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贺龙结婚，要说一开始就很和谐，那不是真的，也有一个磨合、了解、互相适应的过程。有一次，一连开了几天会，我看他接连几天那么忙，就想让他放松放松。等他开完会回来，我就提出去散散步，他挺爽快地答应了。我俩带着警卫就出了门。前面一个警卫，后面一个警卫，我俩一前一后居中。那天，天气不错，还有晚霞，延安的黄昏还是很美的，我的心情也不错。
　　一枪打走好心情
　　走在后面的警卫对贺龙说：“首长，我又发了一把手枪。”
　　一说到枪，贺龙就来劲：“哪国造？”
　　警卫员说：“德国造。”
　　“用过没有？”
　　“还没有。”
　　“那试试。”说着就是“砰”的一枪。
　　我走在前面走得好好的，突然被背后一声枪响吓了一跳。我忙回头，就见他冲着我摆手：“没事，没事。你走你的，没事。”
　　在他眼里，军人打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我实在享受不了这种屁股后面放枪的“闲情逸致”。本来散步是一个放松心情、很悠闲的事，哪有打着枪散步的？再说，我陪他散步，他倒让我自己走，没有他，我一个人散什么步？本来挺好的心情，全让枪打跑了。
　　还有一次，礼堂里有演出，我们约好一起去看戏。傍晚，他在机关食堂吃完饭没有回家，直接到礼堂休息室等我，想和我一起进剧场。可是，他左等右等也没见我的人影。其实，我这时候还没离开家，我是想等到天黑再去。演戏要有气氛，天黑灯一亮，气氛才能出来。还有一个原因，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们，怕别人议论我，我找个老干部，好像我攀高枝。等到天刚一擦黑，我兴致勃勃地来到礼堂，没想到他一见我就发脾气。
　　“你怎么现在才来？请都请不来，架子好大呀。”贺龙劈头盖脸地给了我一下。
　　“我想等天黑开了戏再进去。”看他铁青着脸，我连忙解释。
　　“你这个小资产阶级尾巴呀，没丢。我看，我现在应该割你的小资产阶级尾巴。”
　　这一阵暴风骤雨，让我觉得很下不了台。我想，结婚以前谈得好好的，怎么刚结婚就要割我的“尾巴”？我觉得挺委屈。当时，屋里还有几个人，大家对他的脾气秉性都很了解，也都为我担着心，怕我受不了会跟他吵起来，一场夫妻之间的战争蓄势待发。这时候，我冷静下来，笑了笑，拉起身边的两位女同志的手，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哎哟，星星出来了，不早了，快进去看戏。”就进了礼堂。看我进去了，他也没了脾气。
　　说实话，在众人面前他这样让我下不了台，还口口声声要割我的什么“尾巴”，新婚不久的我，心里确实很委屈。但是，我没有像一般女人那样为挽回自己的面子跟丈夫使小性子，我要考虑维护他，要顾全大局，不能和他对着吵，只能以柔克刚。我了解他的个性，当初也正是他与众不同的个性吸引了我。要接受这个人，就要接受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坏脾气。所以，每次他的火气上来，我从来不跟他接火，他的“炸药包”也就无法引爆，慢慢地，他对我也没了脾气。夫妻在一起生活，既然走到一起，就要互相包容。
　　照顾他到底
　　建国以后，生活相对稳定。贺龙有糖尿病，为保证他身体健康，我动了很多脑筋，也下了很大工夫。我每天要给他炖个猪蹄，吃完猪蹄，再将骨头过秤，把骨头的热量刨出来，要达到医生要求的标准。如果达不到或超过了，就得想办法解决。 这样的小事看起来不起眼，但要长期坚持，就非常不易。光我一个人做到不行，还要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做。我经常把他的身体状况写在纸上，放在办公室，大家可以随时沟通，掌握他的身体情况。
　　那时候，毛泽东习惯白天睡觉、晚上办公，好多会都是在夜里开。大家只好随着他老人家的休息时间生活。这样，贺龙因工作常常半夜或凌晨回家，他不回来我不睡觉，无论多晚都会在灯下等他。听到他的车响，厨房的炒勺也会紧跟着响起来。每天回到家，无论什么时候，贺龙见到的第一个肯定是我。
　　在工作上，我也想办法减少他的工作量。他每天收到很多文件，党中央的、国务院的、军委的，还有有关部委的等等。这些文化每天全部看完，需要大量时间，而贺龙还要开会和处理其他事情。我把秘书们组织起来阅读大量文件，要求他们将文件口语化。贺龙不喜欢听别人给他念文件，自己又看不过来，于是，每天珍他散步的空当，秘书就给他讲文件，讲得很生动。这样，他在散步的时候，既得到休息，又听了文件。
　　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中，贺龙担任的职务重，工作比较忙，他不可能对我和孩子给予更多的照顾。但是，他心里有我和孩子。他知道我喜欢吃醋溜白菜，尤其是里面那些经过油炸的小辣椒，酸中带辣，我特别喜欢。每次，吃这个菜的时候，他总是提前把这些小辣椒挑出来放到一边，对孩子们说：“这是你们妈妈爱吃的，一会儿给你们妈妈。”要是赶上我正好在场，他会直接把辣椒夹到我碗里：“哎，这个是你的。”
　　工作之余，我们在家里也搞些小活动，比一比谁做的棒子面粥更好吃。一人做一小锅，做好了，同时端到桌子上，孩子们来评判。往往是我赢得多，他输得多，我们挺高兴，孩子们也挺乐和。
　　一个直率一个含蓄
　　贺龙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内向，感情细腻，性格含蓄，就是对他有意见，也不直来直去。有一年，快到中秋节，他出差在外还没有回来，我就领着孩子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托人给他捎去。他拿到照片没明白我的意思。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我就问他：“你看这张照片照得怎么样？”
　　“挺好。哎呀，就走不了几天，还捎什么照片，这不就回来了吗？小资情调？”
　　“你没有发现照片有什么缺点吗？”
　　他拿着照片左看右看：“没什么毛病，表情都很好，焦点也没对虚，挺好。”
　　“不对，这张照片有缺点，你看这个日子，八月十五，缺谁了？”
　　这个时候，他才明白我这是在给他提意见。以后，他就比較注意，节假日尽量和我们在一起。
　　有时候，他回来要是碰上我不怎么说话，就怕自己是不是无意中又是哪儿惹我生气了。他就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哎，伙计，你怎么不说话呀？我是个军人出身，是个直来直去的炮筒子，有话你就说，你要是生我的气，就当面讲出来。我不琢磨这些事，我没那么多时间。要是你对有意见闷在心里，生气得病，死了怪可惜的。”
　　（摘自《忠贞：开国元勋的夫人们》