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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艺理论要“接地”，几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为什么要接地，如何接地，是需要认真思量和践行的第一步：文艺理论“接地”的必要性是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界所面临的三重困境中生发而出的。在当前的语境中，文艺理论“接地”首要的问题是需打破崇洋媚外、术语膨胀、孤芳自赏的病态循环；进而以明白晓畅的现代汉语来重释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以期实现与文艺创作的有效沟通，并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
关键词 西方逻各斯幻灭术语膨胀断裂明白晓畅重建文艺理论话语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8-0063-06
高建平先生的《理论的理论品格与接地性》一文把文艺理论“接地”这一话题置于文艺理论舞台的前景中，王元骧等学者也很快对此话题进行了跟进。①王岳川先生亦在2012年的山东中外文艺理论年会上对这一问题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了阐释和发掘。文艺理论“接地”的紧迫性已经由文艺理论圈内的权威学者高屋建瓴地提出来了。
文艺理论为什么要接地？接地的突破口在哪里？这是文艺理论界要“接着说下去”的两个问题。文艺理论“接地”问题的提出一定意义上源自于中国文艺理论话语十多年来的困难处境。这一点，杨春时先生在世纪之初即做过明确的论断：“回顾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的历程 ，不能不承认，它已经从辉煌走入困境。”②而要走出这种困境，需要从分析造成困境的根源入手。王岳川在2012年的山东中外文艺理论年会上将这种困境归因于“身份的迷失”。③笔者认为，正是这种身份的迷失导致中国文艺理论不接地气，进而导致了其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脱节，并形成一种不断传导的恶性循环。这种迷失（或者困境）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被一代学人奉为圭臬的西方文论进入了发展的平台期，同时中国文化身份的苏醒使其不再甘于唯西方思想的马首是瞻。而当下阶段正是这种苏醒之后的迷茫和探寻期。二是百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西方三千年来的思想和范畴在短时间内的集中引进造成了巨大的“文化逆差”，由此导致中国文艺理论的“虚不受补”，并硬结为大量的思想和术语的“洋泾浜”和“夹生饭”。以上两点导致中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在很长的时间里似乎吃的是中国饭，念得却是不太标准的外国经。三是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与艺术创作的脱节现象。这一方面是根于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一方面源自于一部分文艺理论工作者因为上述论及的第二个原因而导致的“不说人话”现象，使得文艺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创作者无法有效地沟通。正是因为以上的这些表象上的“困境”导致了中国的文艺理论与中国的文化现实的脱节。因此，探讨文艺理论接地的必要性并使之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独立发展的一块坚固的基石，需要从分析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困境开始。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找到突破困境的窗口。
一、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三种困境
1西方文艺理论“逻各斯”的幻灭
20世纪被很多人称为“文艺理论的世纪”，西方文论从哲学和美学话语中生发出来，逐渐溢出文艺理论领域，直至扩展到了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成为解读社会文化大文本的“理论话语”。从德国到法国到美国，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现象学到解释学到接受美学，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学派到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到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生态批评等等，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走过了它繁荣、喧嚣的一个世纪。
中国方面，改革开放之后，业已形成庞杂体系的西方文论如潮水般进入内地。被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操持了40年的社会-历史批评话语遭到质疑，各种西方文论的“主义”和话语遍地开花，成为一时之盛。这种短期内的文艺理论狂欢用“文艺理论爆炸”来形容亦不为过。随之，是操持着各种“主义”话语的学者展开了如百家争鸣般的话语争胜。西方文艺理论成了无形的话语“逻各斯”，学者们引经据典的对象不再是“四书五经”、马恩全集、“红宝书”和鲁迅，而是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拉康、弗莱、福柯、德里达、赛义德和斯皮瓦克等等。如果西方话语仍然能够保持其强盛的生命力和创新性，也许这样的情况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然而，到了世纪之交，西方文艺理论已现颓态。首先是西方社会出现了对文艺理论话语的“审美疲劳”，接下来是赛义德、德里达等理论大师的相继谢世，终于由伊格尔顿提出了“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2003年），宣称文艺理论的黄金时代已过。详见王宁 ：《“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虽然对于文艺理论已死的观点还有不少争议，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西方文艺理论出现了三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日益泛化。正如氧气含量随着空间的外拓日益稀薄一样，文艺理论智慧的穿透力和适用性也随着这样的泛化而日益分化、瓦解。文艺理论成色遭到质疑不可避免。其二是文艺理论的形式化倾向严重。能指多而所指少，主义多而观念少，话语多而思想少，不复上个世纪前半期的强烈人文关照，成为一种画地为牢的新形而上学。第三点对应第一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在泛化的同时日益偏狭化，酷儿研究（怪异研究）、同性恋研究等话语大行其道，这一定程度上让人产生“西方文艺理论变态”的质疑。
有鉴于此，经历了30年西方文艺理论话语的洗礼，中国学者亦开始反思和质疑西方话语是否应该在中国的场域中扮演“逻各斯”的角色。虽然西方文艺理论话语仍然是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一种必需，但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西方文艺理论话语的“逻各斯”已幻灭。
2术语膨胀和思想的零落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场用西方文艺理论的“爆炸”来形容亦不为过。很长时间以来，追逐西方就代表着“前沿”、“先锋”。在这样的语境下，各种文艺理论术语和范畴接踵而至，百家争鸣，互不理解，互不买账。
这样的问题首先是由现实、思维和语言之间的矛盾关系造成的。一方面，现实和思维必得通过某种符号（主要是语言）体系加以表达；另一方面，思维在言说中，其精确性和表达强度往往会遭遇耗损，在接受中，又往往会被误读和曲解。所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陆机：《文赋》，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6页。所谓“既乎篇成，半折心始”，刘勰：《文心雕龙·神思》，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4页。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道德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第2页。所谓“可以去说的可以清楚的去说，对不可说的则必须保持沉默”。[德]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思想与表达之间的断裂是无法弥合的。维特根斯坦们所追求的纯粹的语言并不存在，也正因为如此，才让无数的文艺理论工作者着迷和探索。近世西方伟大的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很多都是从语言和现实及思维的张力关系中开始其思考的，例如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索绪尔、雅各布森、德里达、福柯等等。他们创生新术语，界定新概念，其意图是在言说和思维的混沌之域中开一扇清晰之窗。明知不可言，却必须强而言之。这使得其术语本身常常体现出较为艰涩的特点，再加上夹生饭的翻译，就成为了一种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灾难。数不清的文艺理论夹生饭的“洋泾浜术语”和范畴，汇聚为一种新的“工具理性”，开始奴役中国学人的思考和言说。 术语翻译的差强人意首先是由西方语言和汉语的内在性质的差异决定的。西方语言多为屈折语，可以通过词缀的变换、拼合灵活地创生新术语。因为其词根、词缀的含义大多为人所熟知，因此事实上这些术语常常是一望而可见其意的。例如时下的一个新术语“glocalization”，其来龙去脉一望而知，且有心人还会会意其造词的高妙。由于屈折语的这一特点，西方文艺理论家们也可以比较随意地用同一词根在名词、动词、修饰性词语之间变换辗转。例如英语中作为名词的canon（经典）一词，首字母大写特指圣经经典，加上后缀变为canonize就为“使成经典”之意。同为理论术语主要来源之一的德语词汇组合的灵活性更甚于英语。因此在行文中，评论家对于术语的使用相对自由和随意。而作为孤立语的汉语在翻译这些术语时常常力有不逮。难以把握的首先是术语的形态，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词的，到了汉语中往往要翻译成一个词组。其次是词性，早前常有学者讨论现代、现代主义、现代性之类术语的区别，事实上就是这一问题的体现。这样的问题在西方语言环境中根本不是问题，仅以英语为例，其词缀“ity”、“ism”、“ed”、“tion”等已经标识了其词性和大体的使用阈限。
西方术语翻译差强人意除了有客观因素之外，另一个因素是翻译者的主观因素。一定意义上讲，术语翻译同时是一种创造，为了突出文论和批评作为一种专业化的运作，有些学者不惜夸大西方术语“陌生化”的功能。兹举时下非常流行的“主体间”（inter-subject）一词为例。这一源自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在西方语言中是意义自明的。“inter”作为一个常用词根，是相互之意，而“subject”是主体之意，其意义一望而知。但是翻译到中国则成为与现代汉语构词法格格不入的“主体间”一语。窃以为直译为“互为主体”即可。又如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一语，事实上与“difference”一词的深入关联也一望而知。德氏所强调的是不该忽视了时间之维在塑造差异性上的重要意义。中国学人的阐释却五花八门，有故意将西方术语神秘、神圣化之嫌。
西方理论术语本来就已经呈现出“爆炸”的趋势，加以“夹生饭”的翻译和有意的“陌生化”，一种“术语膨胀”的景观悄然成形。一座座“术语”的迷宫和“话语的牢笼”摆在中国文艺理论学习者和工作者的面前，使他们艰于视听。王国维曾经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系统地讨论造新术语的意义和局限，或可成为我们的参考。
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夫抽象之过，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论新学语之输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6页。
创新学语的目的往往在于更加充分、高效地表达思想。在王国维的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界缺少独立的批评术语，因此那一代学人翻译和创生了一批新学语。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话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其他的文艺理论话语日渐凋零。改革开放之后各种文艺理论话语的集中爆发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前期的话语霸权的反拨。但是，“术语膨胀”景观形成之后，王国维所论的“泥于名而远于实”现象在中国文艺理论界蔓延开来。
“术语膨胀”的实质是文艺理论话语的形式主义倾向泛滥。形与质这一对思想的两翼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一方面，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形式是内容的容器，因此对形式的探索非常重要。思想、艺术的大发展的先导往往是形式的探索，例如魏晋南北朝对四声八病的研究，到了隋唐就结出了丰硕的艺术成果。但形式主义泛滥则会使形与质背道而驰，形式严重膨胀而思想日渐干瘪，主义、术语泛滥，而思想创新被搁置一边。文艺理论不是诗歌，它所应追求的更多的应该是思想的创生与升华，而不是妖媚的隐喻和辞藻。术语的意义在于更好的将思想表达出来，“术语膨胀”则是本末倒置，让思想成为了语言的奴隶。福柯认为：“不是我们言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言说我们。”这诚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揭示了语言之于思考和言说的价值。但这事实上是一种语言学的“工具理性”。笔者认为，语言固然重要，但究极而言，人是语言的创生和使用者，语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指称、交流和记录思想，人是语言的主人，而不是相反。
3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的断裂
中国当代的文学和艺术遭到了众多的非议和批评。兹举时下中国电影流行的“大片风”为例。笔者在此不举文学创作作为实例，原因有两个：1当代的文艺理论早已不再是附庸于“文学主人”的第二性的存在，而是要自我言说。2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和网络技术的深入发展，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日益为电影文本所取代，电影逐渐成为了文艺批评的演武场。在耗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之后，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缺位。人们艳慕美国大片的场景，却忽视他们背后要彰显的家庭精神、博爱思想、生态思想的内核。人们批评LadyGaGa哗众取宠，却看不到她的MV 背后丰富的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气息。人们对邻国日本黑泽明、宫崎骏的电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热卖愤愤不已，却不去关注他们在电影中为了宣扬日本的武士道、茶道和原始神道教所做的努力……我们生产出来的大片是《英雄》《战国》《赵氏孤儿》一类的一味颠覆传统价值，却找不到价值皈依，是迷失了灵魂的“空壳大片”。笔者认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大片”的失败根源于深层思想和理论的缺位。
如前所述，文艺理论的“崇洋媚外化”和“术语膨胀化”是一种自毁长城的行为，使得文艺理论话语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往往囿于自己的圈子。文艺理论和批评成为了一种圈子里自娱自乐的游戏。艺术圈子不屑于文艺理论界的批评，一来是艺术创作可以越过思想和文艺理论，直接去模仿西方艺术的形式；二来是因为文艺理论界的一些学者“不说人话”，那些“洋泾浜术语”让人觉得不知所云。三来是批评的廉价化和依附化。在电影、绘画动辄上亿的经费面前，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收入简直是不值一提。这使得批评成为了各种艺术品宣传的工具，难有独立的“格”。这三点合在一处，中国艺术遂患上了严重的“思想缺钙”和“文化软骨病”。 文艺理论一方面根植于既往的艺术创作，是对既往创作精华的总结；同时文艺理论又是艺术创新的源泉之一，肩负着启迪和约束艺术创作的重任。二者是一种互动地螺旋上升的关系。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二者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断裂。
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倾向使得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一段时期内脱离了中国现实的文化语境；术语的泛滥使得文艺理论话语诘屈聱牙，一定程度上沦为小圈子内的语言游戏；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之间的断裂则是这一问题的显性部分，彰显着当前文艺理论缺少实践价值的尴尬处境。中国文艺理论一度“离地三尺”，也因此而不接地气，将自身投入了三重困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接地的工作是这三重困境倒逼而出的突围行动，是中国文艺理论话语重塑的必由之途。万事开头难，理论接地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又在哪里呢？
二、文艺理论接地如何迈出第一步
分析清楚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现实困境，如何把中国文艺理论接地落到实处就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结合前述提及的前辈学人的观点和成果，本文认为当前中国文艺理论接地需要重点从语言的角度进行突破。这又包括经典文论话语的现代汉语阐释，术语的双向译介原则和创生反映中国本土特色和社会现实的新术语、新范畴等三个方面。
其一，以明白晓畅的现代汉语阐释经典文论话语。
语言在阐释中始终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无论是拉丁语之于基督教的传播，还是欧洲各国俗语之于古希腊思想艺术的复兴还是中国近代的“三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都在言说着语言之于思想解放、文化传播、理论接地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奥古斯丁和阿圭拿等人对于基督教和亚里士多德文艺理论的融合，就没有欧洲中世纪思想文化的文艺理论基础；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诸杰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艺术的再阐释，就没有今天的欧美文化。同理，中国的文化复兴也需要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对于自身的文化血脉进行合理的阐释。我们所面对的经典文艺理论语境，一是五千年的文化基因和传统，二是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文化遗产。鲁迅在一百年前曾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应该说，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西学东渐、比较吸收，我们所面对的智力资源和知识背景已经比较全面，中国文论界正处在走向“爰生自觉”的前夜。虽然新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何种尝试是徒劳的：以古解今颇类刻舟求剑，内圣难以开出新外王。时代的车轮并不会为圣贤停留，中国近世的落后事实上可以从知识分子的一味尊古拟古中探寻到端倪；以西解中曾经被一些学者尝试了一段时间，但是文艺理论作为一种高度浓缩的思想，稍有偏差就会造成误解和误读，何况我们已经认识到点-悟式的中国古典文论话语先天就是和西方的逻辑理性话语油水不合的，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经典问题颇为不伦不类。
来自苏俄传统的社会-历史批判话语的光芒已经逐渐暗淡；试图以西方术语来阐释中国经典文艺理论的尝试也因“油水不合”一定程度上宣告失效。而且，这样的话语无疑给中国的文艺理论界“裹起了小脚”，使文艺理论工作者艰于言说，使接受者不知所云。要解放这个文艺理论界的“小脚”，使其更具有活力，我们能够依靠的，唯有明白晓畅的现代汉语。结合在第一部分论述的中国文论话语的三个症候，笔者认为，当下理性的选择就是使用流畅的现代汉语来诠释中国和西方的经典文艺理论话语。可资借鉴的例证，中国古典方面有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西学方面有朱光潜、凌继尧等先生的诸多译作和学术著作，他们都是使用明白晓畅的现代汉语，把古典的、西方的问题说得深入浅出，既不故作高深，信息传达也很到位。相反，当代的不少所谓学者却只会操持一些不伦不类的洋泾浜术语来拼缀起一件皇帝的新衣，语言浮肿、内容干瘪、闪烁其词、不知所云。在干净利落的语言中，无知和暧昧无处遁形。如果文艺理论学人都能以此要求自己，思想必有渐进的提升，文艺理论接地的第一步就有望迈出，文艺理论学人“不说人话”的风气亦有望解决。
其二，建立文艺理论话语的双向译介原则。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再也无法闭门造车，搞封闭建设。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重建，必得在中外的双向交流中，这就涉及到了双向的翻译问题。文艺理论著作和论文的翻译，最为关键的显然是一些特殊的术语、概念和范畴。术语翻译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文章的逻辑是否贯通，意义传达是否到位。
长期以来，我们的术语翻译都在使用一个不对等的原则：西方的重要文艺理论术语往往有汉语翻译并标出原文，而中国重要的文艺理论术语翻译到西方时，翻译者关注的往往是在西语中有没有对等或相近的词汇，而不去标注中文。这一现象首先是出于一种后殖民的文化心态，体现出翻译者潜意识中的汉语自卑主义倾向。既然西方术语值得被中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不断钻研，韦编三绝，那以汉字为主要载体的中国文艺理论术语也同样值得西方的同行去了解其来龙去脉。因此笔者认为，术语和范畴的翻译不妨使用同一原则：译文后加括号，标注原词。比较特殊和复杂的，在脚注或尾注中做详细解释。
对应现代汉语的特殊性，我们在将汉语文艺理论术语翻译到西方语言时可以有两种选择。文艺理论术语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西方语言中可以找到近似词汇的，一种是中国特有的术语或范畴，完全无法在西方语言中找到对应概念的。同时，现代汉语的特殊性体现在它事实上有两套符号系统：其一是长期使用的汉字符号系统，其二是近世开始使用的以拼音为代表的记音符号系统。对于可以在目的语中找到相近或对应词汇的中国文艺理论术语，可以在正文中使用西方的词汇，在括号中标注汉字原文。对于中国特有的概念和范畴，因为无法找到对应的词汇，正文的首选是较容易为外国读者接受的汉语拼音，在括号中标注汉字原文，在脚注或尾注中作比较详尽的解释。目前，已经有不少文艺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开始做这样的尝试，随着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化兴趣的提高，这样的术语翻译方式有可能成为文艺理论翻译的主流范式。
其三，以会通中西、兼容并蓄的精神召唤新的文艺理论术语和范畴的诞生。
中国文艺理论界当下的迷茫有其内在的根源。纵观西方文论一个世纪的发展，理论创新往往需要以哲学创新作为基础，而中国百多年来的哲学创新较少。中国当代社会文化是一首文化杂糅的交响曲，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产品犬牙交错，因此，几乎没有一个文艺理论界的学人能够对这一巨大的复调文本做出完满的解读。在这样的语境中，试图在短时间内建构一套具有中国身份特征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没有必要也难以实现。未来的一两代学人应该秉持会通中西、兼容并蓄的学术态度；植根现实，与国运同步，以自己的研究来感受和反应时代脉搏的震颤；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提炼新范畴，命名新事物，为新的文艺理论森林植下一棵棵幼苗。
概而言之，中国当下的文艺理论话语由四个方面拼缀而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古典文艺理论话语，西方文艺理论话语和消费主义的文艺理论话语。改革开放30年来，这四种话语各有自身的际遇。存在即为合理，这四种话语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适用阈限。以某种话语统领其他话语的企图既不理性亦不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状况是各自尊重其他话语的存在和发展，在交流和碰撞中成长。好的文艺理论基因自会沉淀下来，而有问题的则会接受社会历史的洗汰。
同时，中国文艺理论学人不能闭门造车，困守于形而上的象牙塔里。艺术和与之相共的文艺理论毕竟是人学，在经历了一代人的形式主义笔者认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迷失和疏离一定程度上根源于形式主义的倾向，将另作文详述。倾向的洗礼之后，还是要返璞归真，回到当下的生活和历史中。如果说，中国学人所面对的共同主题是什么？那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文艺理论学人应该以自己的学养，参与到社会历史的变革中。在消费主义大潮中，要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使用自己的童心慧眼，扬清激浊，促成高质量的文艺产品的诞生。在这样的过程中，为新的文艺现象命名，探寻新的术语和范畴的包容力和穿透力将是自然而然。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文艺理论的新话语将会集腋成裘，聚木成林。
作者单位：王坤宇，北京大学中文系；张瑞朋，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
责任编辑：张静斐
关键词 西方逻各斯幻灭术语膨胀断裂明白晓畅重建文艺理论话语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8-0063-06
高建平先生的《理论的理论品格与接地性》一文把文艺理论“接地”这一话题置于文艺理论舞台的前景中，王元骧等学者也很快对此话题进行了跟进。①王岳川先生亦在2012年的山东中外文艺理论年会上对这一问题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了阐释和发掘。文艺理论“接地”的紧迫性已经由文艺理论圈内的权威学者高屋建瓴地提出来了。
文艺理论为什么要接地？接地的突破口在哪里？这是文艺理论界要“接着说下去”的两个问题。文艺理论“接地”问题的提出一定意义上源自于中国文艺理论话语十多年来的困难处境。这一点，杨春时先生在世纪之初即做过明确的论断：“回顾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的历程 ，不能不承认，它已经从辉煌走入困境。”②而要走出这种困境，需要从分析造成困境的根源入手。王岳川在2012年的山东中外文艺理论年会上将这种困境归因于“身份的迷失”。③笔者认为，正是这种身份的迷失导致中国文艺理论不接地气，进而导致了其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脱节，并形成一种不断传导的恶性循环。这种迷失（或者困境）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被一代学人奉为圭臬的西方文论进入了发展的平台期，同时中国文化身份的苏醒使其不再甘于唯西方思想的马首是瞻。而当下阶段正是这种苏醒之后的迷茫和探寻期。二是百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西方三千年来的思想和范畴在短时间内的集中引进造成了巨大的“文化逆差”，由此导致中国文艺理论的“虚不受补”，并硬结为大量的思想和术语的“洋泾浜”和“夹生饭”。以上两点导致中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在很长的时间里似乎吃的是中国饭，念得却是不太标准的外国经。三是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与艺术创作的脱节现象。这一方面是根于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一方面源自于一部分文艺理论工作者因为上述论及的第二个原因而导致的“不说人话”现象，使得文艺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创作者无法有效地沟通。正是因为以上的这些表象上的“困境”导致了中国的文艺理论与中国的文化现实的脱节。因此，探讨文艺理论接地的必要性并使之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独立发展的一块坚固的基石，需要从分析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困境开始。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找到突破困境的窗口。
一、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三种困境
1西方文艺理论“逻各斯”的幻灭
20世纪被很多人称为“文艺理论的世纪”，西方文论从哲学和美学话语中生发出来，逐渐溢出文艺理论领域，直至扩展到了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成为解读社会文化大文本的“理论话语”。从德国到法国到美国，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现象学到解释学到接受美学，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学派到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到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生态批评等等，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走过了它繁荣、喧嚣的一个世纪。
中国方面，改革开放之后，业已形成庞杂体系的西方文论如潮水般进入内地。被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操持了40年的社会-历史批评话语遭到质疑，各种西方文论的“主义”和话语遍地开花，成为一时之盛。这种短期内的文艺理论狂欢用“文艺理论爆炸”来形容亦不为过。随之，是操持着各种“主义”话语的学者展开了如百家争鸣般的话语争胜。西方文艺理论成了无形的话语“逻各斯”，学者们引经据典的对象不再是“四书五经”、马恩全集、“红宝书”和鲁迅，而是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拉康、弗莱、福柯、德里达、赛义德和斯皮瓦克等等。如果西方话语仍然能够保持其强盛的生命力和创新性，也许这样的情况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然而，到了世纪之交，西方文艺理论已现颓态。首先是西方社会出现了对文艺理论话语的“审美疲劳”，接下来是赛义德、德里达等理论大师的相继谢世，终于由伊格尔顿提出了“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2003年），宣称文艺理论的黄金时代已过。详见王宁 ：《“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虽然对于文艺理论已死的观点还有不少争议，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西方文艺理论出现了三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日益泛化。正如氧气含量随着空间的外拓日益稀薄一样，文艺理论智慧的穿透力和适用性也随着这样的泛化而日益分化、瓦解。文艺理论成色遭到质疑不可避免。其二是文艺理论的形式化倾向严重。能指多而所指少，主义多而观念少，话语多而思想少，不复上个世纪前半期的强烈人文关照，成为一种画地为牢的新形而上学。第三点对应第一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在泛化的同时日益偏狭化，酷儿研究（怪异研究）、同性恋研究等话语大行其道，这一定程度上让人产生“西方文艺理论变态”的质疑。
有鉴于此，经历了30年西方文艺理论话语的洗礼，中国学者亦开始反思和质疑西方话语是否应该在中国的场域中扮演“逻各斯”的角色。虽然西方文艺理论话语仍然是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一种必需，但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西方文艺理论话语的“逻各斯”已幻灭。
2术语膨胀和思想的零落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场用西方文艺理论的“爆炸”来形容亦不为过。很长时间以来，追逐西方就代表着“前沿”、“先锋”。在这样的语境下，各种文艺理论术语和范畴接踵而至，百家争鸣，互不理解，互不买账。
这样的问题首先是由现实、思维和语言之间的矛盾关系造成的。一方面，现实和思维必得通过某种符号（主要是语言）体系加以表达；另一方面，思维在言说中，其精确性和表达强度往往会遭遇耗损，在接受中，又往往会被误读和曲解。所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陆机：《文赋》，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6页。所谓“既乎篇成，半折心始”，刘勰：《文心雕龙·神思》，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4页。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道德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第2页。所谓“可以去说的可以清楚的去说，对不可说的则必须保持沉默”。[德]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思想与表达之间的断裂是无法弥合的。维特根斯坦们所追求的纯粹的语言并不存在，也正因为如此，才让无数的文艺理论工作者着迷和探索。近世西方伟大的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很多都是从语言和现实及思维的张力关系中开始其思考的，例如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索绪尔、雅各布森、德里达、福柯等等。他们创生新术语，界定新概念，其意图是在言说和思维的混沌之域中开一扇清晰之窗。明知不可言，却必须强而言之。这使得其术语本身常常体现出较为艰涩的特点，再加上夹生饭的翻译，就成为了一种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灾难。数不清的文艺理论夹生饭的“洋泾浜术语”和范畴，汇聚为一种新的“工具理性”，开始奴役中国学人的思考和言说。 术语翻译的差强人意首先是由西方语言和汉语的内在性质的差异决定的。西方语言多为屈折语，可以通过词缀的变换、拼合灵活地创生新术语。因为其词根、词缀的含义大多为人所熟知，因此事实上这些术语常常是一望而可见其意的。例如时下的一个新术语“glocalization”，其来龙去脉一望而知，且有心人还会会意其造词的高妙。由于屈折语的这一特点，西方文艺理论家们也可以比较随意地用同一词根在名词、动词、修饰性词语之间变换辗转。例如英语中作为名词的canon（经典）一词，首字母大写特指圣经经典，加上后缀变为canonize就为“使成经典”之意。同为理论术语主要来源之一的德语词汇组合的灵活性更甚于英语。因此在行文中，评论家对于术语的使用相对自由和随意。而作为孤立语的汉语在翻译这些术语时常常力有不逮。难以把握的首先是术语的形态，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词的，到了汉语中往往要翻译成一个词组。其次是词性，早前常有学者讨论现代、现代主义、现代性之类术语的区别，事实上就是这一问题的体现。这样的问题在西方语言环境中根本不是问题，仅以英语为例，其词缀“ity”、“ism”、“ed”、“tion”等已经标识了其词性和大体的使用阈限。
西方术语翻译差强人意除了有客观因素之外，另一个因素是翻译者的主观因素。一定意义上讲，术语翻译同时是一种创造，为了突出文论和批评作为一种专业化的运作，有些学者不惜夸大西方术语“陌生化”的功能。兹举时下非常流行的“主体间”（inter-subject）一词为例。这一源自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在西方语言中是意义自明的。“inter”作为一个常用词根，是相互之意，而“subject”是主体之意，其意义一望而知。但是翻译到中国则成为与现代汉语构词法格格不入的“主体间”一语。窃以为直译为“互为主体”即可。又如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一语，事实上与“difference”一词的深入关联也一望而知。德氏所强调的是不该忽视了时间之维在塑造差异性上的重要意义。中国学人的阐释却五花八门，有故意将西方术语神秘、神圣化之嫌。
西方理论术语本来就已经呈现出“爆炸”的趋势，加以“夹生饭”的翻译和有意的“陌生化”，一种“术语膨胀”的景观悄然成形。一座座“术语”的迷宫和“话语的牢笼”摆在中国文艺理论学习者和工作者的面前，使他们艰于视听。王国维曾经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系统地讨论造新术语的意义和局限，或可成为我们的参考。
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夫抽象之过，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论新学语之输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6页。
创新学语的目的往往在于更加充分、高效地表达思想。在王国维的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界缺少独立的批评术语，因此那一代学人翻译和创生了一批新学语。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话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其他的文艺理论话语日渐凋零。改革开放之后各种文艺理论话语的集中爆发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前期的话语霸权的反拨。但是，“术语膨胀”景观形成之后，王国维所论的“泥于名而远于实”现象在中国文艺理论界蔓延开来。
“术语膨胀”的实质是文艺理论话语的形式主义倾向泛滥。形与质这一对思想的两翼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一方面，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形式是内容的容器，因此对形式的探索非常重要。思想、艺术的大发展的先导往往是形式的探索，例如魏晋南北朝对四声八病的研究，到了隋唐就结出了丰硕的艺术成果。但形式主义泛滥则会使形与质背道而驰，形式严重膨胀而思想日渐干瘪，主义、术语泛滥，而思想创新被搁置一边。文艺理论不是诗歌，它所应追求的更多的应该是思想的创生与升华，而不是妖媚的隐喻和辞藻。术语的意义在于更好的将思想表达出来，“术语膨胀”则是本末倒置，让思想成为了语言的奴隶。福柯认为：“不是我们言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言说我们。”这诚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揭示了语言之于思考和言说的价值。但这事实上是一种语言学的“工具理性”。笔者认为，语言固然重要，但究极而言，人是语言的创生和使用者，语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指称、交流和记录思想，人是语言的主人，而不是相反。
3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的断裂
中国当代的文学和艺术遭到了众多的非议和批评。兹举时下中国电影流行的“大片风”为例。笔者在此不举文学创作作为实例，原因有两个：1当代的文艺理论早已不再是附庸于“文学主人”的第二性的存在，而是要自我言说。2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和网络技术的深入发展，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日益为电影文本所取代，电影逐渐成为了文艺批评的演武场。在耗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之后，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缺位。人们艳慕美国大片的场景，却忽视他们背后要彰显的家庭精神、博爱思想、生态思想的内核。人们批评LadyGaGa哗众取宠，却看不到她的MV 背后丰富的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气息。人们对邻国日本黑泽明、宫崎骏的电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热卖愤愤不已，却不去关注他们在电影中为了宣扬日本的武士道、茶道和原始神道教所做的努力……我们生产出来的大片是《英雄》《战国》《赵氏孤儿》一类的一味颠覆传统价值，却找不到价值皈依，是迷失了灵魂的“空壳大片”。笔者认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大片”的失败根源于深层思想和理论的缺位。
如前所述，文艺理论的“崇洋媚外化”和“术语膨胀化”是一种自毁长城的行为，使得文艺理论话语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往往囿于自己的圈子。文艺理论和批评成为了一种圈子里自娱自乐的游戏。艺术圈子不屑于文艺理论界的批评，一来是艺术创作可以越过思想和文艺理论，直接去模仿西方艺术的形式；二来是因为文艺理论界的一些学者“不说人话”，那些“洋泾浜术语”让人觉得不知所云。三来是批评的廉价化和依附化。在电影、绘画动辄上亿的经费面前，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收入简直是不值一提。这使得批评成为了各种艺术品宣传的工具，难有独立的“格”。这三点合在一处，中国艺术遂患上了严重的“思想缺钙”和“文化软骨病”。 文艺理论一方面根植于既往的艺术创作，是对既往创作精华的总结；同时文艺理论又是艺术创新的源泉之一，肩负着启迪和约束艺术创作的重任。二者是一种互动地螺旋上升的关系。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二者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断裂。
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倾向使得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一段时期内脱离了中国现实的文化语境；术语的泛滥使得文艺理论话语诘屈聱牙，一定程度上沦为小圈子内的语言游戏；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之间的断裂则是这一问题的显性部分，彰显着当前文艺理论缺少实践价值的尴尬处境。中国文艺理论一度“离地三尺”，也因此而不接地气，将自身投入了三重困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接地的工作是这三重困境倒逼而出的突围行动，是中国文艺理论话语重塑的必由之途。万事开头难，理论接地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又在哪里呢？
二、文艺理论接地如何迈出第一步
分析清楚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现实困境，如何把中国文艺理论接地落到实处就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结合前述提及的前辈学人的观点和成果，本文认为当前中国文艺理论接地需要重点从语言的角度进行突破。这又包括经典文论话语的现代汉语阐释，术语的双向译介原则和创生反映中国本土特色和社会现实的新术语、新范畴等三个方面。
其一，以明白晓畅的现代汉语阐释经典文论话语。
语言在阐释中始终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无论是拉丁语之于基督教的传播，还是欧洲各国俗语之于古希腊思想艺术的复兴还是中国近代的“三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都在言说着语言之于思想解放、文化传播、理论接地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奥古斯丁和阿圭拿等人对于基督教和亚里士多德文艺理论的融合，就没有欧洲中世纪思想文化的文艺理论基础；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诸杰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艺术的再阐释，就没有今天的欧美文化。同理，中国的文化复兴也需要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对于自身的文化血脉进行合理的阐释。我们所面对的经典文艺理论语境，一是五千年的文化基因和传统，二是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文化遗产。鲁迅在一百年前曾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应该说，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西学东渐、比较吸收，我们所面对的智力资源和知识背景已经比较全面，中国文论界正处在走向“爰生自觉”的前夜。虽然新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何种尝试是徒劳的：以古解今颇类刻舟求剑，内圣难以开出新外王。时代的车轮并不会为圣贤停留，中国近世的落后事实上可以从知识分子的一味尊古拟古中探寻到端倪；以西解中曾经被一些学者尝试了一段时间，但是文艺理论作为一种高度浓缩的思想，稍有偏差就会造成误解和误读，何况我们已经认识到点-悟式的中国古典文论话语先天就是和西方的逻辑理性话语油水不合的，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经典问题颇为不伦不类。
来自苏俄传统的社会-历史批判话语的光芒已经逐渐暗淡；试图以西方术语来阐释中国经典文艺理论的尝试也因“油水不合”一定程度上宣告失效。而且，这样的话语无疑给中国的文艺理论界“裹起了小脚”，使文艺理论工作者艰于言说，使接受者不知所云。要解放这个文艺理论界的“小脚”，使其更具有活力，我们能够依靠的，唯有明白晓畅的现代汉语。结合在第一部分论述的中国文论话语的三个症候，笔者认为，当下理性的选择就是使用流畅的现代汉语来诠释中国和西方的经典文艺理论话语。可资借鉴的例证，中国古典方面有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西学方面有朱光潜、凌继尧等先生的诸多译作和学术著作，他们都是使用明白晓畅的现代汉语，把古典的、西方的问题说得深入浅出，既不故作高深，信息传达也很到位。相反，当代的不少所谓学者却只会操持一些不伦不类的洋泾浜术语来拼缀起一件皇帝的新衣，语言浮肿、内容干瘪、闪烁其词、不知所云。在干净利落的语言中，无知和暧昧无处遁形。如果文艺理论学人都能以此要求自己，思想必有渐进的提升，文艺理论接地的第一步就有望迈出，文艺理论学人“不说人话”的风气亦有望解决。
其二，建立文艺理论话语的双向译介原则。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再也无法闭门造车，搞封闭建设。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重建，必得在中外的双向交流中，这就涉及到了双向的翻译问题。文艺理论著作和论文的翻译，最为关键的显然是一些特殊的术语、概念和范畴。术语翻译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文章的逻辑是否贯通，意义传达是否到位。
长期以来，我们的术语翻译都在使用一个不对等的原则：西方的重要文艺理论术语往往有汉语翻译并标出原文，而中国重要的文艺理论术语翻译到西方时，翻译者关注的往往是在西语中有没有对等或相近的词汇，而不去标注中文。这一现象首先是出于一种后殖民的文化心态，体现出翻译者潜意识中的汉语自卑主义倾向。既然西方术语值得被中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不断钻研，韦编三绝，那以汉字为主要载体的中国文艺理论术语也同样值得西方的同行去了解其来龙去脉。因此笔者认为，术语和范畴的翻译不妨使用同一原则：译文后加括号，标注原词。比较特殊和复杂的，在脚注或尾注中做详细解释。
对应现代汉语的特殊性，我们在将汉语文艺理论术语翻译到西方语言时可以有两种选择。文艺理论术语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西方语言中可以找到近似词汇的，一种是中国特有的术语或范畴，完全无法在西方语言中找到对应概念的。同时，现代汉语的特殊性体现在它事实上有两套符号系统：其一是长期使用的汉字符号系统，其二是近世开始使用的以拼音为代表的记音符号系统。对于可以在目的语中找到相近或对应词汇的中国文艺理论术语，可以在正文中使用西方的词汇，在括号中标注汉字原文。对于中国特有的概念和范畴，因为无法找到对应的词汇，正文的首选是较容易为外国读者接受的汉语拼音，在括号中标注汉字原文，在脚注或尾注中作比较详尽的解释。目前，已经有不少文艺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开始做这样的尝试，随着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化兴趣的提高，这样的术语翻译方式有可能成为文艺理论翻译的主流范式。
其三，以会通中西、兼容并蓄的精神召唤新的文艺理论术语和范畴的诞生。
中国文艺理论界当下的迷茫有其内在的根源。纵观西方文论一个世纪的发展，理论创新往往需要以哲学创新作为基础，而中国百多年来的哲学创新较少。中国当代社会文化是一首文化杂糅的交响曲，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产品犬牙交错，因此，几乎没有一个文艺理论界的学人能够对这一巨大的复调文本做出完满的解读。在这样的语境中，试图在短时间内建构一套具有中国身份特征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没有必要也难以实现。未来的一两代学人应该秉持会通中西、兼容并蓄的学术态度；植根现实，与国运同步，以自己的研究来感受和反应时代脉搏的震颤；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提炼新范畴，命名新事物，为新的文艺理论森林植下一棵棵幼苗。
概而言之，中国当下的文艺理论话语由四个方面拼缀而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古典文艺理论话语，西方文艺理论话语和消费主义的文艺理论话语。改革开放30年来，这四种话语各有自身的际遇。存在即为合理，这四种话语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适用阈限。以某种话语统领其他话语的企图既不理性亦不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状况是各自尊重其他话语的存在和发展，在交流和碰撞中成长。好的文艺理论基因自会沉淀下来，而有问题的则会接受社会历史的洗汰。
同时，中国文艺理论学人不能闭门造车，困守于形而上的象牙塔里。艺术和与之相共的文艺理论毕竟是人学，在经历了一代人的形式主义笔者认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迷失和疏离一定程度上根源于形式主义的倾向，将另作文详述。倾向的洗礼之后，还是要返璞归真，回到当下的生活和历史中。如果说，中国学人所面对的共同主题是什么？那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文艺理论学人应该以自己的学养，参与到社会历史的变革中。在消费主义大潮中，要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使用自己的童心慧眼，扬清激浊，促成高质量的文艺产品的诞生。在这样的过程中，为新的文艺现象命名，探寻新的术语和范畴的包容力和穿透力将是自然而然。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文艺理论的新话语将会集腋成裘，聚木成林。
作者单位：王坤宇，北京大学中文系；张瑞朋，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
责任编辑：张静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