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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研究体系是不完备的，以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我们看到这个学科研究的完整性之缺失，一是需对文学性与历史性融合的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二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空间——港澳台文学与中国内地文学的整合，特别是对台湾文学的历史、地域的特殊时空有待深入研究。
关键词：历史性 文学性 台湾文学
一个学科研究的完整是困难的，要完美更是极其艰难的。学科研究的完美性只能逐步深入，循序渐进，特别是对于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学科来说，更是这样。唐曾经说：“中国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语境里说的问题，它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从严谨的学理和当代文学作品的历史积淀方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存在和研究现状提出的质疑。但是就今天的语境来说，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了，按照这个线性时间来理解，“中国当代文学”是可以成为“史”的，因为既有了历史考验也有了学理研究的积累，而当我们认真阅读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与陈思和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时，总感觉有一些缺憾。
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于1999年出版后，获得一致好评。在该学科研究中，无疑是“经典”，或者是集大成的著作。许多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对他们的教材评价甚高，并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前景表示了乐观的态度，特别是洪子诚编写的教材。钱理群在评价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时说：“‘当代文学’终于有‘史’了。——这确实是一部标志性的著作。”这似乎是对唐曾经说“中国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回应，以为终于完成了一件历史的大事（其实本质上不是这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编撰早已存在）。我们通读洪子诚的著作，深切地感受到作者真正确认了“当代文学”历史的多元性，对潜在历史与显现历史的处理，以及关于历史尺度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把握，都较之以往当代文学史教材要冷静与深刻得多。但是，其编史的缺陷与不足是存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一学科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最重要的问题是洪子诚还未能真正彻底地处理好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本书的着重点不是对这些现象的评判，即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①这说明了作者偏重于历史性（这个观点非常好，现在很多学者都是持这种“文学史首先是历史观”）。然而，作者在给钱理群的信中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如果不是作为文学史，而是作为文学史，我们对值得写入‘史’的文学的依据又是什么？如果说文学标准、审美标准是必要的话，那么，我们的标准又来自何方？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还原’等等，便是一句空话。”②作者的矛盾与困惑也正是我们当代许多批评家与理论家的矛盾与困惑。正如洪子诚所说，如果不把历史考察与叙述重心放在对文学作品与现象的价值评判上，那么文学史的标准何在？最终只能依靠主观性来做出我们的选择和判断。相反，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注重文学潜在历史的挖掘。我们则认为，潜在历史与显现历史应并重考虑，潜在历史或许在当时未能形成较明显影响，但审美价值在后世仍能体现其地位。因此，编史不仅要“靠近历史”，而且应具有历史的前瞻性。
程光炜先生也建议我们把当代文学研究“转向”历史。20世纪80年代初，高校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设置，采取的是“分别对待”的“政策”：现代文学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当代文学则命名为“中国当代文学”。这里包含有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当代文学”还没有进入“史”的描述范围，“经典化”的工作为时尚早；一是“中国当代文学”既有历史考察的方面，也有现状研究和批评的方面。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高等院校的教师、学生，大都把热情投到对文学现状的关注上，他们撰写的文章，大多和当下的文学现象有关。20世纪80年代初，没有多少人会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感兴趣，即使论及，也只是把“史”作为展开现实问题的背景因素。21世纪以来，情况有所改变了。召开了很多专门研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学术会议，有的刊物还设置了专栏，一些论著和丛书已出版或正在筹划之中。而在高等院校，教师、学生也纷纷做起了“历史”的题目：“革命历史小说”“红色小说”“红卫兵诗歌”“样板戏”“延安文学”“秧歌剧”，等等，成为“热点”，这种“转移”向“历史”的“合理性”是充分的。
关于这一点，洪子诚已经较好地完成了文学组织、产生与历史结合，但是文与史的结合，仍有待于探索，就是文学文本呈现的“历史”真实描述与“历史”客观真实的对应阐述，在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里，尚未达到完善。
其次，是中國当代文学史的时间与空间问题。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时间的起止问题，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是指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因而限定在‘中国内地’的这一范围之中”。作者回避了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的整合问题，即中国内地文学与港澳台文学的整合问题——这个课题难度是相当大的，目前没有看到此类的研究成果。既然专著标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那么港澳台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也应该包括在内，这是中国内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弱点。这一点上，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远不如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后者至少简单介绍了非中国大陆文学，前者一点都没有提到港澳台文学。诚然，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真正地域文化特征的香港文学才逐步形成规模，而台湾文学其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先声，五六十年代又有了新的发展；而20世纪80年代澳门文学的现代主义文学也初步建立起来。港澳台有些作家的文学成就，是大陆文学作家所达不到的，例如，白先勇、余光中、金庸等。港澳台文学应该与内地文学结合起来阐释，才算是完整。 近来，中国内地学者对台港文学也投入了极大的热忱，进行了作家作品、流派社团、理论批评、史料整理与文学史、思潮史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台港作家（包括台港旅外作家）及其作品很难进入中国内地（仅唐人的《金陵春梦》等个别作家及作品能为中国大陆的部分读者所知）。在此情况下，对中国内地学者来说，做台港文学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方针的制定与贯彻执行，使台港文学在中国内地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有了可能。
一是刊物的介绍。现有资料表明，1979年《上海文学》第三期与《当代》第三期率先发表了聂华苓的《爱国奖券》与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之后，又与《十月》《作品》《长江》《收获》等刊物，陆续刊发了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黄河浪、陶然、杨青矗、王拓、陈映真、李黎、阮朗（即唐人）等台港作家的作品。三十年来，各类文学刊物或多或少都刊发过台港文学作品。在这过程中，还出现了专门发表台港文学作品的期刊，如《海峡》（1981年创刊）、《台港文学选刊》（1984年9月创刊）、《华文文学》（1985年4月创刊，1999年始改版为专门刊载理论批评文章的纯学术刊物）、《四海——港台海外华文文学》（1990年1月创刊，1998年1月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等，将台港作家的现状与新作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内地的读者。
二是作品大量出版。以单篇发表于报刊为开端，台港文学作品迅速发展到出版作品集、单行本。比如，197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的《台湾小说选》，第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就分别出版了《香港小说选》、《黑裙》（阮朗）、《台湾轶事》（聂华苓）、《西江月》（李黎）与《白先勇小说选》等。之后，各种作品集纷纷面世，其发展势头之猛、速度之快，蔚为壮观。这都为我们广泛了解并深入研究台港作家及其创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是研究不断深化。与台港文学作品在中国内地的传播相同步，中国内地学者对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研究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1979年4月，《花城》杂志创刊号发表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曾敏之先生的《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由此，开启了新时期中国内地学界对台港文学研究的先河。1980年，《文学评论》与《新文学论丛》又分别刊出潘翠菁的《台湾省作家——钟理和》与张葆莘的《旅居海外的台湾作家》。随之，评介、论析台港作家及作品的文章与专著逐渐增多，加速了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其一，研究范围不断扩充。就地域而言，中国内地学者的研究对象多为台湾文学。所以，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史著类书，题目中均冠以“台湾”二字，比如，《台湾新文学概观》（1986）、《台湾当代文学》（1986）、《现代台湾文学史》（1987）、《台湾现代文学简述》（1988）、《台湾新诗发展史》（1989）、《台湾小说发展史》（1989）、《台湾新文学史初编》（1989）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研究香港文学的论著也逐渐增多，于是又出现了《香港文学简史》（1990）、《香港文学概观》（1993）、《香港文学简论》（1995）、《香港当代小说概述》（1996）、《香港文学史》（1997）、《当代香港写实小说散文概论》（1998）、《香港小说史》（1999）等。待到世纪交替之际，研究的范围又逐渐扩展到澳门文学与整个海外华文文学（偏重于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欧美华文文学）。于是，便有了《海外华文文学现状》（1996）、《澳门文学概观》（1998）、《海外华文文学史》（1999）、《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1999）、《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1999）、《北美华文创作的历史与现状》（1999）、《美国华文文学论》（2000）、《世界华文文学概要》（2000）等。此一进程，亦可见证于历时三十余年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1982年6月，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性的“台港文学研讨会”，之后，基本上每两年举行一次，至2002年已在中国内地召开了十二届全国性、国际性的研讨会。其中，1986年在深圳大学举办的第三届研讨会改名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1991年在广东中山市举行的第五届研讨会又更名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1993年在庐山召开的第六届研讨会则定名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此后，便一直延续了这一名称。从中可以看出，不仅研究范围在扩大，而更在于形成一种新的学术观念——以开放的视野，置台港文学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宏大背景中，做整合性的研究。与之相应，“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也于2002年5月成立。④除此之外，《台港文学选刊》《世界华文文学》（原名《四海——港台海外华文文学》）等刊物每期都发表评论文章；《文艺报》《文学报》也开设相关栏目，如《四海》等；《文学评论》等权威学术刊物与一些大学学报，也为台港文学论文提供版面；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更是经常转载相关的文章，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台港文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所以很快就有生平传略、流派综述、作家专论、创作杂谈、文学辞典、地区概观、研究专集、两岸比较及文学史、批评史、思潮史的论著相继出现。其视野之宽广，方法、角度之多样，都表明这一研究的学术空间是无比宏阔的。
基于上述的问题，从历史学角度来看，近年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好像是变得越来越迷惘了。1997年谢冕先生组织的“批评家周末”，讨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当时，就有人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陷于“矛盾之网”中的困惑，并用了“问题的批评”这一不太符合汉语习惯的说法。钱理群先生就曾写过《丰富的痛苦》，讲述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虽说钱理群对这两个人物都有同情，但在他的禀性中有更多堂吉诃德的成分：理想主义、浪漫激情、果断、目标明确。所以，“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包括审美评价？或者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各种文学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们做出选泽和评价是另一回事。而我们据以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这里有好坏、高低、粗细等等的差异吗？如果不是作为文学史，而是作为文学史，我们对值得写入‘史’的文学的依据又是什么？”“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覆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本质化了的叙事时，是不是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化’‘神圣化’？”而且，“是不是任何的叙述都是同等的？我们是否应质疑一切叙述？……在一切叙述都有历史局限性的判定之下，我們是否会走向犬儒主义，走向失去道德责任与逃避必要的历史承担？……”⑤接着钱理群又说，在20世纪80年代，自信、毫无顾忌、旗帜鲜明，而现在，脑子里充满了“问题”和“疑惑”“……无法说出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肯定什么。径直说，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因此，我无法形成，至少是在短时期内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⑥看起来，不顾一切的“堂吉诃德”，也变得犹豫不决、矛盾重重了。但钱理群先生说得好：“我们不能等一切想清楚了再去研究和写作。这是一个没有完结的不断思考与不断探索又不断质疑的过程。”他把这种不间断的自我反思，当作一个知识者的品质和必然遭遇来理解。
对于“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以及港澳台文学与大陆文学的整合问题”，我们思考得比较少，但是，港澳台文学与大陆文学的整合问题，既是当代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又是边缘的。这种困惑如果仅仅限定在“学科”的范围内，那么，它们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与边界的历史流动性的矛盾。我们在寻找“知识”和“方法”的努力中，自我更新和反思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①③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第4页。
②？譽？訛？譾？訛 钱理群：《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后》，《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第21页，第22页，第24页。
④ 此内容是根据袁勇麟先生授课内容整理而成。
关键词：历史性 文学性 台湾文学
一个学科研究的完整是困难的，要完美更是极其艰难的。学科研究的完美性只能逐步深入，循序渐进，特别是对于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学科来说，更是这样。唐曾经说：“中国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语境里说的问题，它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从严谨的学理和当代文学作品的历史积淀方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存在和研究现状提出的质疑。但是就今天的语境来说，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了，按照这个线性时间来理解，“中国当代文学”是可以成为“史”的，因为既有了历史考验也有了学理研究的积累，而当我们认真阅读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与陈思和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时，总感觉有一些缺憾。
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于1999年出版后，获得一致好评。在该学科研究中，无疑是“经典”，或者是集大成的著作。许多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对他们的教材评价甚高，并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前景表示了乐观的态度，特别是洪子诚编写的教材。钱理群在评价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时说：“‘当代文学’终于有‘史’了。——这确实是一部标志性的著作。”这似乎是对唐曾经说“中国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回应，以为终于完成了一件历史的大事（其实本质上不是这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编撰早已存在）。我们通读洪子诚的著作，深切地感受到作者真正确认了“当代文学”历史的多元性，对潜在历史与显现历史的处理，以及关于历史尺度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把握，都较之以往当代文学史教材要冷静与深刻得多。但是，其编史的缺陷与不足是存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一学科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最重要的问题是洪子诚还未能真正彻底地处理好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本书的着重点不是对这些现象的评判，即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①这说明了作者偏重于历史性（这个观点非常好，现在很多学者都是持这种“文学史首先是历史观”）。然而，作者在给钱理群的信中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如果不是作为文学史，而是作为文学史，我们对值得写入‘史’的文学的依据又是什么？如果说文学标准、审美标准是必要的话，那么，我们的标准又来自何方？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还原’等等，便是一句空话。”②作者的矛盾与困惑也正是我们当代许多批评家与理论家的矛盾与困惑。正如洪子诚所说，如果不把历史考察与叙述重心放在对文学作品与现象的价值评判上，那么文学史的标准何在？最终只能依靠主观性来做出我们的选择和判断。相反，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注重文学潜在历史的挖掘。我们则认为，潜在历史与显现历史应并重考虑，潜在历史或许在当时未能形成较明显影响，但审美价值在后世仍能体现其地位。因此，编史不仅要“靠近历史”，而且应具有历史的前瞻性。
程光炜先生也建议我们把当代文学研究“转向”历史。20世纪80年代初，高校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设置，采取的是“分别对待”的“政策”：现代文学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当代文学则命名为“中国当代文学”。这里包含有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当代文学”还没有进入“史”的描述范围，“经典化”的工作为时尚早；一是“中国当代文学”既有历史考察的方面，也有现状研究和批评的方面。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高等院校的教师、学生，大都把热情投到对文学现状的关注上，他们撰写的文章，大多和当下的文学现象有关。20世纪80年代初，没有多少人会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感兴趣，即使论及，也只是把“史”作为展开现实问题的背景因素。21世纪以来，情况有所改变了。召开了很多专门研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学术会议，有的刊物还设置了专栏，一些论著和丛书已出版或正在筹划之中。而在高等院校，教师、学生也纷纷做起了“历史”的题目：“革命历史小说”“红色小说”“红卫兵诗歌”“样板戏”“延安文学”“秧歌剧”，等等，成为“热点”，这种“转移”向“历史”的“合理性”是充分的。
关于这一点，洪子诚已经较好地完成了文学组织、产生与历史结合，但是文与史的结合，仍有待于探索，就是文学文本呈现的“历史”真实描述与“历史”客观真实的对应阐述，在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里，尚未达到完善。
其次，是中國当代文学史的时间与空间问题。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时间的起止问题，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是指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因而限定在‘中国内地’的这一范围之中”。作者回避了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的整合问题，即中国内地文学与港澳台文学的整合问题——这个课题难度是相当大的，目前没有看到此类的研究成果。既然专著标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那么港澳台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也应该包括在内，这是中国内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弱点。这一点上，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远不如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后者至少简单介绍了非中国大陆文学，前者一点都没有提到港澳台文学。诚然，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真正地域文化特征的香港文学才逐步形成规模，而台湾文学其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先声，五六十年代又有了新的发展；而20世纪80年代澳门文学的现代主义文学也初步建立起来。港澳台有些作家的文学成就，是大陆文学作家所达不到的，例如，白先勇、余光中、金庸等。港澳台文学应该与内地文学结合起来阐释，才算是完整。 近来，中国内地学者对台港文学也投入了极大的热忱，进行了作家作品、流派社团、理论批评、史料整理与文学史、思潮史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台港作家（包括台港旅外作家）及其作品很难进入中国内地（仅唐人的《金陵春梦》等个别作家及作品能为中国大陆的部分读者所知）。在此情况下，对中国内地学者来说，做台港文学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方针的制定与贯彻执行，使台港文学在中国内地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有了可能。
一是刊物的介绍。现有资料表明，1979年《上海文学》第三期与《当代》第三期率先发表了聂华苓的《爱国奖券》与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之后，又与《十月》《作品》《长江》《收获》等刊物，陆续刊发了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黄河浪、陶然、杨青矗、王拓、陈映真、李黎、阮朗（即唐人）等台港作家的作品。三十年来，各类文学刊物或多或少都刊发过台港文学作品。在这过程中，还出现了专门发表台港文学作品的期刊，如《海峡》（1981年创刊）、《台港文学选刊》（1984年9月创刊）、《华文文学》（1985年4月创刊，1999年始改版为专门刊载理论批评文章的纯学术刊物）、《四海——港台海外华文文学》（1990年1月创刊，1998年1月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等，将台港作家的现状与新作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内地的读者。
二是作品大量出版。以单篇发表于报刊为开端，台港文学作品迅速发展到出版作品集、单行本。比如，197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的《台湾小说选》，第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就分别出版了《香港小说选》、《黑裙》（阮朗）、《台湾轶事》（聂华苓）、《西江月》（李黎）与《白先勇小说选》等。之后，各种作品集纷纷面世，其发展势头之猛、速度之快，蔚为壮观。这都为我们广泛了解并深入研究台港作家及其创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是研究不断深化。与台港文学作品在中国内地的传播相同步，中国内地学者对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研究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1979年4月，《花城》杂志创刊号发表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曾敏之先生的《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由此，开启了新时期中国内地学界对台港文学研究的先河。1980年，《文学评论》与《新文学论丛》又分别刊出潘翠菁的《台湾省作家——钟理和》与张葆莘的《旅居海外的台湾作家》。随之，评介、论析台港作家及作品的文章与专著逐渐增多，加速了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其一，研究范围不断扩充。就地域而言，中国内地学者的研究对象多为台湾文学。所以，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史著类书，题目中均冠以“台湾”二字，比如，《台湾新文学概观》（1986）、《台湾当代文学》（1986）、《现代台湾文学史》（1987）、《台湾现代文学简述》（1988）、《台湾新诗发展史》（1989）、《台湾小说发展史》（1989）、《台湾新文学史初编》（1989）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研究香港文学的论著也逐渐增多，于是又出现了《香港文学简史》（1990）、《香港文学概观》（1993）、《香港文学简论》（1995）、《香港当代小说概述》（1996）、《香港文学史》（1997）、《当代香港写实小说散文概论》（1998）、《香港小说史》（1999）等。待到世纪交替之际，研究的范围又逐渐扩展到澳门文学与整个海外华文文学（偏重于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欧美华文文学）。于是，便有了《海外华文文学现状》（1996）、《澳门文学概观》（1998）、《海外华文文学史》（1999）、《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1999）、《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1999）、《北美华文创作的历史与现状》（1999）、《美国华文文学论》（2000）、《世界华文文学概要》（2000）等。此一进程，亦可见证于历时三十余年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1982年6月，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性的“台港文学研讨会”，之后，基本上每两年举行一次，至2002年已在中国内地召开了十二届全国性、国际性的研讨会。其中，1986年在深圳大学举办的第三届研讨会改名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1991年在广东中山市举行的第五届研讨会又更名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1993年在庐山召开的第六届研讨会则定名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此后，便一直延续了这一名称。从中可以看出，不仅研究范围在扩大，而更在于形成一种新的学术观念——以开放的视野，置台港文学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宏大背景中，做整合性的研究。与之相应，“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也于2002年5月成立。④除此之外，《台港文学选刊》《世界华文文学》（原名《四海——港台海外华文文学》）等刊物每期都发表评论文章；《文艺报》《文学报》也开设相关栏目，如《四海》等；《文学评论》等权威学术刊物与一些大学学报，也为台港文学论文提供版面；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更是经常转载相关的文章，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台港文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所以很快就有生平传略、流派综述、作家专论、创作杂谈、文学辞典、地区概观、研究专集、两岸比较及文学史、批评史、思潮史的论著相继出现。其视野之宽广，方法、角度之多样，都表明这一研究的学术空间是无比宏阔的。
基于上述的问题，从历史学角度来看，近年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好像是变得越来越迷惘了。1997年谢冕先生组织的“批评家周末”，讨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当时，就有人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陷于“矛盾之网”中的困惑，并用了“问题的批评”这一不太符合汉语习惯的说法。钱理群先生就曾写过《丰富的痛苦》，讲述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虽说钱理群对这两个人物都有同情，但在他的禀性中有更多堂吉诃德的成分：理想主义、浪漫激情、果断、目标明确。所以，“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包括审美评价？或者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各种文学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们做出选泽和评价是另一回事。而我们据以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这里有好坏、高低、粗细等等的差异吗？如果不是作为文学史，而是作为文学史，我们对值得写入‘史’的文学的依据又是什么？”“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覆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本质化了的叙事时，是不是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化’‘神圣化’？”而且，“是不是任何的叙述都是同等的？我们是否应质疑一切叙述？……在一切叙述都有历史局限性的判定之下，我們是否会走向犬儒主义，走向失去道德责任与逃避必要的历史承担？……”⑤接着钱理群又说，在20世纪80年代，自信、毫无顾忌、旗帜鲜明，而现在，脑子里充满了“问题”和“疑惑”“……无法说出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肯定什么。径直说，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因此，我无法形成，至少是在短时期内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⑥看起来，不顾一切的“堂吉诃德”，也变得犹豫不决、矛盾重重了。但钱理群先生说得好：“我们不能等一切想清楚了再去研究和写作。这是一个没有完结的不断思考与不断探索又不断质疑的过程。”他把这种不间断的自我反思，当作一个知识者的品质和必然遭遇来理解。
对于“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以及港澳台文学与大陆文学的整合问题”，我们思考得比较少，但是，港澳台文学与大陆文学的整合问题，既是当代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又是边缘的。这种困惑如果仅仅限定在“学科”的范围内，那么，它们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与边界的历史流动性的矛盾。我们在寻找“知识”和“方法”的努力中，自我更新和反思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①③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第4页。
②？譽？訛？譾？訛 钱理群：《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后》，《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第21页，第22页，第24页。
④ 此内容是根据袁勇麟先生授课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