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石，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又号子夏、夏庐，晚号沙公，1888年8月生于南京（祖籍浙江嘉兴）。先生21岁自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毕业后，先后在全国数地多所大专院校担任教职。新中国成立以后，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并兼任中国政协南京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主席、南京博物院顾问等职。胡先生学问极渊博，于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百家、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学，以至辞赋、诗歌、词曲、小说无所不通，兼称为文字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而无愧。
　　胡先生书法得清末大家李梅庵先生亲传，于历代书体、笔法、源流、正变无不精究。于篆上追殷、周金文，下迄秦权、诏版；于隶分则从《张迁》入手，广撷汉碑之长；于楷书则兼学钟、王，与北碑《郑文公》，南碑及隋《董美人墓志》等；于行草则爱好二王，复涉颜、米诸家。值清末民初，又取新出土两汉、魏晋大量简牍、帛书之善本，尽力揣摩，毕生不已。是故先生之书法能兼诸体之长而化裁一相，碑骨帖气，卓然成家。书至精妙处，沉着痛快，翰逸神飞，不减古人，众誉之为近代书坛杰出之代表。
　　胡小石先生一生在学术上有自己的执着追求，用他的话说是“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这话可以概括他一生治学作文的宗旨。作为一代宗师的胡小石先生，其毕生治学的最大特点即在于独出手眼，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决不俯仰随人，亦步亦趋。正像他在《中国文学史讲稿》中所说：“凡是真正特立杰出之人物，决不屑走人家已走过之旧路。”
　　胡先生教导后学要兼儒林与文苑之长：既要有圣贤之理想与追求，又要有文人学者的素质与涵养。他的这种言论完全可以看作为夫子自道，因为他如此言，如此行，此所以辛尘先生总结其为“一代通儒”也。其新中国成立前夕护校之义举，新中国成立后勇任多种政务，尽力为国家人民服务，此儒林气象之一般也。曾昭燏先生撰《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所云：“其生平所最致力者，一曰古文字之学，二曰书学，三曰楚辞之学，四曰中国文学史之研究。”吴白匋先生撰《胡小石先生传》云先生“于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学，以至辞赋、诗歌、词曲、小说，无所不通”，此赞其文苑之长也。
　　综观胡先生一生，集文字学家、史学家、诗人与书法家一身。对于胡先生的书法艺术，吴白匋、游寿、胡舜庆、侯镜昶等先生曾著文专门进行论述，所言中肯精到。然如把胡小石先生的书法理论与实践放到清末崇碑书风及民国到建国初期大的文化、历史背景中看，就会发现胡小石先生与阮元、康有为等崇碑书风的倡导者们的思想大有相悖之处。他又是在清末崇碑书风走上巅峰之后，向融碑纳帖、碑帖结合这一道路转折的书法家之一。
　　所以说，胡小石是一位划时代的书法家，他的意义就在于以金石书风为基，以极大的勇气去开拓出融碑纳帖、吸取上古民间书艺独具特色的书风，真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胡小石的父亲胡季石先生，是晚清的一位举人，曾在南京候补，故举家迁居南京。季石先生曾师从具有“东方黑格尔”之称的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受刘氏影响，所以在对他的启蒙教育中，便包含了较丰富的内容，很早就引导胡小石走上博学多能的道路。
　　后来胡小石考取了两江优级师范预料，成了李瑞清（号梅庵）先生的入室弟子。毕业后，经李瑞清介绍，胡小石赴上海明治大学任国文教员。翌年，应邀到梅庵先生家当塾师，一方面教其弟侄经学、小学及诗文，一方面又师从梅庵先生及与梅庵过从甚密的晚清老宿沈曾植、郑大鹤诸前辈学帖学、金石文字学及书画、甲骨学等，直至1920年李瑞清先生病逝。胡小石先生自云：“得与梅庵先生朝夕晤谈，受益最大，小学、经学和书艺能不断深造……”直到1962年去世前，胡小石一直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执教五十余载，门下桃李无数。
　　胡小石先生的书法教育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批判精神和追本溯源的实证精神。
　　胡小石先生治学严谨，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的研究方法，重视调查，讲求实证。在他早年学习生物时，即服膺乾嘉安徽学者程瑶田治学之精神。程经过实地调查考察，辩证九谷之名实，作《九谷考》，这对他的启发很大。他研究《说文解字》一书，不同于一般学者简单地将它看成一本字书，而是强调文字、声音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为研究生开设《说文部首》一课，强调说文是一部声书，在讲课时，始终贯穿“以声求义”这一原则。
　　他研究古文字，敢于突破历来学者尊六书为圭臬的藩篱。他赞同清末吴大澂所提出的论点，认为《说文》中所引古文是战国时期的文字，并作《说文古文考》以助吴说，考出《说文》古文每与晚周齐器铭刻相近。他并按年代和地域论述了自殷至战国文字的三变，由方笔——圆笔——纤笔的发展规律，并得出了铜器花纹和铭刻相应变化的规律。其论说见于《齐楚古金表》《古文变迁论》等著作中。当时一些学者坚持六书体系，指甲骨刻辞为伪作，胡小石先生不顾反对，研讨至勤。他在甲骨文字的诠释上有所发现，而在甲骨文语法的研究上，有先导之功。早在1928年，他发表了《甲骨文例》一文，以客观的态度，从许多例句的分析排比和词汇在句中的地位，来说明词汇的性质。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力地批判了当时以武断想象来解释甲骨文的错误观点。
　　二是理论研究与书法实践并重。
　　胡小石先生的书学理论，是吸收了李瑞清以治经方法论书的体系。他对甲骨钟鼎简牍碑帖综合探讨，论述干源支派、风格造诣，并详细剖析。新中国成立后，他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述书艺发展规律。他提出创造书艺的是劳动人民，在此基础上发展提高，才出现了专家。他认为书体的产生，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而是时代发展，蕴蓄成风所致。他对临书的三步骤：用笔、结体、布白，均有研究。从他的代表作《书艺略论》中，可以看出已融合南北书流，注意碑帖并重。他吸收沈曾植的书学特长，全面地论述了我国的书艺特色。 　　胡小石先生有云：“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纵观先生书法风格之形成过程，其艺术成就，信为发展古人、启迪来者，无愧为一代大家宗师也！
　　三是书法实践勇于扬弃。
　　胡小石先生书法初学颜真卿，写得板滞。经老师李瑞清指点，很快改学北碑，临习《郑文公碑》及《张黑女墓志》最久，从其大量传世书迹中可以看出端倪。又写《流沙坠简》墨迹影印本，得八分、章草及行草书真相，品格高古，不同时俗。此后广收博取，对历代大家都有涉猎，尤其对米南宫“刷字”的痛快十分神往。但胡小石不习唐人书，以为其时大家结体虽佳，也只是齐整而已，不若前代书法之大气并富有天趣。
　　胡小石是一位全能的书家，于篆、隶、草、行、真皆有涉猎，且能诸体融通，又能自出机杼、独立风标，尤以行楷书、行草书二体最为擅长，且最具个人风格。据徐利明的《胡小石的学者生涯与书法》记载，胡氏取法的基本立场是在碑系书法，其审美观念也是以追求金石趣味为尚，故其个性风格重雄强，重拙朴，有凝重感。胡小石虽生于碑学兴盛的时代，但并非如康有为等人一味崇碑，而是主张碑帖并重。他的书学思想也随着实践的演进逐渐形成了朴厚、雄浑而不失温润的碑体行草书面貌。
　　游寿先生曾说：“胡先生有过李瑞清之处。”此言说明胡小石先生的书法艺术不仅仅是承其师传，而又有所发展，来自其师，不同其师而能启迪后来者。
　　四是勤能补拙——“聪明人要用笨功夫”。
　　这是胡小石先生的自律，也是对后学治学态度的警示。从其传世的大量书作，以及诗文稿草来看，先生一生于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百家、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学以至辞赋、诗歌、词曲、小说、戏剧，无所不通，尤以古文字学、书学、楚辞、杜诗、文学史最为精到，才思性情均为时人所景仰。
　　从有关记载与其遗存墨迹统计，胡先生一生临习了诸多碑版，从其一生临习的各种碑版的遗存可知，他始终以碑胜于帖的雄浑大气、古朴厚重为审美理想，极力追求用笔如刀的古风与金石之气，加之力学苦修，其40岁左右已然形成了有自己风格兼有北碑特性的风貌。这种书体随着年龄、学养与功力的提升，愈见伟岸有力与精纯可喜。
　　在胡先生临习与创造隶书的过程中，除了注意吸收几位先师的功力与成就外，他更将何绍基看作学习的一个参照与榜样。他认识到这位清代最杰出的大书家在隶书上，尤其是在《张迁碑》的研习上，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胡先生曾对学生吴白匋发表感慨道：“何道州临《张迁》碑凡二百数十通，每通记数，前数十通不似，中数十通甚似，后百余通又从不似至大不似，乃尽化《张迁》为道州。”他在自己的临作后还题云：“道州功力绝人，非关天姿也。”“道州终不可及耶。”胡先生对何绍基如此倾心的同时，更是对自己的要求与鞭策，换来的是勇猛的精进与可喜的成就。
　　胡小石先生的实践，给人们一种启示，那就是碑与帖的哪一项单纯的学习都不能达到最高层面。他虽重碑，但从未轻视二王的书法。胡小石先生“篆隶草真行，均独具面目。……行书刚劲中见流利，兼碑帖二者之长”。胡小石以碑学之基石而临习二王行草，这是以往碑学大家所少有的。金石用笔，只取王字之风神，别具一格，是只写王字的书法家所无法比拟的。正如胡小石先生所说：“临古所以成我，此为接受遗产，非可终身为奴也。”
　　新中国成立以后，胡小石先生试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来解释碑与帖的关系及书法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从胡小石的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中我们看到，他对汉碑是极其重视的。胡先生把隶书和“八分”分开，曾言：“隶书既成，渐加波磔，以增华饰，则为‘八分’”。然而，他对“八分”的认识，绝不只是停留在一般人认为的“汉碑”“隶书”上，他是用“八分”的形神在书法史上寻出一条历史线索，沿着这条延续的“分势”，他看到：“‘八分’在书法史上占有极长之时间，即至今日，其势尚在。……钟、王而降，历代书人每沿此二派以为向背。在唐，虞、褚齐名。虞书内，分势少；褚书外拓，分势多。在宋，苏、黄齐名，苏书外拓，分势多；黄书内，分势少。元初之赵书内，分势少；元末之倪（瓒）、宋（克）外拓，分势多。故虞、黄、赵近王，褚、苏、倪、宋近钟。”而小石认为南北书派是：钟为北书之祖，王为南书之祖。我们看到，就是小石先生认为是北书一脉相承的褚、苏、倪、宋的字，也带有王书的意韵，这几位书法家本身就是碑帖相融的大家，对小石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这种碑帖交叉、相互促进，客观地反映历代书法向前发展的划分，充满着辩证法。
　　胡小石先生能够对碑学和帖学全面地理解和正确地认识，他既避开帖学的“布置等当”，又于汉碑、北碑中极尽求其“高秀”，这种逆向思维、交叉前进的定势，形成了胡小石高于李瑞清而又启迪后人的融碑纳帖的金石书风。
　　一、“不，不要擦！”
　　胡小石于五体书法全面钻研，承接北碑气脉，博采众长，自成一体，世所公认“有老树枯藤之象，万马奔腾之势”。有些“夸张”的是，胡小石在授课时的板书都是书法精品。一次胡小石讲座中途要更换板书，有位同学上前欲擦黑板，台下突然响起一片“不！不要擦！”的喊声，原来在座的师生实在不忍擦去那么精妙的板书。
　　二、爱重艺人
　　胡小石先生一生酷爱昆曲。他与艺人董娘之间的珍贵友谊，更是一段佳话。
　　据先生的高足、原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忆述，董娘（莲枝）抗战前在南京唱梨花大鼓，声音高绝，尤善“闻铃”“悲秋”诸曲，师笃好之，每登场必往。师于艺人，爱之重之，视若门生、友朋，与当时之徵歌品色者截然不同，故董亦视师如前辈。1939年，师居重庆，慈母去世，师扶柩葬于重庆南岸。董所居距葬地不远，时盛夏酷暑，知师将过，与其夫陈君于路旁张盖设茶水以待。师甚感喟，云：饮此一杯水，胜于富家珍馐百味万倍也。
　　三、诗赞陈毅
　　1950年夏，陈毅在玄武湖畔约见南京文艺界知名人士。午餐过后，热爱写诗的陈毅请胡小石赋诗留念，胡略思片刻，即吟五绝一首：“千秋倾城酒，十里送荷风。更以吞江量，完成跨海功。” 　　四、“胡先生豆腐”
　　作为文人，胡小石生活情趣丰富高雅，曾自云：“平生有三好，一好读书，二好赋诗挥毫，三好东坡肉。”授课之余，他常邀学生，或去城南城北老字号菜馆品尝佳肴，或去清凉山饮茶品茗，或到秦淮河畔吃小摊。在20世纪40年代，胡小石还曾自创一道菜，人称“胡先生豆腐”，至今载于“金陵菜谱”，并成为南京清真馆“马祥兴”名菜之一。
　　五、与李大钊交谊
　　胡小石和当时大多数文人一样品性正直，在政治上持中间立场，只问是非，不问党派，对国对民满腔热爱。
　　早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课时，胡小石与同校任教的李大钊相识，并十分投缘，过从甚密，晚上常常去李大钊家中闲谈，后曾对学生说：“守常（李大钊字）兄是一位爱国爱民的学者，他整夜伏案写文章，想用马克思理想的共产主义救中国，达到世界大同的境界，我钦佩他，欢喜他，他是我的一位益友。”胡小石辞职南返前，李大钊前往送行，并一起在学校大礼堂前假山上摄影留念，后来还曾专门登门拜访胡小石。1927年4月，李大钊就义噩耗传来，胡小石“哀之甚至，其后辄形诸梦寐”。
　　六、拒为中正写寿文
　　1946年，蒋介石六十寿辰之时，朝野各色人等竞相献媚，或撰颂辞，或献九鼎。
　　当时有一“民意机构”派人与胡小石商洽，许以重金酬谢，请他为蒋介石六十寿辰书写寿文。此举可谓一箭双雕，其一因为胡小石是名满天下的“部聘教授”；其二因为胡小石无党无派，又是著名书法家，请他写寿文，既有文气、名声，又确具“民意”。然而来人刚一开口，胡小石便一口回绝。来人很是不解地问：“前时美军将领史迪威逝世，那次公祭典礼上的祭文，不是由先生写作的么？”胡小石回答道：“史迪威将军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战，所以我才为他写祭文。再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来人闻之变色，只得悻悻而去。
　　七、“部聘教授”赴白沙
　　胡小石为一代国学大师，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重庆定为“陪都”，胡小石随中央大学迁移到重庆，目睹外患日深、民不聊生，常有愤世嫉俗之语。他曾在《杂诗》中怒斥：“狐狸亦当道，安问豺与狼？”到重庆后，他又受命赴昆明，一度兼任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结识进步人士郑一齐，郑赠送胡小石一批进步书籍。1940年1月，胡小石离开昆明回重庆中央大学，途中遭特务搜查，郑一齐所赠进步书刊被悉数没收，胡小石也被列入特务监控的黑名单之中。胡小石回到重庆后，撰文讨公道，抨击大后方特务横行，暗无天日。胡小石名气大，当局奈何不了他，遂调他到江津白沙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文学系主任，使其再次离开“陪都”，以免“造言生事”。胡小石系“部聘教授”，他到教育部痛骂特务不止，指名点姓要教育部长陈立夫担保他的人身安全，否则这教授就不当了。陈立夫向他赔笑脸，并申言担保，胡小石才登程前往江津白沙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