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通史》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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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于唐至南宋的禅宗,其社会基础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流民与失意的士大夫。在禅宗里,有农民和士大夫的投影。禅宗的哲学基础,集中表现在《大乘起信论》中,禅宗中主要的三个学支心学支、理学支、般若学支均可从它的体系中演绎出来。中唐以来,心学支和理学支有过争论;两宋,又有文字禅与默照禅的争论。文字禅肯定语言在掌握客观真理中的功能,直指般若空观的理论基石,它的出现,标志着对《大乘起信论》最重要的突破。禅宗内部这些争论均未很好展开,以致相互矛盾的观点常混淆在一起。禅宗具有非理性色彩,在哲学的理性思考之外,还存在另一种思维方式。禅行者在修习中可能产生幻觉,由此而产生所谓"神异"。禅宗对神异主要持相信但不宣扬,或不置可否的态度。神异在禅宗中始终悄然流行。为了追求诱发神异的幻觉而引起的身心畸变,佛教的理性主义者称之为"禅病",禅宗中有治疗禅病的经验积累。在禅宗中,任何经典均不具神圣性,史实也可任意剪裁和捏造,因而,禅宗自叙的史籍多不可信。为了求得生存权,禅宗有数典造祖的陋习,它为自己制造的宗谱更不可信。相对而言,僧史、寺志、地方志要可靠一些,塔碑记文、正史、笔记的可靠性则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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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对立的不同结合方式以及对立种类上的差异:"两"是并列关系,"贰"是主从关系;"两"是并生式的对立,"贰"是从生式的对立,"匹"是发生式的对立:"矛与盾"不是"两"式的对立,而是"贰"式的对立;"物极则反"的两端是"极",它们的中介也是一极,而且是更重要的一极;"三极之道"有相赞、相克和相生三种状态,生、克分列两端,它们的中和便是赞;世界并不仅仅是"两生",人用慧眼看到对立之间的中介、最佳关系,便是"参视"。
<正> 胡寄窗教授的新著《经济理论歧见的剖析》(以下简称《剖析》),以高屋建瓴之势,对我国经济理论中二十多个长期、广泛争论的热点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所产生的各种思想观点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作者的主旨并不在于加入这些问题的论争,而在于通过科学的理论分析,揭示在各种争论中哪些观点、概念、范畴有继续进行探讨的价值,哪些是缺乏理论依据乃至理解错误,或是文不对题徒增思想混乱的歧见。综览全书,其主要特点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正> 方志,是我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分支。其源可溯至两汉"地记",清代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被公认为方志学科的奠基人。但是,直到建国以前,方志学研究成果不多,有分量的专著更少。建国以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方志的修纂和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重建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政府也普遍建立了修志机构,方志的修纂和研究在全国范围内以空前的规模和气势开展起来。仓修良教授在近年来,一方面参与了修志的实际工作,一方面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从而为他的《方志学通论》(以下称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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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是蒋述卓同志三年博士生涯辛勤研究的成果。中古文学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我国古代诸种文体在此时期或开始萌芽,或日臻成熟,一系列新的文艺思想与新的审美情趣在此时期日渐兴起,蔚为大观。而用佛学来阐说我国中古文学思潮,就是深入研究其内涵的一种努力。钱仲联先生说:"以佛学阐说我国中古文学思潮者,莫先于沈寐叟,……绩溪胡氏,
<正> 关于《元史》史料学的探讨,一向是元史研究中一个比较冷漠的领域;近年却显得活跃起来,发表了一批相关的论著。王慎荣先生主编的《元史探源》(下称《探源》)一书,洋洋四十万言,更其是这方面有分量的专著。在历来的"正史"中,《元史》的名声不大好。乾嘉诸老而下,对《元史》痛诋者多,说好话的少。赵翼算是稍为《元史》开脱的了,也不过说:"故一部全史,数月成书,亦尚首尾完具,不得概以疏略议之也。"平心而论,《元史》仓卒成书,无庸讳言,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作为史料,它依然是上乘的,第一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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