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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孤行于世的状态，使他伏得很低，尽可能地贴近大地；使他更为统一地投入自己的绘画，更加专情于自己的世界。孤行者的路有寂寥，亦别有风光。
——许江
早期赴日研习西画蔚为风潮，以关良、丁衍庸、陈抱一为代表的一批有志之士都在20世纪初便东渡扶桑，学成回国后又大多返回国内或从教、或创作，但这其中林达川却自去国后居留日本将近20年，是这一群体中经历颇为独特的一位。
1935年林达川进入东京美术学校雕刻科，师从梅原龙三郎，选修油画。当时的日本美术界，以藤岛武二、梅原龙三郎、安井曾太郎等画家为代表的“准印象派””是为主流。其中藤岛武二曾留学法国、意大利五载，是较早将西方印象主义绘画语言带回日本的画家，也是当时日本西画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林达川从他们那里感受到了色彩丰富的表现力，以及如何以笔触肌理传情达意，从而形成了自身观察事物的角度与创作的基调，这在其以后的艺术创作中留下了明显的烙印。
林达川在学业中途选择休学回国，结婚成家，在香港开小照相馆谋生。如果不是岳母几番劝告，1939年他是否会重返日本继续学业还是未知数。当林达川二次东渡日本之时，多数留日的中国画家已选择回国发展了。从这件事我们不难发现林达川并不是一个为潮流所动的人。
1953年旅日将近20年的林达川携妻儿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旋即被安排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任教，这一呆就是整整32年。油画家金冶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林达川带领全家来到西湖旁一幢学院的办公小楼，由于事前没有接到通知，对于他的到来完全出于意外，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临时把楼上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腾出来，安顿其全家住下，林达川当时穿一件整齐的西装，夫人与孩子都是日本人的装束。”
原本想要把自己在日本所学所见都奉献在教学上的艺术家没有想到当时的艺术与政治搅成了一团，全国上下苏风盛行，在艺术创作上美院推行苏联的素描教学体系，提倡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林达川甫一回国，其教学理念就让人为难。印象主义在彼时是前卫的艺术形式，超出当时国人的审美经验。建国初期这一阶段的艺术实践以主题和形象先行，他的画风明显是不合时宜的。学术的边缘自然使得林达川在艺术院校无置喙之地。有一次他收到一封日本老师寄来的信，信中老师问他回国这么久为何还没有被评上教授？林达川当时气愤地对身边的同事讲：“我哪里知道我们这里的事情，我真是难于给他写回信，早知这样我本不该回来，照这样下去，我还是再回日本去好了。”
尽管如此，性格倔强的林达川还是选择了坚守与独行，这也使得他淡出了主流视野。1956年文化部建议安排他教学，但开课不久正常的教学秩序又被政治运动打乱；后来分设工作室，他与胡善馀、方幹民分在一起，只有3位学生报名，其余均选了苏派工作室。1982年评教授职称他未被评上，理由是教学课时不足。当他争取到下一轮再评时，恨岁月蹉跎，他已到退休年龄。可以说林达川一直徘徊在主流系统之外，其艺术价值并未被真正认识并尊重。倒是挚友胡善馀晚年常与他结伴而行外出写生。
从保存至今的林达川作品中可以发现其创作多以风景写生为主，他喜欢接近自然，这也是艺术家与世无争的性格使然。其作画秉承了印象派的技法，极力关注外光与光效，希望能忠实凸现自然界的万物，这种艺术理想是纯粹而质朴的。这幅《桔园》便是一例：此画作于1980年，画面取全景构图，视野显得尤为开阔，透视力度极强，画面中部桔园的累累果实刻画笔触轻松灵动，鲜活、跃动的色彩具有印象主义的特点，在色彩和肌理上极为讲究。林达川的创作有倪贻德先生所说“南国人明快的感觉”，但是他作了更为理性和中和的考虑。显然，他没有将重心放在形式感上，而是在色彩与质感上挖掘自己的形式语言，作画采用反复搓、抹的方式，增加了色调的层次感和笔触的肌理感，使物象更加饱满、更加厚重。
后期林达川的创作一改早年的谨慎平稳，显得旺盛而热烈，笔触更加活泼率性，构图随意大胆，结构粗放简朗，在下笔时颇为注意画面节奏与形式，用笔坚定，画中往往用几条线去提醒结构。色彩的恣肆总是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书写的流转塑造画面的动态，从而将东方写法的意味与印象派的色彩完美结合起来，拉开了自己与同辈之间的距离，形成了林氏自成一派的表现方式。
林达川喜绘江南葱郁瑰丽的秀丽景色，他运用从日本学习而来的“准印象派”传统，将画面基调统摄在一种青蓝与土黄互为补色的柔和色调中。画面常常用小的色块和线条，写出堤岸上白墙青瓦的房舍，以及水边疏影斜横的舟楫，使他的油画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逸笔草草的灵动，又不失西画擅长的结实的空间构成。据其女儿林亦香回忆：“父亲常常告诫我学画不可只钻一门，中国画也要看看。”他总把画画叫做写画，常常对别人说我昨天在家写了一幅画，或约别人一道去某个地方去写画。早年练就的扎实的写生功夫，让林达川在取象构形时常常能几笔定形，画到尽情之处，往往顺势而发，随直觉自如取舍。可以说：“对影写生，即兴完成”是林达川作画的习惯。
林达川孤独前行了30多年，结出了累累硕果。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曾这样评价画家：“正是这种孤行于世的状态，使他伏得很低，尽可能地贴近大地；使他更为统一地投入自己的绘画，更加专情于自己的世界。孤行者的路有寂寥，亦别有风光。”
——许江
早期赴日研习西画蔚为风潮，以关良、丁衍庸、陈抱一为代表的一批有志之士都在20世纪初便东渡扶桑，学成回国后又大多返回国内或从教、或创作，但这其中林达川却自去国后居留日本将近20年，是这一群体中经历颇为独特的一位。
1935年林达川进入东京美术学校雕刻科，师从梅原龙三郎，选修油画。当时的日本美术界，以藤岛武二、梅原龙三郎、安井曾太郎等画家为代表的“准印象派””是为主流。其中藤岛武二曾留学法国、意大利五载，是较早将西方印象主义绘画语言带回日本的画家，也是当时日本西画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林达川从他们那里感受到了色彩丰富的表现力，以及如何以笔触肌理传情达意，从而形成了自身观察事物的角度与创作的基调，这在其以后的艺术创作中留下了明显的烙印。
林达川在学业中途选择休学回国，结婚成家，在香港开小照相馆谋生。如果不是岳母几番劝告，1939年他是否会重返日本继续学业还是未知数。当林达川二次东渡日本之时，多数留日的中国画家已选择回国发展了。从这件事我们不难发现林达川并不是一个为潮流所动的人。
1953年旅日将近20年的林达川携妻儿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旋即被安排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任教，这一呆就是整整32年。油画家金冶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林达川带领全家来到西湖旁一幢学院的办公小楼，由于事前没有接到通知，对于他的到来完全出于意外，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临时把楼上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腾出来，安顿其全家住下，林达川当时穿一件整齐的西装，夫人与孩子都是日本人的装束。”
原本想要把自己在日本所学所见都奉献在教学上的艺术家没有想到当时的艺术与政治搅成了一团，全国上下苏风盛行，在艺术创作上美院推行苏联的素描教学体系，提倡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林达川甫一回国，其教学理念就让人为难。印象主义在彼时是前卫的艺术形式，超出当时国人的审美经验。建国初期这一阶段的艺术实践以主题和形象先行，他的画风明显是不合时宜的。学术的边缘自然使得林达川在艺术院校无置喙之地。有一次他收到一封日本老师寄来的信，信中老师问他回国这么久为何还没有被评上教授？林达川当时气愤地对身边的同事讲：“我哪里知道我们这里的事情，我真是难于给他写回信，早知这样我本不该回来，照这样下去，我还是再回日本去好了。”
尽管如此，性格倔强的林达川还是选择了坚守与独行，这也使得他淡出了主流视野。1956年文化部建议安排他教学，但开课不久正常的教学秩序又被政治运动打乱；后来分设工作室，他与胡善馀、方幹民分在一起，只有3位学生报名，其余均选了苏派工作室。1982年评教授职称他未被评上，理由是教学课时不足。当他争取到下一轮再评时，恨岁月蹉跎，他已到退休年龄。可以说林达川一直徘徊在主流系统之外，其艺术价值并未被真正认识并尊重。倒是挚友胡善馀晚年常与他结伴而行外出写生。
从保存至今的林达川作品中可以发现其创作多以风景写生为主，他喜欢接近自然，这也是艺术家与世无争的性格使然。其作画秉承了印象派的技法，极力关注外光与光效，希望能忠实凸现自然界的万物，这种艺术理想是纯粹而质朴的。这幅《桔园》便是一例：此画作于1980年，画面取全景构图，视野显得尤为开阔，透视力度极强，画面中部桔园的累累果实刻画笔触轻松灵动，鲜活、跃动的色彩具有印象主义的特点，在色彩和肌理上极为讲究。林达川的创作有倪贻德先生所说“南国人明快的感觉”，但是他作了更为理性和中和的考虑。显然，他没有将重心放在形式感上，而是在色彩与质感上挖掘自己的形式语言，作画采用反复搓、抹的方式，增加了色调的层次感和笔触的肌理感，使物象更加饱满、更加厚重。
后期林达川的创作一改早年的谨慎平稳，显得旺盛而热烈，笔触更加活泼率性，构图随意大胆，结构粗放简朗，在下笔时颇为注意画面节奏与形式，用笔坚定，画中往往用几条线去提醒结构。色彩的恣肆总是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书写的流转塑造画面的动态，从而将东方写法的意味与印象派的色彩完美结合起来，拉开了自己与同辈之间的距离，形成了林氏自成一派的表现方式。
林达川喜绘江南葱郁瑰丽的秀丽景色，他运用从日本学习而来的“准印象派”传统，将画面基调统摄在一种青蓝与土黄互为补色的柔和色调中。画面常常用小的色块和线条，写出堤岸上白墙青瓦的房舍，以及水边疏影斜横的舟楫，使他的油画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逸笔草草的灵动，又不失西画擅长的结实的空间构成。据其女儿林亦香回忆：“父亲常常告诫我学画不可只钻一门，中国画也要看看。”他总把画画叫做写画，常常对别人说我昨天在家写了一幅画，或约别人一道去某个地方去写画。早年练就的扎实的写生功夫，让林达川在取象构形时常常能几笔定形，画到尽情之处，往往顺势而发，随直觉自如取舍。可以说：“对影写生，即兴完成”是林达川作画的习惯。
林达川孤独前行了30多年，结出了累累硕果。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曾这样评价画家：“正是这种孤行于世的状态，使他伏得很低，尽可能地贴近大地；使他更为统一地投入自己的绘画，更加专情于自己的世界。孤行者的路有寂寥，亦别有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