前后冯法祀就已经多次走访刘胡兰村，积累了大量素材。在《刘胡兰就义》这件作品中，整个事件发生在一场大雪之后，地面上、房顶上都堆满了皑皑白雪，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不过虚构的雪景更能烘托当时悲壮、肃穆的气氛，大量刘胡兰村的雪景速写也为最终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当年，火车并不能直达刘胡兰村，只能抵达其所在的文水县，有一次冯法祀前去探访，正值大雪天，下了火车一片白茫茫，方向感极强的冯法祀已然分不清东西南北，周边没有一个人，他孤零零的背着画箱、画板，还有铺盖卷。好在没过多久有一辆马车经过，赶车的老同志操着山西口音问冯法祀要到哪里去，刚好顺路，正巧这位老先生正要去刘胡兰村，就让冯法祀上了马车。天寒地冻的，冯法祀一人坐在马车上冷得不行，就索性跳下马车，跟着赶车的老汉一起走，朴实的村民生怕累着冯法祀了，一直劝他去车上坐着。当时的写生条件还是很艰苦的，脸盆、牙刷、饭盒这些日常用具都要随身携带，当地是没有饭馆、旅店的，得到政府机关说明情况，由政府给安排在老乡家居住，所有的日常起居都要自己来打理。
在刘胡兰村，冯法祀采访了许多老乡，讲述当时的情况，关于刘胡兰的形象并没有任何图像资料，这又是该创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能靠老乡口述。冯法祀曾回忆说，“她个儿高高的，颧骨也是高高的，眼睛很大，（老乡们）把村子里面和她身材相近的人请来给我看。我一边看一边画，这个过程花费了很长时间”。据冯法祀的儿子冯世光介绍，冯老还曾拜访了刘胡兰的妈妈和妹妹，他一边听着母子二人讲述当时的事件，一边为二人画着速写，在最终的作品里，刘胡兰的母亲是群众组的核心人物，她抱着刘胡兰的妹妹，呈现出即将冲上台阶 的动态，人物的形象都经过反复推敲，精心设计。结合艺术创作的需要冯法祀还虚构了一些情节，“前面有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个小孩子爬到她身上，那是一个想象的情节。实际牺牲的是7个人，但不能把7个人都画上，就想象死者的一个孙子爬在他的祖母身上，就构成了祖孙三代人，这个构思就很完整了。另外一个构思是，边上有一个孕妇，孕妇要生孩子，她的丈夫被铡死了，她哭得晕了过去，旁边有一个老乡扶着她，这也是一个设计。场面很大，人很多，很乱就说不出所以然来，所以才要有这么多的设计，分组分批地表现出来。”除了人物形象的表现，冯法祀还画了大量风景写生，如前文所提到的雪景，还有刘胡兰牺牲的现场——村头大庙后边的空地。《刘胡兰就义》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就连马克西莫夫对该画也是称赞有加。
《刘胡兰就义》并不是上头交代下来的命题之作，而是冯法祀自发的创作，他是一个有着革命情感的人，用冯世光的话说，冯先生当年也是个热血青年。1937年大学毕业，正值“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他怀着“执笔当枪”的念头放弃了避世留学的机会，揣着父亲让自己买抽水机的一百大洋作为盘缠悄么声地奔向延安。这一走不当紧，急坏了家里的老人，钱没了不要紧，人没了怎么办？幸好不久后收到冯法祀的来信，得知他加入了抗日军队。
北上延安抗战，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抗战八年以及四年内战期间，冯老既是画家，也是战士，五台山、石楼、黔桂铁路、中缅边境等一线阵地都曾出现他的身影。他跟着演剧队在抗日前线画了一批画儿，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若干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画作经他之手诞生，气势磅礴如《军民合作驱日寇》，温馨感人如《捉虱子》。《捉虱子》参展了2012年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国立北平艺专精品陈列（西画部分）”，冯法祀的小师弟杨先让在展览现场看到该作勾起了回忆，他记得这一批作品首次展出是在昆明，当时闻一多看了很感动，遂带着大戏剧家洪深前去看展，洪深很激动，当晚一定要邀请冯法祀去家里坐坐，见面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话剧到了第三幕才是高潮，你的画儿一进去就是高潮。后来这批画到重庆再次展览，徐悲鸿看了很是欣慰，自己不能到前线去，自己的学生能够亲赴现场画了这样一批作品，非常感动，当即将冯法祀提拔为副研究员。
冯法祀一生也算是大起大落，“文革”时期曾被打成右派，但他的爱国热情从未改变，所以他一直都非常关注国家大事，即使在和平年代，冯世光说自从1985年搬到红庙那边住，父亲每天必看《参考消息》，曾经有段时间家里没有订阅《参考消息》，冯法祀就到邻居家借报纸看，邻居说，“我们家的《参考消息》先让冯先生看完了我们才能看，要是没看完都不让我们拿走。”平日里他最爱看的电视剧也是抗战的片子，据说《亮剑》看了好几遍。1990年，他还和学生合作创作了《南京大屠杀》，当时冯法祀年事已高，爬上爬下的还是尽量亲力亲为，那件作品在构图上还是有诸多不满，虽然后来想自己独立再创作，但最终也未能实现。他的许多作品都反复修改，总有哪里觉得不完美，包括《刘胡兰就义》。
冯法祀自从拿起画笔就再也没放下过，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创作苏州古镇的风景系列，那会儿天非常热，儿子一直劝他好好休息，等热劲过去了再画。遗体告别那天，冯法祀的手中依然握着画笔，冯世光说父亲把生死看的很开，有一次邻居阿姨去世，冯世光去送葬，回来后冯法祀问阿姨手里有没有攥什么东西，当时净顾着帮忙了，冯世光也没注意，不过就着这话问老爷子，以后万一您有那一天，您手里打算攥点什么？冯法祀笑着问世光的意思，冯世光说不如攥几只画笔吧。
1957年5月24日，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举办了结业展览，前来参观画展的朱德元帅提议大家合影留念，当时作为合影背景的正是冯法祀的结业创作《刘胡兰就义》，照片中依稀可辨冯法祀、詹建俊、靳尚谊等先生年轻时的相貌。今年6月27日，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艺为人生”专题展，以纪念冯法祀百年诞辰、逝世5周年。展览聚焦冯法祀艺术生涯中两个重要的时期：20世纪40年代抗敌演剧队时期和50年代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时期。在此次展览上，还展出了其经典之作《刘胡兰就义》的近百幅珍贵画稿，从中我们可以洞悉该作品的积累过程。
虽然《刘胡兰就义》是冯法祀在“马训班”的结业创作，但是想要刻画女英雄刘胡兰这一想法确是在“马训班”成立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在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府希望艺术家和文艺单位多创作一些以历次战争中流血牺牲的英雄人物事迹为主题的作品，例如歌剧《刘胡兰》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当时冯法祀的夫人张云先在中央歌剧院，参与了该剧的编排和演出。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冯法祀产生了刻画刘胡兰这一形象的想法。
当时，冯法祀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一职，在处理日常的行政、教学工作之余，酝酿着自己的创作，恰巧此时马克西莫夫要来学校办油画训练班，冯法祀也去“凑了凑热闹”。之所以说他凑热闹，是因为当时参加学习的大多是20几岁的学生，靳尚谊21岁，詹建俊24岁，而冯法祀已经41岁了。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江丰还说，冯法祀都已经是教授、系主任了，那么大岁数怎么能跟那帮毛孩子在一起混呢。江丰问，“那些都是学生去学习的地方，你去干什么？”冯法祀觉得，自己就是想要去学习老马他们在绘画方面的表现方法，同时也有时间搞创作，作为教师的他也可以学习一下苏联的教育思想、教育体系，以及教育方法。他曾在《美术》杂志发表文章《学习苏联专家创作课教学的先进经验》。
1955年，“马训班”开班，1954年前后冯法祀就已经多次走访刘胡兰村，积累了大量素材。在《刘胡兰就义》这件作品中，整个事件发生在一场大雪之后，地面上、房顶上都堆满了皑皑白雪，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不过虚构的雪景更能烘托当时悲壮、肃穆的气氛，大量刘胡兰村的雪景速写也为最终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当年，火车并不能直达刘胡兰村，只能抵达其所在的文水县，有一次冯法祀前去探访，正值大雪天，下了火车一片白茫茫，方向感极强的冯法祀已然分不清东西南北，周边没有一个人，他孤零零的背着画箱、画板，还有铺盖卷。好在没过多久有一辆马车经过，赶车的老同志操着山西口音问冯法祀要到哪里去，刚好顺路，正巧这位老先生正要去刘胡兰村，就让冯法祀上了马车。天寒地冻的，冯法祀一人坐在马车上冷得不行，就索性跳下马车，跟着赶车的老汉一起走，朴实的村民生怕累着冯法祀了，一直劝他去车上坐着。当时的写生条件还是很艰苦的，脸盆、牙刷、饭盒这些日常用具都要随身携带，当地是没有饭馆、旅店的，得到政府机关说明情况，由政府给安排在老乡家居住，所有的日常起居都要自己来打理。
在刘胡兰村，冯法祀采访了许多老乡，讲述当时的情况，关于刘胡兰的形象并没有任何图像资料，这又是该创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能靠老乡口述。冯法祀曾回忆说，“她个儿高高的，颧骨也是高高的，眼睛很大，（老乡们）把村子里面和她身材相近的人请来给我看。我一边看一边画，这个过程花费了很长时间”。据冯法祀的儿子冯世光介绍，冯老还曾拜访了刘胡兰的妈妈和妹妹，他一边听着母子二人讲述当时的事件，一边为二人画着速写，在最终的作品里，刘胡兰的母亲是群众组的核心人物，她抱着刘胡兰的妹妹，呈现出即将冲上台阶 的动态，人物的形象都经过反复推敲，精心设计。结合艺术创作的需要冯法祀还虚构了一些情节，“前面有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个小孩子爬到她身上，那是一个想象的情节。实际牺牲的是7个人，但不能把7个人都画上，就想象死者的一个孙子爬在他的祖母身上，就构成了祖孙三代人，这个构思就很完整了。另外一个构思是，边上有一个孕妇，孕妇要生孩子，她的丈夫被铡死了，她哭得晕了过去，旁边有一个老乡扶着她，这也是一个设计。场面很大，人很多，很乱就说不出所以然来，所以才要有这么多的设计，分组分批地表现出来。”除了人物形象的表现，冯法祀还画了大量风景写生，如前文所提到的雪景，还有刘胡兰牺牲的现场——村头大庙后边的空地。《刘胡兰就义》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就连马克西莫夫对该画也是称赞有加。
《刘胡兰就义》并不是上头交代下来的命题之作，而是冯法祀自发的创作，他是一个有着革命情感的人，用冯世光的话说，冯先生当年也是个热血青年。1937年大学毕业，正值“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他怀着“执笔当枪”的念头放弃了避世留学的机会，揣着父亲让自己买抽水机的一百大洋作为盘缠悄么声地奔向延安。这一走不当紧，急坏了家里的老人，钱没了不要紧，人没了怎么办？幸好不久后收到冯法祀的来信，得知他加入了抗日军队。
北上延安抗战，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抗战八年以及四年内战期间，冯老既是画家，也是战士，五台山、石楼、黔桂铁路、中缅边境等一线阵地都曾出现他的身影。他跟着演剧队在抗日前线画了一批画儿，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若干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画作经他之手诞生，气势磅礴如《军民合作驱日寇》，温馨感人如《捉虱子》。《捉虱子》参展了2012年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国立北平艺专精品陈列（西画部分）”，冯法祀的小师弟杨先让在展览现场看到该作勾起了回忆，他记得这一批作品首次展出是在昆明，当时闻一多看了很感动，遂带着大戏剧家洪深前去看展，洪深很激动，当晚一定要邀请冯法祀去家里坐坐，见面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话剧到了第三幕才是高潮，你的画儿一进去就是高潮。后来这批画到重庆再次展览，徐悲鸿看了很是欣慰，自己不能到前线去，自己的学生能够亲赴现场画了这样一批作品，非常感动，当即将冯法祀提拔为副研究员。
冯法祀一生也算是大起大落，“文革”时期曾被打成右派，但他的爱国热情从未改变，所以他一直都非常关注国家大事，即使在和平年代，冯世光说自从1985年搬到红庙那边住，父亲每天必看《参考消息》，曾经有段时间家里没有订阅《参考消息》，冯法祀就到邻居家借报纸看，邻居说，“我们家的《参考消息》先让冯先生看完了我们才能看，要是没看完都不让我们拿走。”平日里他最爱看的电视剧也是抗战的片子，据说《亮剑》看了好几遍。1990年，他还和学生合作创作了《南京大屠杀》，当时冯法祀年事已高，爬上爬下的还是尽量亲力亲为，那件作品在构图上还是有诸多不满，虽然后来想自己独立再创作，但最终也未能实现。他的许多作品都反复修改，总有哪里觉得不完美，包括《刘胡兰就义》。
冯法祀自从拿起画笔就再也没放下过，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创作苏州古镇的风景系列，那会儿天非常热，儿子一直劝他好好休息，等热劲过去了再画。遗体告别那天，冯法祀的手中依然握着画笔，冯世光说父亲把生死看的很开，有一次邻居阿姨去世，冯世光去送葬，回来后冯法祀问阿姨手里有没有攥什么东西，当时净顾着帮忙了，冯世光也没注意，不过就着这话问老爷子，以后万一您有那一天，您手里打算攥点什么？冯法祀笑着问世光的意思，冯世光说不如攥几只画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