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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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对叶延滨来说,1980年6月,《诗刊》主办的“青春诗会”也许令他终生难忘。正是在那次诗会上,他的成名作《干妈》问世了,引起人们瞩目。从此,他跻身于青年诗人的行列,后来又被读者推选为“我最喜爱的当代中青年诗人”之一。也正是在那次诗会上,他发表了自己的诗的宣言:“在时代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座标点,在感情上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艺术世界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稿就放在这个平面上。”以后的创作实践证明,他始终以此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并且恪守不易。至今,叶延滨共出了六本诗集:《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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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对叶延滨来说,1980年6月,《诗刊》主办的“青春诗会”也许令他终生难忘。正是在那次诗会上,他的成名作《干妈》问世了,引起人们瞩目。从此,他跻身于青年诗人的行列,后来又被读者推选为“我最喜爱的当代中青年诗人”之一。也正是在那次诗会上,他发表了自己的诗的宣言:“在时代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座标点,在感情上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艺术世界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稿就放在这个平面上。”以后的创作实践证明,他始终以此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并且恪守不易。至今,叶延滨共出了六本诗集:《不悔》(1983年9月)、《二重奏》(1985年1月)、《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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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我的印象中,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一批已经不再具有年龄优势的“年轻”学者们,从他们坎坷的政治履历和人生际遇中寻找着旧有理论体系中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又从他们丰富复杂的人生经验里提取着巨大的能量去弥合了历史落差间的空白,他们彼此辉映,取得了令人可喜的累累硕果。我想谈谈其中的蓝棣之。
<正> 二十年代乡土文学作家,在其乡土题材的创作中鲜明地溶入人道主义的思想态度。这首先表现在,作家关注的是被压迫、被欺凌的“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杨振声的《渔家》,潘训的《乡心》,王任叔的《疲惫者》,许钦文《元正的死》、台静农的《疯妇》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善良而卑微的普通人。他们被压在社会底层,都与幸福无缘。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五四作家,将生活于苦海中的农民大众的形象真实地搬上文学舞台,揭示并同情他们的痛苦。也诅咒造成其痛苦的黑暗社会。作家在展现他们的不幸时,也着
<正> 众所周知,老舍的幽默语调是不“纯”的,以往,人们借用“含泪的笑”来概括他的幽默特色;他也多次用“酸笑”来自谓。然而,这样的概括不免笼统和简单,也不完全适合本文的论述角度。我认为,老舍的叙事语调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首先,幽默语调是与宽容温婉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这构成了老舍幽默的根本特色。他不仅对“好人”,对穷苦人抱有极大的同情,即使对“坏人”,也不吝啬他那宽容大度的微笑。而且正是在这种距
<正>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五届二次会议,于1989年11月14日至18日在苏州大学举行。学会会长王瑶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自1979年1月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科研、教学的发展,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贡献力量的宗旨,显示了坚持学术研究,追求科学严谨学风的特点,今后
<正> 漫过爱情领域之后向性禁区浸染新时期文学历史是以突破禁区作为行进标识的。爱情,这个人类永恒存在的基本感情,这个文学史上永远保持着鲜活生命力的母题,在十年动乱中,受到践踏,玷污,被驱逐在太阳照不见的阴暗角落。拨乱反正,让爱情恢复其令人仰慕的、“高于生命价值”的地位,成为把人从非人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迫切问题。第一篇触及爱情的小说《爱情的位置》(刘心武)问世时,读者竞相传诵,其兴奋欣喜的程度——中国人可以正视爱情了,是今天刚从迪斯科舞场下来便结伴徜徉在月光下丛林中的青年难以想象的。爱情,
<正> 读《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李建中文章《论魏晋六朝作家“文心”与“人心”的分裂》,发现其中有个史实错误。李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读《颜氏家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循规蹈矩、恪守儒教的封建家长;而现实生活中的颜介却是‘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因为酗酒还失去了一次被皇帝提拔重用的机会——颜氏之作人与作文有着深刻矛盾。还是
<正> 现代作家高长虹,山西盂县人,二十年代曾在北京、上海、太原等地发起并组织《狂飙运动》,与鲁迅共同编辑《莽原》周刊,在五、六年内就创作了具有反帝反封建意义的作品千余篇,出版著作十七本,并创办刊物十余种,在新文学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过去,高长虹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再版过,对他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缺乏必要的研究;近年来,一些报刊相继发表了高长虹的作品与有关的资料和研究论文。为了进一步推动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充实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容,山西盂县
<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的作家作品论是卓然独步的。作为一名理论家、作家和文学活动家,茅盾经历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他与同时代人,呼吸着相同的社会气息,感受着共有的心理脉搏,因此,他的作家作品论,渗透着同时人特别亲切和新鲜的感受,洋溢着同时代人饱满的激情,在微观的机敏、真切和细腻上,显示了近距离研究的特长。然而,他的这种近距离评论却极少有同时代批评家难以避免的“时间”局限和社会偏见,并未为难以遏制的感情共鸣而丧失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所以者何?原因就在于精深的中外文学修养,丰富的文学活
<正> 文天祥作为忠臣烈士、民族英雄,他的声誉在中国历史上是赫赫隆盛的。他以南宋宰相的身份被元代统治者杀害,但元代统治者又允许他的塑象与牌位奉入学宫。明清两代更是封谥不断,名望剧升。“五四”以来的新时代里他依然巍峨特立,身上的金彩毫不褪色。六十年代我们在“忠”字概念上敢批岳飞,敢批史可法,敢批李秀成,似乎也不敢摇撼文天祥在观念形态上的地位。人们谈到文天祥便肃然起敬地想到他的《正气歌》,想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文天祥的诗歌风貌与他的行为形象是统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正> 考察近代文学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分期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而笔者个人选择资产阶级文学的发生,发展和西学的输入,传播为基本线索,主张将近代文学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一)1840—1864年,为资产阶级文学的孕育期;(二)1865—1893年,为资产阶级文学的萌芽期;(三)1894—1911年,为资产阶级文学的茁长期;(四)1912—1919年,为资产阶级文学的退化与复兴期。这个意见与以往诸说不同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学独具特色,不应忽视,而应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变革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