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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字狱，说来叫人寒心。“唐宋八大家”中独占八分之三席位的苏氏三兄弟在世的时候，政治还算好一点，至少比清朝雍正乾隆时代在人们的言论自由上要宽松得多，但还是发生了“乌台诗案”，“八大家”之一、大文学家苏轼被逮系“乌台”，受牵连者之多，被审查的诗之多，都是创纪录的。
因文字而得祸，有几种情况，因而也便有几种罪过。其中之一，叫“影射罪”。苏轼作《咏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两句，本无甚恶意，却被副相王指为隐刺皇帝。这个副相诡称：“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到九泉之下寻找蜇龙，不臣莫过于此了！”被审查的一百多首诗大都类此。苏轼有口难辩，不得不奉命在“撰作诗赋文字讥讽”的口供上签字画押。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影射罪的一个极力推行者。有人在歌他的功、颂他的德的贺表上写道：“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真够肉麻了。他却大发其火，说：“‘生’者，僧也，暗指我当过和尚；‘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朱元璋出身贫寒，当过和尚，又投过黄巾‘贼’，他害怕人们揭他的老底，亮他的疮疤，便不许说“生”、说“贼”，和尚是光头，自然连“光”也不许说了。这以后，人们的忌讳越来越多：“天下有道”，与“有盗”同音，杀；“遥望帝扉”，与“帝非”同音，杀！论汉字之多，清《康熙字典》共收四万六千多个；若论音节，却只有几百个，而且不可能增加。以这种同音而“影射”，那中国人就没法说话了，文人也就没法作文上表了。明朝有人把以上种种称作“表笺祸”，还算确切。
至于清朝康雍乾时代的影射罪，更是多得不胜枚举，此处只举两例：
其一，雍正继位不久，发生曾静“谋反”案。雍正追根溯源，查到祸根出于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吕留良已死四十多年，现在雍正要把他另立一案，死人活判。为了教人们认识吕留良之可恨，雍正让人审查吕所留所有文字，包括日记。吕氏日记内，对各地发生的自然灾害及传闻略有记载，如“四月末，京中起怪风三日，其色大红，著人面皆红”之类。其弟子严鸿逵，步乃师之后尘，也写了不少同类内容的日记。这都可称作当时的叙事性文学。在封建社会，人们从“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念出发，相信“天子”在坐龙廷不稳时，会有上天示警。雍正将这些记载一一披露，咬牙切齿地说：这“种种丧心病狂”，“岂非凶虐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乎？”
其二，乾隆在位时，为了打击朋党，决定从内阁学士胡中藻入手，其原因之一，是胡著有一本诗集，叫《坚磨生诗钞》，文辞险怪，最容易抓住把柄，罗织罪名。比如胡诗中有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把清、浊对用，讲的是政治节操，乾隆却反问他：“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胡诗中有“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硬说“老佛”指他，于是质问：“朕每日所政，召见臣工，如何说‘朝门不开’？”乾隆一口气罗列了四十多例，最后以“从宽斩决”了事。
出以上例子，可知影射是怎么一回事，它不过是一种外加的罪名而已。清朝的文字狱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全在康雍乾三朝的“真龙天子”们，以异族入据中原，惟恐汉族知识分子不服，不用此法，不足以让那些人们，服服帖帖，面北称臣。而另一方面，跟皇帝的臣子们，为保住自己的位子，或为了自己升官，而千方百计地排斥异己、捉拿“罪犯”以邀功，也有很大关系。“上求材，臣残木；上求鱼，臣干谷。”
这种情况下，文艺的繁荣根本谈不上。苏轼的弟弟苏辙，了解老兄对时政不满，担心触上文网，写诗劝老兄“北客若来休问信，西湖虽好莫吟诗”。
(《清朝文字狱》，郭成康等著，群众出版社一九九○年十月第一版，8.00元)
因文字而得祸，有几种情况，因而也便有几种罪过。其中之一，叫“影射罪”。苏轼作《咏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两句，本无甚恶意，却被副相王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影射罪的一个极力推行者。有人在歌他的功、颂他的德的贺表上写道：“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真够肉麻了。他却大发其火，说：“‘生’者，僧也，暗指我当过和尚；‘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朱元璋出身贫寒，当过和尚，又投过黄巾‘贼’，他害怕人们揭他的老底，亮他的疮疤，便不许说“生”、说“贼”，和尚是光头，自然连“光”也不许说了。这以后，人们的忌讳越来越多：“天下有道”，与“有盗”同音，杀；“遥望帝扉”，与“帝非”同音，杀！论汉字之多，清《康熙字典》共收四万六千多个；若论音节，却只有几百个，而且不可能增加。以这种同音而“影射”，那中国人就没法说话了，文人也就没法作文上表了。明朝有人把以上种种称作“表笺祸”，还算确切。
至于清朝康雍乾时代的影射罪，更是多得不胜枚举，此处只举两例：
其一，雍正继位不久，发生曾静“谋反”案。雍正追根溯源，查到祸根出于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吕留良已死四十多年，现在雍正要把他另立一案，死人活判。为了教人们认识吕留良之可恨，雍正让人审查吕所留所有文字，包括日记。吕氏日记内，对各地发生的自然灾害及传闻略有记载，如“四月末，京中起怪风三日，其色大红，著人面皆红”之类。其弟子严鸿逵，步乃师之后尘，也写了不少同类内容的日记。这都可称作当时的叙事性文学。在封建社会，人们从“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念出发，相信“天子”在坐龙廷不稳时，会有上天示警。雍正将这些记载一一披露，咬牙切齿地说：这“种种丧心病狂”，“岂非凶虐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乎？”
其二，乾隆在位时，为了打击朋党，决定从内阁学士胡中藻入手，其原因之一，是胡著有一本诗集，叫《坚磨生诗钞》，文辞险怪，最容易抓住把柄，罗织罪名。比如胡诗中有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把清、浊对用，讲的是政治节操，乾隆却反问他：“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胡诗中有“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硬说“老佛”指他，于是质问：“朕每日所政，召见臣工，如何说‘朝门不开’？”乾隆一口气罗列了四十多例，最后以“从宽斩决”了事。
出以上例子，可知影射是怎么一回事，它不过是一种外加的罪名而已。清朝的文字狱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全在康雍乾三朝的“真龙天子”们，以异族入据中原，惟恐汉族知识分子不服，不用此法，不足以让那些人们，服服帖帖，面北称臣。而另一方面，跟皇帝的臣子们，为保住自己的位子，或为了自己升官，而千方百计地排斥异己、捉拿“罪犯”以邀功，也有很大关系。“上求材，臣残木；上求鱼，臣干谷。”
这种情况下，文艺的繁荣根本谈不上。苏轼的弟弟苏辙，了解老兄对时政不满，担心触上文网，写诗劝老兄“北客若来休问信，西湖虽好莫吟诗”。
(《清朝文字狱》，郭成康等著，群众出版社一九九○年十月第一版，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